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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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今天选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佐赫兰·马姆达尼，年仅34岁。
这位市长的破坏力，堪比核弹，因为他宣称，他要“摧毁”纽约这座城市——他的核心观念是：他要摧毁以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主义制度。
他的竞选集会的口号是：“向富人征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呼喊这个口号时，你会不会有发抖的感觉。
马姆达尼是一名标准的共产主义者，请注意，他都不叫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的主张，是不能出现亿万富豪，是要将房产全部公有化然后由政府分配。
纽约曾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标杆性城市，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
这篇文章很长，要理解这一结果，必须从历史讲起。
1、理解纽约
要理解今天的纽约，理解这座城市何以走到了将自己的命运交托给一位公开宣称要废除其立身之本——资本主义制度——的市长的悬崖边缘，你必须先去一趟布朗克斯区的康考斯社区。
不要去看洋基体育场那座耗费了二十三亿美元的、闪闪发光的现代罗马斗兽场，而是要走进它阴影下的那些幸存于装饰艺术时代、如今却像饱经风霜的老人一样佝偻着身躯的公寓楼。
选一栋楼，任何一栋。
推开那扇吱吱作响的、曾经雕刻着精美花纹的玻璃大门。
你首先闻到的，是一种混合着陈年尘埃、潮湿的石膏、挥之不去的消毒水味以及某种集体性的、被压抑了太久的绝望的气息。
大厅里的大理石地砖早已裂开，露出下面黑色的黏合剂，像一道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那部需要手动拉开铁栅栏门的奥的斯电梯，它的“检查合格”证书上的日期，似乎永远停留在了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某个下午。
一位住在这里超过五十年的老妇人会告诉你，它上一次正常工作，还是在她的小儿子去越南之前。
她的公寓，一套拥有两间卧室、曾经可以俯瞰公园绿地的宽敞住所，如今是她坚守的堡垒，也是囚禁她的牢笼。
她每月支付的租金，是一个荒谬的、几乎是象征性的数字——三百七十五美元。
这个数字，被一项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如今已演变成一套神圣不可侵犯的官僚主义法典的法律体系所锁定。
这个数字，让她得以在这座日益昂贵的城市里，维持着一种体面的、摇摇欲坠的贫困。
然而，也正是这个数字，正在从内部，像一种缓慢生效的毒素，腐蚀着她脚下的地板、头顶的天花板，以及她所栖身的这座城市的灵魂。
因为她的房东，一个继承了这栋楼、如今住在新泽西郊区的小企业主，每年从她那里收到的四千五百美元，甚至不够支付这套公寓的房产税和市政供暖费用。
于是，他只能做出任何一个理性经济人都会做出的选择：放弃。
他放弃了维修漏水的管道，任其在墙壁内留下水渍的地图；他放弃了粉刷剥落的墙壁，任其像患了皮肤病一样斑驳；他放弃了更换吱吱作响的窗框，任冬天的寒风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幽灵，在房间里自由穿行。
他的行为，并非出于个人的邪恶或贪婪，而是服从于一个比任何道德谴责都更强大的力量——经济计算的铁律。
这栋楼，以及纽约市成千上万栋类似的楼宇，就是阿萨尔·林德贝克那句谶语的物理证明。
它们没有被B-52轰炸机夷为平地，却在和平年代，被一项名为“租金稳定法”的政策，缓慢地、一砖一瓦地拆解成了无法居住的废墟。
这场由政府主导的、长达八十年的“冷爆破”，其破坏力远超任何敌国的空军。
因为它摧毁的，不仅是建筑的物理结构，更是支撑一座城市繁荣与活力的、看不见的制度基础：私有产权、合同的神圣性，以及价格信号这个市场经济中唯一可靠的罗盘。
马姆达尼的当选，并非这场毁灭的开端，而是其漫长过程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高潮。
他不是病因，而是病症发展到晚期时，身体为了应对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产生的高烧与谵妄。
他承诺的那些激进疗法——建立“社会住房发展局”、将所有住房置于公共控制之下——无异于一个巫医，在看到自己开出的草药让病人病情加重后，宣布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进行一场彻底的驱魔仪式。
要理解这场集体性的精神错乱，我们必须回到那颗“缓慢的炸弹”最初被埋下的时刻，去追溯纽约是如何一步步地、以追求“公平”和“正义”为名，走上了这条自我毁灭的干预主义之路。
这颗炸弹的引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被点燃的。
1943年，联邦政府将纽约市纳入了全国性的战时价格管制体系，租金管制作为一项“临时性的紧急措施”被首次引入。
