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讓筆者認為，國家不應干涉同性伴侶的生活方式，且同性伴侶應該擁有決定自己幸福的權利。如果國家繼續採取被動的態度，不建立保護同性婚姻的法律制度，那將是對同性伴侶「個人自主性」的「不尊重」，和對人格的「不當干涉」。
再者，若法院依照「幸福追求權」承認同性婚姻的話，不但能顯示對「社會變遷」的應對態度，更凸顯了婚姻制度作為促進個人與日本社會協調的功能──而異性婚也是在這個背景下被承認的。
最後，我想引用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大法官所說的話來作結（註三）：「政治部門仍可能遺漏某些少數觀點及利益，卻是憲法特別要求應加以考量、保障者。此時若面對政治部門，憲法法院一概採取順從、消極的態度，反而可能背離了保障少數者權利的憲法職責。」
如果日本立法者能夠像台灣的大法官一樣，在判決裡反映社會中的多元價值，並隨着時代不斷演變，守護少數族群的基本人權，社會將更加寬容。讓我們期待，今後日本的司法會如何對同性婚姻的人權價值做出更積極的判斷。

註一：有關 GHQ 草案的內容，請參考日本國會圖書館網站介紹：國立國會図書館「GHQ 草案 1946 年 2 月 13 日 | 日本國憲法の誕生」（2024 年 3 月 19 日訪問）。
註二：日本同婚合法化倡議團體「所有人的結婚自由」網站中有詳細介紹，該團體同時是推動各法院訴訟的推手（2024 年 3 月 19 日訪問）。
註三：許宗力「大法官的司法積極主義如何形塑臺灣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司法周刊 1923 號（2018 年）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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