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幸「卷」進SKY聯盟，真的就能成就美好一生了嗎？這或許仍舊是屬於少數人的童話。
紀錄片《學習的背叛》中，私立高中畢業的學生會在校服上縫上高中的名字，與中學校友抱團撒歡。儘管學校每年都會組織特困生活動，但在特困生們看來，無異於把家境公之於眾，一位學生說，「感覺其他同學只是把心裡的那句『乞丐』消音了而已。」
就業的差距更大。從私立高中考到SKY的學生很早就開始建立校友網路，可以輕鬆擁有財團前輩們的手寫推薦信。「小鎮做題家」們呢？
畢業於韓國西江大學的滿吉，儘管學歷不錯，但上學時因為貧困，不得不花大量時間打工。比起有高級企業實習經歷的同學，他的簡歷毫無競爭力，最終，他也只能離開城市，回到老家。
更糟糕的是，近兩年的數據表明，即便是SKY的畢業生，進入大公司、國企和事業單位的比例也在降低。未來這個賽道的競爭只會更加激烈。

圖源：紀錄片《學習的背叛》

美國社會學家Richard Reeves曾在《夢想囤積者》中寫道，上層階級的父母千方百計地創造厚厚的「玻璃地板」，防止孩子跌落。然而，這層「玻璃地板」可能是下層孩子的「玻璃天花板」。
或許是看透了這一點，一部分年輕人選擇主動離開。
來自濟州島的南珠恩曾經也對首都圈無限嚮往，儘管沒考進SKY，還是去首爾讀了大學。不過，如今的她早已放棄了在首爾買房生子，主動選擇回家鄉開了一家書店。加上自己平時教授一點園藝和手工課，雖然掙不了大錢，但勝在自給自足、歲月靜好。
畢業於高麗大學的小K則一口氣跑到了加拿大，因為文科專業不太好找工作，她在加拿大端了好幾個月的盤子。但是她告訴外灘君，她感覺自己在加拿大終於能喘口氣，哪怕只能端盤子，也比在韓國內捲來得好。儘管端盤子的薪水不高，但也足夠她目前的一個人的生活所需，她英語水平也不錯，未來換工作也是寫在日程里的事。

跳出高考的精英
困在海外大學的學歷圈子
再說韓國的精英階層。2019年一項報告發現，儘管韓國各代人之間的收入流動性較低，但是在收入最高的10%範圍內，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收入存在非常強的相關性。
為了讓子女延續自己的社會地位，這部分精英也計劃深遠。比起韓國國內「卷」出來的文憑，海外知名大學的學位取而代之，成為了精英圈內的「通行證」。
原因之一，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韓國的大型企業和教育政策一直在塑造一種「全球精英」崇拜。
1994年，時任總統金泳三在向韓國公眾發表的新年致辭中說道：「我們不能忘記，每個公民都是國際競爭中的一員。我們必須獲勝。」 同年，三星在廣告中喊出口號：「歷史只會記得第一：全球第一流」。
從「知識社會」，到「G20一代」，再到「創意經濟」，儘管不同時期提出的建設口號並不相同，但主題始終未變——讓跨國精英引領韓國的發展。
《韓民族新聞》曾在韓國市值最高的30個公司中開展了調查，發現2001年時，132名執行董事中僅有26人擁有海外大學學位（19.7%）；到2021年底，已經達到了38.4%（86人中有33人）。
韓國政界也是如此。韓媒Newstapa發現，截至2022年5月中旬，現任總統尹錫悅確認或提名的17名部長中，有10人（58.5%）在海外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而他們的31位成年子女中，有12人（38.7%）正在海外大學就讀本科或研究生。

原因之二，則是韓國「學歷社會」的共識，讓精英們也不得不拿到光鮮的大學文憑，不管使用什麼方法。
韓國聖公會大學社會學教授Kim Dong-choon曾分析，韓國以考試為基礎的精英制度，不僅幾次考試（主要是大學入學考試和就業考試）就能決定人的終身地位，更讓海外大學學位給「全球精英」帶來了穩定、可觀的收入。
而且，韓國社會對精英也相當寬容。韓泰研究社2018年關於「韓國社會公平感」的調查顯示，66%的受訪者同意「根據個人能力和努力，在薪酬方面有更大的差異更好」。這裡所說的「能力」，就是通過學歷和職業來區分的。
所以，不知不覺，精英們也困在了一個圈子裡——以至於有人不惜賄賂、造假，也要讓孩子拿到offer。
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韓國法務部長官韓東勛的女兒Alex Han陷入入學舞弊醜聞。今年，有賬號披露Alex Han涉嫌抄襲論文和競賽作假等，請願要求MIT重新考慮她的入學資格。

韓媒的反應更早，去年年中，《韓民族新聞》就順著這條新聞，暗訪了首爾多家留學機構。他們發現了至少兩個突出問題：
01
造假現象盛行
一家線上課程的負責人透露，有的機構為了保證學生的平時成績，會幫忙寫作業，論文代筆也很常見。

「升學指導原本的職責是提供大學最新資訊，指導學生規劃學業和職業發展，結果現在本末倒置，朝著替學生做事的方向發展了。」
此外，資歷造假也屢見不鮮。這位負責人還展示了自己每月至少收到一次的郵件，郵件寫道，如果他們能推薦願意和藤校教授合作發表論文的學生（學生會被列為合著者），收件人將獲得利潤的20%作為傭金。「為什麼一個藤校教授會想和一個韓國高中生一起寫論文？這裡面顯然有貓膩。」
相比之下，那些被批評太商品化的體育運動、課外活動，比如擊劍、成立非營利組織等，至少學生有真實的參與和付出。

02
收費不透明
《韓民族新聞》暗訪時，某機構的僅僅每周的基礎諮詢就要收費550萬韓元（約4300美元）。加上參加比賽、SAT備考和個人文書等推薦項目，費用飆升至2000萬至3000萬韓元。
有機構人員透露，在韓國，留學諮詢費通常一年收費2000萬韓元，但如果父母捨得花錢，收費1億到2億的案例也不是沒有。很多韓國父母本身就深陷焦慮，抱著「留學就是非藤校不可，不然就不留學」的心態來的，機構也迎合了這種焦慮心理。
這種不健康的發展之下，韓國學生的留學之路也並不好走。在不少美國招生官眼中，韓國的升學指導/升學諮詢市場已經是「不正確」，甚至「危險」的。

從大學到工作
年輕人依舊沒能逃出「內卷」？
韓國政府對教育系統的沉痾並非無知無覺，甚至可以說還是在積極嘗試改革的。但效果總不令人滿意。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韓國補習支出一直大幅增長。要知道，2017年韓國還禁止晚上10點以後的補習，這都沒能阻止補習的潮流。
對於未來，韓國教育的一些研究者也持悲觀態度——每當高考制度發生變化，學生必須為變化的制度做好準備，聰明的補習教育市場就會利用學生的擔憂和焦慮，提供服務。
所以，補習問題的根源並不在高考制度本身，而是學生之間的競爭，去競爭頂尖大學稀有的入學名額，去競爭本就不多的社會資源。補習問題，背後是韓國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問題。

圖源：紀錄片《學習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