其公开的理由，是崇高而激动人心的：在一个国家需要团结一致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时刻，不能允许“贪婪的”房东利用战争造成的住房短缺来“牟取暴利”。
这是一个典型的、罗斯巴德在其对战争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反复指出的模式：战争，永远是国家权力急剧扩张的最佳借口。
在“国家紧急状态”的旗帜下，那些在和平时期会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粗暴侵犯的措施，都突然被赋予了爱国主义的神圣光环。
然而，战争总会结束，但以战争为名建立的官僚机构和干预措施，却会像藤蔓一样，死死地缠绕在国家这棵大树上，并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意志。
当1945年和平降临时，纽约的政客们发现，废除这项“临时性”的租金管制，在政治上是极其困难、甚至是自杀性的行为。
因为在这座城市里，租客的数量永远远远超过房东。
为一个数量庞大的选民群体提供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被压低的租金），而将其成本转嫁给一个数量稀少、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群体（房东），这种诱惑，对于任何一个民选官员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
于是，“临时性”的管制被一再延长，并最终在州和市的层面被永久化、法典化。
菲奥雷洛·拉瓜迪亚，那位深受爱戴的、以其炽热的民粹主义激情和“新政”式干预主义而闻名的“小花”市长，正是这场转变的关键人物。
他将纽约市政府的角色，从一个传统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警察、消防、环卫）的管理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旨在重塑城市经济和社会面貌的“社会工程师”。
他的口号是“一个更好的、更光明的、更公平的纽约”，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去纠正市场的“无形之手”所造成的“混乱”和“不公”。
拉瓜迪亚的遗产是复杂的，但在租金管制这个问题上，他的选择为纽约未来数十年的住房灾难，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他和他之后的历任市长——从罗伯特·瓦格纳到约翰·林赛——都将租金管制视为理所当然的政策工具，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管制的范围应该多广、执行的力度应该多严。
这场关于“如何更好地管理毒药剂量”的辩论，持续了半个世纪，却从未有人敢于去质疑毒药本身的毒性。
如果说租金管制是那颗缓慢引爆的炸弹，那么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更具权势、也更富远见的“社会工程师”，则在为这座城市设计一套更宏大、更具结构性的“自毁装置”。
他就是罗伯特·摩西，这位从未竞选过任何公职、却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权力统治着纽约城市规划的“权力掮客”。
摩西是中央计划者精神的完美化身。
他鄙视市场的混乱、民主程序的繁琐和个人产权的阻碍。
他坚信，只有像他这样拥有超凡远见和钢铁意志的天才，才能将纽约从一个拥挤、肮脏的、由无数短视的个体利益所驱动的有机体，改造为一个高效、有序、宏伟的现代机器。
他的工具，是推土机、是混凝土，更是他从州和联邦政府那里攫取来的、近乎无限的征用权和公共资金。
在他的蓝图上，纽约不再是一个由社区、邻里和街道构成的人类生活网络，而是一系列需要被连接起来的点和线。
于是，他修建了克罗斯-布朗克斯高速公路，像一位冷酷的外科医生，用一把巨大的手术刀，将布朗克斯这个繁荣的、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工人阶级社区，残忍地切成了两半，留下了一道长达七英里、至今仍在流血的、由混凝土和噪音构成的巨大伤疤。
成千上万的家庭被强制搬迁，成千上万的小企业被夷为平地，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社区，就此被判了死刑。
他修建了巨大的、由政府运营的公共住房项目，那些矗立在城市各处、面目雷同的砖石塔楼，如同一座座纪念碑，纪念着计划经济对人类精神的压制。
在这些项目中，居民们被剥夺了对自己住所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他们从独立的公民，变成了依赖于房屋管理局恩惠的、被动的国家佃户。
这些项目，本意是为了提供“体面的住房”，最终却大多沦为了滋生犯罪、贫困和绝望的垂直贫民窟。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经典论述中，已经从理论上预言了罗伯特·摩西式悲剧的必然性。
米塞斯指出，一个中央计划者，无论他多么聪明，都无法获得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所能传递的、关于资源稀缺性和消费者偏好的海量信息。
因此，他的所有计划，都只能是“在黑暗中的摸索”。
在自由市场中，如果一条私人修建的公路需要穿过一片居民区，公路公司必须通过出价，来购买每一块土地的所有权。
这个价格，就反映了土地所有者对其家园的估值。
