日本憲法 13 條明文，自由應該「在不違反公共福祉的情況下，給予最大的尊重」。這不但反映了個人主義的原則，更展示了日本憲法所保護的「幸福追求權」。 隨著近期日本法院的判決結果出爐，可以看到雨後的彩虹，漸漸綻開在日本的土地上。

2024 年 3 月 14 日，白色情人節。這天，日本的司法部門給了同性伴侶兩份大禮：東京地方法院第二次訴訟「違憲狀態」判決，以及札幌高等法院訴訟「違憲」判決。
同月 27 日，泰國眾議院亦以 400 對 10 的贊同多數票，通過民法婚姻相關修正案，將法律用語修改為中性的「個人」、「婚姻夥伴」，讓欲結婚的同性兩人，能夠享有與異性婚姻一樣的權利義務。
雨後的彩虹，漸漸綻開在亞洲的土地上。

日本憲法真的只開放異性婚嗎？
從日本憲法第 24 條第 1 項的文義出發，婚姻的成立只限定在「異性男女」兩人之間。
但是，日本憲法最初是在美國 GHQ（General Headquarters）指導之下所修訂的，目的是為了消除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因此參考制定憲法時的英文版草案，能有助我們理解其脈絡：
在 GHQ 草案中（註一），有關婚姻的條文措辭為「Marriage shall rest upon the indisputable legal and social equality of both sexes」，意味著：婚姻應建立在「法律和社會」無可爭議的兩性平等之上——其中「兩性（both sexes）」所修飾的措辭是「平等（equality）」，可見所謂「婚姻應建立於兩性」僅強調要符合「平等的精神」，並未排除同性婚姻的可能。
因此，無論是主流的學說或判決，都一致認為，同性婚姻相容於日本憲法。

婚姻從「一家之主說了算」到「同性伴侶宣誓制度」
回顧 1898 年（明治 31 年）施行的明治民法，確立了以「戶主」為中心的家制度。「戶主」是一家的家長，明治民法規定有關結婚締結的事項，其相關權限由戶主持有，因此，兩人在結婚之時，必須得到戶主的同意（明治民法第 750 條）。
在二戰之後，「家制度」在美國指導之下被廢除，婚姻被規定為僅需男女雙方同意即可成立（憲法第 24 條第 1 項），結婚的兩個人在形式上成為平等關係，並以個人尊嚴和男女平等為基礎，建立現代化的家庭結構。這是日本在婚姻的相關權利，向前邁進的一小步。
由於社會的倡議、外國思想的傳入，以及社會變遷等緣故，2015 年開始，東京都澀谷區和世田谷區首先以「地方自治」的權限，在議會中推動「同性伴侶宣誓制度」。截至 2024 年 3 月為止，目前已有至少有 397 個地方自治體響應，相繼實施了同性伴侶宣誓制度（註二）。

從最早的澀谷區、世田谷區的施行以來，已經經過了約 10 年的光陰。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制度的不斷催化之下，目前日本國民對於同性婚姻的認同度高達 74%，但立法部門與民意機關仍處於消極態度。然而，由於這一制度並未在法律上承認婚姻，因此同性伴侶幾乎無法享受到法律上的利益。

札幌法院開響違憲第一炮
最早針對同性婚姻遲不立法，而做出「違憲」判斷的札幌地方法院認為，婚姻的本質在於雙方具有共同生活的真誠意願，並追求永久的精神和肉體結合；性取向為「同性」的人們，與性取向不一致「異性」結婚的話，表面上雖符合婚姻的要件，但實質上並不符合婚姻的本質。
目前同性伴侶無法享受婚姻所帶來的法律利益，已違反了日本憲法第 14 條第 1 項的平等權，因為無論對同性伴侶還是異性伴侶而言，都應平等享有前述法律利益。但同時，札幌地方法院也指出，「對同性婚姻的認識」是近年才普及的，而且國會立即認識到此事並不容易，因此未認定立法者置之不理。
原告們不滿札幌地方法院的判決，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向札幌高等法院提出上訴，在 3 年後的 2024 年 3 月 14 日，札幌高等法院依照原判決的內容，做出相同的「違憲」判斷。

