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让笔者认为，国家不应干涉同性伴侣的生活方式，且同性伴侣应该拥有决定自己幸福的权利。如果国家继续采取被动的态度，不建立保护同性婚姻的法律制度，那将是对同性伴侣“个人自主性”的“不尊重”，和对人格的“不当干涉”。
再者，若法院依照“幸福追求权”承认同性婚姻的话，不但能显示对“社会变迁”的应对态度，更凸显了婚姻制度作为促进个人与日本社会协调的功能──而异性婚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承认的。
最后，我想引用司法院院长许宗力大法官所说的话来作结（注三）：“政治部门仍可能遗漏某些少数观点及利益，却是宪法特别要求应加以考量、保障者。此时若面对政治部门，宪法法院一概采取顺从、消极的态度，反而可能背离了保障少数者权利的宪法职责。”
如果日本立法者能够像台湾的大法官一样，在判决里反映社会中的多元价值，并随着时代不断演变，守护少数族群的基本人权，社会将更加宽容。让我们期待，今后日本的司法会如何对同性婚姻的人权价值做出更积极的判断。

注一：有关 GHQ 草案的内容，请参考日本国会图书馆网站介绍：国立国会図书馆“GHQ 草案 1946 年 2 月 13 日 | 日本国宪法の诞生”（2024 年 3 月 19 日访问）。
注二：日本同婚合法化倡议团体“所有人的结婚自由”网站中有详细介绍，该团体同时是推动各法院诉讼的推手（2024 年 3 月 19 日访问）。
注三：许宗力“大法官的司法积极主义如何形塑台湾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司法周刊 1923 号（2018 年）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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