如果收购成本过高，公司就会被迫选择其他更经济的路线。
这种基于价格的计算，确保了资源（土地）被用于其价值最高的用途。
而罗伯特·摩西，则拥有“征用权”这把万能钥匙。
他不需要说服任何人，他只需要宣布，为了“公共利益”，这片土地必须被征用。
而“公共利益”的定义者，就是他自己。
于是，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成本外部化，将他宏伟蓝图的代价，强加于那些无力反抗的、被他视为地图上障碍物的普通市民身上。
拉瓜迪亚的租金管制，与罗伯特·摩西的中央规划，如同一个钳子的两臂，从供需两个方面，共同扼杀了纽约市住房市场的生机。
前者，通过摧毁盈利预期，扼杀了私人资本投资于租赁住房（尤其是中低端租赁住房）的意愿；后者，则通过分区法规、建筑规范和官僚审批的层层壁垒，极大地抬高了新建住房的成本，并人为地限制了土地的有效利用。
于是，一个致命的悖论产生了：在这座拥有全世界最昂贵土地的城市里，建造新的、可负担的住房，成了一件经济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政府的干预，本意是想让住房变得“可负担”，其最终结果，却是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住房短缺和不可负担危机之一。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两颗“缓慢的炸弹”累积的破坏效应，终于以一场剧烈的、几乎致命的大爆炸的形式，将纽约推向了破产的边缘。
中产阶级和企业，为了逃离日益恶化的治安、衰败的基础设施和惩罚性的高税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逃往郊区。
城市的服务系统全面崩溃，地铁车厢上画满了涂鸦，中央公园成了抢劫犯的天堂，时代广场沦为色情和毒品的代名词。
福特总统拒绝提供联邦救助的那句著名的（尽管是被媒体杜撰的）标题——“福特告纽约：去死吧”（Ford to City: Drop Dead）——完美地捕捉了当时纽约在美国乃至世界眼中的形象：一个由管理不善的、挥霍无度的干预主义所杀死的、无可救药的失败之城。
纽约最终没有死去。
它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经历了一次痛苦而漫长的复苏。
这次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对拉瓜迪亚-摩西模式的（不情愿的、不彻底的）背离。
以朱利安尼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开始强调削减开支、降低犯罪率和改善商业环境。
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和全球化浪潮，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财富洪流。
纽约，似乎又一次证明了它那不可思议的韧性。
然而，这场复苏，只是一次表面的、治标不治本的缓解。
那两颗深埋在城市制度肌体内的炸弹——租金管制和中央计划的思维模式——从未被真正拆除。
它们的引信，只是被暂时地延长了。
住房的供给问题从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因为新涌入的财富而变得更加尖锐。
政府的规模和干预范围，在经历了短暂的收缩后，又在迈克尔·布隆伯格和比尔·白思豪的任期内，以“公共健康”和“应对不平等”为名，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
这个城市，从未真正地从那场濒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它从未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去质问那个将它推向深渊的干预主义哲学本身。
恰恰相反，当新一轮的危机——由这些未被解决的、潜伏的结构性问题所引发的危机——再次浮现时，纽约的政治、媒体和学术精英们，开出的是同一副药方，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将剂量加到了致死的水平。
马姆达尼，就是这个最终的、致命剂量的拟人化身。
他和他所代表的运动，审视着这座由数十年干预主义所造成的、伤痕累累的城市，审视着那些破败的公寓楼、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些令人窒息的贫富差距，然后得出了一个完全颠倒黑白的结论。
他们说：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失败！
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所谴责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是政府干预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他们没有看到，正是租金管制，而非市场，制造了住房危机。
他们没有看到，正是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政策，而非“企业贪婪”，加剧了贫富分化。
他们没有看到，正是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垄断和管制，导致了这些服务质量的下降和成本的飙升。