違憲狀態 vs. 違憲


日本同性婚姻憲法判決概況。資料來源／覃名遠 整理；表／換日線編輯部 製作

從上面的圖表來看，繼札幌地方法院判決之後，陸續有 6 個地方法院作出判決，其中的判斷相當分歧，包含了合憲（大阪）、違憲狀態（東京第一次、福岡、東京第二次）、違憲（札幌、名古屋）。

而「違憲狀態」和「違憲」又差在哪呢？簡單來說，前者是指「沒提供制度」是不對的，但「該怎麼提供」可以再說；後者則同時指責「現在沒有」提供「該有的內容」，都是不對的。
舉例來說，東京第一次判決認為，目前法律上不存在使同性伴侶成為家庭成員的法律制度，這是對同性伴侶們人格生存的不合理侵犯，已達到「違反憲法第 24 條第 2 項的狀態」；然而，同時也指出，要實現同性伴侶的法律利益，不僅僅限於現行的「民法」，其他例如同性婚姻法、伴侶關係制度等多種制度也都可以實現。由於創設婚姻制度的權限仍屬於「立法機關」，而實現同性婚姻的法律利益，有多樣的方法可以選擇，因此不能認定現行法律違憲。
而最近出爐的東京第二次判決亦採「違憲狀態」的判斷。東京第二次判決認為，能夠自由過著自己的性別認同所伴隨的生活，是根植於重要人格利益中、不可或缺的權利，並且指出目前沒有制度可以讓同性伴侶享有婚姻所帶來的法律利益。因此，目前同性婚姻等制度的不存在，達到危害同性伴侶們人格利益的限界，「已違反憲法第 24 條第 2 項的狀態」。

同時採「違憲狀態」判斷的福岡地方法院也認為，關於建立同性伴侶的法律利益問題，其內容應視情況而定，亦可能成為婚姻制度的替代。對於是否要設置與「婚姻」不同的制度，應該交由立法機關進行討論。因此，這仍屬於國會的裁量權範圍，並不違反憲法。
但，「無魚蝦也好」。這些判斷雖然無法直搗核心，至少做下「違憲狀態」的法院皆一致認為，現行法不存在保障同性伴侶的法律上利益的狀態，違反了憲法的核心價值。

支持同婚的核心思維：尊重個人自主
日本憲法 13 條明文，自由應該「在不違反公共福祉的情況下，給予最大的尊重」。這是基於維護集合的公眾利益之下，排除國家對個人領域的權力介入，以確保個人的自由意志和活動；換句話說，它可以理解為「個人自主性的尊重」。
這不但反映了個人主義的原則，更展示了日本憲法所保護的所有權利的核心理念──「幸福追求權」。

這也讓筆者認為，國家不應干涉同性伴侶的生活方式，且同性伴侶應該擁有決定自己幸福的權利。如果國家繼續採取被動的態度，不建立保護同性婚姻的法律制度，那將是對同性伴侶「個人自主性」的「不尊重」，和對人格的「不當干涉」。
再者，若法院依照「幸福追求權」承認同性婚姻的話，不但能顯示對「社會變遷」的應對態度，更凸顯了婚姻制度作為促進個人與日本社會協調的功能──而異性婚也是在這個背景下被承認的。
最後，我想引用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大法官所說的話來作結（註三）：「政治部門仍可能遺漏某些少數觀點及利益，卻是憲法特別要求應加以考量、保障者。此時若面對政治部門，憲法法院一概採取順從、消極的態度，反而可能背離了保障少數者權利的憲法職責。」
如果日本立法者能夠像台灣的大法官一樣，在判決裡反映社會中的多元價值，並隨著時代不斷演變，守護少數族群的基本人權，社會將更加寬容。讓我們期待，今後日本的司法會如何對同性婚姻的人權價值做出更積極的判斷。

註一：有關 GHQ 草案的內容，請參考日本國會圖書館網站介紹：国立国会図書館「GHQ 草案 1946 年 2 月 13 日 | 日本国憲法の誕生」（2024 年 3 月 19 日訪問）。
註二：日本同婚合法化倡議團體「所有人的結婚自由」網站中有詳細介紹，該團體同時是推動各法院訴訟的推手（2024 年 3 月 19 日訪問）。
註三：許宗力「大法官的司法積極主義如何形塑臺灣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司法周刊 1923 號（2018 年）33 頁。

原報導連結：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8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