他们是那群纵火犯，在自己点燃的废墟前，大声地向围观的、惊恐的市民们疾呼，说这一切都是建筑材料的错，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将所有幸存的建筑都付之一炬，然后在瓦砾之上，建立一个由他们这些最智慧的纵火犯来设计的、绝对防火的天堂。
纽约，最终选择了相信他们。
这座城市，厌倦了那缓慢的、长达八十年的窒息，转而选择了一场干脆利落的、革命式的自焚。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的悲剧。
而要理解这座城市何以会做出如此非理性的、自杀式的选择，我们必须将视线，从城市的物理景观，转向其精神和思想的景观——转向那些塑造了纽约客心灵的大学、媒体和文化机构。
因为这场毁灭，在推土机开进华尔街之前，早已在课堂和编辑室里，完成了思想上的总动员。
2、知识分子
在哥伦比亚大学晨边高地校区那片由新古典主义建筑构成的、与世隔绝的学术飞地上，坐落着一尊引人注目的青铜雕像。
它不是某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也不是签署过重要法案的政治家，而是一位沉思的、几乎是自我折磨着的思想者——奥古斯特·罗丹的《思想者》。
学生们会在它的基座下阅读、交谈，或者只是静静地躺在草坪上，沐浴着稀有的、从曼哈顿楼宇缝隙中挤进来的阳光。
这座雕像，本意是象征着人类理性的力量和沉思的尊严。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却讽刺地见证了在这座象牙塔内部，一场针对理性本身的、漫长而成功的颠覆战争。
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是一群自称为“知识分子”的、罗斯巴德口中的“新教士”。
他们在这座以及纽约市所有其他的精英高等学府里——从纽约大学到新学院——建立起了一个思想上的托拉斯。
他们成功地将大学的角色，从一个传授知识、探寻真理的场所，转变为一个生产和灌输特定意识形态——即反资本主义、反西方、反个人主义的“批判理论”——的工厂。
佐赫兰·马姆达尼，这位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后殖民主义学者的儿子，正是这条思想流水线上生产出的、最精致、也最具杀伤力的产品之一。
他的当选，标志着这场始于校园的“文化长征”，终于抵达了其最终的目的地——现实政治权力的顶峰。
要理解纽约何以会拥抱一个承诺要摧毁其经济基础的市长，就必须理解这座城市的“思想软件”是如何被系统性地重写的。
因为在市民们走进投票站之前，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是非判断、他们对“公平”和“压迫”的定义，早已被一个由大学、媒体和艺术界组成的、强大的文化机器所塑造。
这个机器，日复一日地向他们传递着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信息：你生活中的所有不满和挫折，都不是你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一个邪恶的、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抽象“系统”的错。
而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支持那些承诺要砸烂这个系统的“革命者”。
这场思想的接管，并非一蹴而就的阴谋，而是一个缓慢的、有机的、几乎是不可阻挡的演化过程。
它的种子，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席卷西方世界的文化风暴中播下的。
当时，一群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影响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直接的街头革命失败后，采纳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战略。
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这样的发达民主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资产阶级”不仅仅通过国家暴力机器进行统治，更通过其对文化、教育和媒体的控制，建立了一套巧妙的“文化霸权”。
这套霸权，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统治者的价值观。
因此，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首先进行一场“阵地战”，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这些文化阵地，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转移。
于是，这些曾经在街头高喊革命口号的年轻激进分子，纷纷剪掉了长发，穿上西装，走进了他们曾经发誓要摧毁的体制内部。
他们进入了大学的研究生院，进入了基金会，进入了新闻编辑室，进入了博物馆。
他们开始了那场漫长的、穿越制度的“长征”。
哥伦比亚大学，正是这场长征的战略要地之一。
1968年，这里曾爆发过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之一。
学生们占领了校长办公室，抗议越南战争和学校在哈林区修建体育馆的计划。
这场运动，最终以警察的暴力清场而告终。
然而，失败的只是战术，而非战略。
许多当年的学生领袖，在几年后，就以博士和助理教授的身份，重返校园。
他们将斗争的舞台，从广场，转移到了课堂。
他们所带来的，是一套全新的学术语言和思想框架。
传统的历史、文学和政治学，被贴上了“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标签，遭到了解构和批判。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某某研究”——黑人研究、女性研究、酷儿研究、后殖民研究。
这些新的学科，其首要目的不是进行客观的学术探究，而是为特定的身份群体构建一套“受害者叙事”，并为针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政治动员，提供理论弹药。
爱德华·萨义德，这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巴勒斯坦裔的文学理论家，正是这场智识革命的旗手。
他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东方学》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论点：西方世界关于东方的所有知识，从学术研究到文学作品，本质上都不是客观的描述，而是一种服务于帝国主义统治的、充满偏见的“话语建构”。
这个理论，将知识与权力彻底捆绑在了一起，并为之后所有的“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模板：任何来自“压迫者”群体（白人、男性、西方人）的言说，都是可疑的、带有原罪的；而来自“被压迫者”群体的“生命体验”，则具有天然的、不可置疑的道德和认知上的优先权。
佐赫兰·马姆达尼的父亲，马哈茂德·马姆达尼，正是萨义德的同事和思想上的继承者。
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致力于将这套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框架，应用于对非洲历史和当代政治的分析。
可以想见，佐赫兰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样一种世界观。
在这个世界里，不存在普适的人性或客观的真理，只存在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话语斗争。
繁荣与贫困，不是个人努力和制度选择的结果，而是殖民与被殖民、中心与边缘之间结构性剥削关系的产物。
当这种思想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中传播、发酵，并最终成为整个精英教育体系的默认“操作系统”时，它所产生的后果是深远的。
它系统性地摧毁了年轻人对美国制度——无论是其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的信任。
它教会他们用一种充满猜忌和怨恨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成就。
它让他们相信，他们所继承的，不是一份值得珍惜和完善的自由遗产，而是一座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需要被彻底清算的罪恶建筑。
米塞斯曾对这种“反资本主义心态”背后的心理动机，进行过深刻的剖析。
他认为，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憎恨资本主义，是因为这个体系的评价标准——即服务于消费者的能力——让他们感到屈辱。
在市场上，一个畅销书作家的收入，可能远超一位研究康德的哲学教授。
这种基于大众偏好的财富分配，让那些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的价值被低估了。
米塞斯写道：“他们没有能力审视自己的缺点，于是便为自己的失败寻找一个替罪羊。
他们试图让自己相信，自己的失败是现行社会制度造成的。”
批判理论，为这种寻找替罪羊的心理需求，提供了一套极其精致和复杂的学术包装。
它让知识分子们可以将自己的失意，升华为一种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崇高事业。
他们反对的，不再仅仅是那个让他们感到边缘化的市场，而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父权制结构”。
而当这套思想与纽约市那由数十年干预主义所造成的、真实的社会弊病（住房短缺、公共服务衰败、贫富差距）相结合时，它就产生了一种爆炸性的化学反应。
对于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课堂里接受了这套理论熏陶的年轻人来说，当他走出校门，看到布朗克斯区那些破败的公寓楼时，他看到的，不会是租金管制的恶果，而只会是“资本主义”对“有色人种社区”进行“系统性剥削”的铁证。
当他看到华尔街的巨额奖金时，他看到的，不会是金融市场在风险定价和资本配置中的复杂作用（以及被央行扭曲后的结果），而只会是“贪婪的”银行家对“工人阶级”的无情掠夺。
他的思想，已经被预先格式化了。
他所看到的现实，都只是为其脑中早已存在的理论框架，提供新的注脚。
而佐赫兰·马姆达尼，正是这群被成功格式化了的“新教士”中的一员。
他比其他人更进一步，他不仅仅满足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批判的文章，或在非营利组织里组织抗议活动。
他要将这套理论，直接转化为现实的、能够生杀予夺的政治权力。
与象牙塔里的这场思想革命相呼应的，是纽约媒体景观的同步演变。
《纽约时报》，这份曾经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新闻业标杆的报纸，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觉醒”转型。
它逐渐放弃了传统的、以客观报道为追求的新闻准则，转而拥抱了一种“道德清晰度”的理念。
在这种新的理念下，记者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呈现事实，而是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去揭露“系统性的不公”，并为“被边缘化的声音”提供平台。
于是，报纸的版面上，充斥着关于“白人特权”、“微歧视”和“文化挪用”的冗长讨论。
经济版不再关注企业如何创造价值，而是热衷于报道“不平等”的最新数据，并几乎从不提及政府政策（如货币政策和管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对马姆达尼这样的人物，报纸的报道，往往带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同情的笔调。
他的激进政策，被描绘成对“长期存在的不公”的“大胆”回应；
他的个人故事，被包装成一个鼓舞人心的、少数族裔挑战建制派的“大卫与歌利亚”式的传奇。
而那些对他的政策提出严肃经济学批评的声音，则往往被边缘化，或被贴上“保守派”甚至“种族主义”的标签，从而被排除在“可接受的辩论范围”之外。
这种媒体环境，为马姆达尼的崛起，提供了一片极其肥沃的舆论土壤。
它系统性地放大了那些支持他的声音，而压制了那些反对他的声音。
它将一场关于纽约市未来的、极其严肃的经济和政治选择，简化成了一场关于身份和美德的道德戏剧。
在这场戏剧中，马姆达尼被塑造成了正义的化身，而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被塑造成了邪恶的、只顾自身利益的“压迫者”。
当一个城市的年轻人，在最精英的大学里，被教会了憎恨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当这个城市最主流的媒体，将这种憎恨，包装成一种无可置疑的道德真理，日复一日地向公众广播；当这个城市真实的、由政府干预主义所造成的种种弊病，又为这种虚假的叙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看似可信的“证据”时，我们就不应该对最终的结果感到惊讶了。
我们不应该惊讶于，在一次民意调查中，纽约市的民主党人，有66%对“社会主义”持积极看法，而只有42%对“资本主义”持积极看法。
这个数字，并非一夜之间出现的偶然现象，它是那场始于1968年的“体制内长征”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战果。
它标志着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的转移，已经接近完成。
佐赫兰·马姆达尼的胜利，正是这场胜利的加冕典礼。
他不是一个孤立的天才，也不是一个侥幸的投机者。
他是那个由大学和媒体共同打造的、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的、最完美的政治执行人。
他是一个观念的产物。
而正如米塞斯所坚信的，观念，尤其是错误的观念，拥有比任何军队或炸弹都更强大的、摧毁文明的力量。
那颗在1943年被埋下的、名为“租金管制”的物理炸弹，正在缓慢地摧毁着纽约的建筑。
而这颗在1968年被播下的、名为“批判理论”的思想炸弹，则已经成功地摧毁了这座城市的思想防线，为最终的、物理和制度上的全面崩塌，扫清了所有障碍。
3、组织
在一个理想的、如同高中公民课教科书中所描绘的民主共和国里，公民们会通过理性的辩论，权衡不同的政策选项，并最终选择那个最有可能促进普遍福祉的方案。
然而，纽约市在佐赫兰·马姆达尼的崛起过程中所展现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或帕累托政治社会学模型的场景。
在这个场景下，政治并非关于真理的探寻，而是关于权力的攫取；政策的采纳，并非基于其经济上的合理性，而是基于其为特定政治联盟创造和分配“租金”（即由政府强制力所产生的、非市场的经济利益）的能力。
马姆达尼和他所领导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正是这套“寻租政治”最精湛、也最无情的实践者。
他们成功地将纽约市——这个由无数个体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利益所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重新组织成了一个简化的、易于动员的二元对立结构。
在这个结构的一端，是他们精心构建的、由各种自认为是“受害者”的身份群体组成的“进步联盟”；而在另一端，则是那个被他们定义为共同敌人的、面目模糊的“压迫者”集团——富人、房东、企业主，以及所有不符合其意识形态纯洁性标准的“建制派”。
这场政治动员的最终目的，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其对国家本质的无情剖析中所揭示的，是为了实现一场大规模的、强制性的财富转移。
是用国家的暴力机器，从“压迫者”手中拿走资源，并将其重新分配给“被压迫者”（实际上是分配给那些声称代表“被压-迫者”的、作为政治中间人的“新教士”阶级）。
马姆达尼所提出的每一项政策，从“冻结租金”到“向富人征税”，从“全民托儿”到“市营杂货店”，其核心功能，都不是为了解决任何实际的经济问题，而是为了服务于这个巨大的、以再分配为目标的政治工程。
这个工程之所以能够在纽约取得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取得了霸权，更是因为它精准地利用并加剧了由数十年干预主义所造成的、真实的经济扭曲和和会裂痕。
马姆达尼的崛起，是一个典型的、米塞斯所描述的“干预主义螺旋”的终极阶段：每一次失败的政府干预，都没有导致人们对干预主义本身的怀疑，反而成了要求进行更深度、更全面干预的理由，直到最终，整个体系滑向了全面社会主义的深渊。
让我们来追溯这条通往深渊的、由一次次“善意的干预”所铺就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起点，是那个看似无害的、旨在“保护租客”的租金管制。
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分析的，这项政策，作为最初的、最核心的干预，制造了纽约市最持久、最痛苦的结构性问题——住房的永久性短缺和质量的持续性衰败。
然而，对于一个信奉干预主义的政治精英阶层来说，承认一项长达数十年的标志性政策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他们没有选择废除租金管制这剂“致病之毒”，而是围绕着它，开出了一系列试图缓解其副作用的、新的、更复杂的“解毒剂”。
而每一剂“解毒剂”，又都产生了新的、更严重的副作用，从而需要下一剂更猛烈的“解毒剂”。
为了应对因租金管制而导致的私人租赁住房供应的枯竭，市政府开始大规模地介入住房建设领域。
罗伯特·摩西的公共住房项目，正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然而，这些由官僚机构运营的、缺乏价格信号和利润约束的公有住房，很快就沦为了效率低下、管理不善的垂直贫民窟。
于是，为了“解决”公共住房的失败问题，市政府又发明了各种形式的、旨在激励私人开发商建造“经济适用房”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比如臭名昭著的421-a税收优惠计划。
这个计划，是罗斯巴德所描述的“三角干预”的完美范例。
政府实际上是在对全体纳税人征税，然后将这笔钱，以税收减免的形式，补贴给那些同意将其部分公寓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租给“中签者”的房地产开发商。
这个计划，为开发商、建筑工会和与市政厅关系密切的律师事务所，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稳定的“租金”来源。
但它对解决住房危机，几乎毫无助益。
恰恰相反，它进一步扭曲了市场，使得只有那些能够获得政府补贴的、大规模的开发项目才能生存，而那些小规模的、更具创新性的住房解决方案，则被挤出了市场。
它所建造的，是零星的、需要通过“摇号”这种中世纪式的方式来分配的“福利孤岛”，而其代价，则是整个城市普通住房成本的普遍性上涨。
接着，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城市衰败和中产阶级外逃，市政府在七八十年代开始寻求通过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计划来“复兴”城市。
这些计划，通常意味着动用征用权，将那些被租金管制所摧毁的、所谓的“衰败”社区（通常是少数族裔社区）夷为平地，然后将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卖给那些承诺要建造新的办公大楼、体育场或豪华公寓的、有政治背景的开发商。
时代广场的改造，正是这一模式的典范。
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针对穷人的战争。
它将干预主义政策（租金管制）所造成的恶果（社区衰败），当作了进行新一轮、更具破坏性的干预（强制征用和裙带资本主义式的重建）的理由。
当所有这些干预措施，都未能解决——反而加剧了——纽约市的住房和生活成本危机时，当这座城市变得对除了极富和极贫（能够获得补贴）之外的所有人都无法居住时，舞台就已经为佐赫兰·马姆达尼的登场，做好了最完美的准备。
他和他所代表的DSA，审视着这个由一代又一代干预主义者所共同制造出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然后向绝望的市民们，提出了那个终极的、也是唯一合乎这套错误逻辑的“最终解决方案”。
他们说：所有这些零敲碎打的、相互矛盾的干预措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还不够彻底，不够系统。
问题不在于干预本身，而在于我们仍然允许那个邪恶的、不负责任的“市场”在某些领域苟延残喘。
解决方案，不是后退，回到自由市场，而是前进，完成这场干预主义的革命，将所有残存的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换，都置于国家的、民主的、“人民的”控制之下。
于是，“冻结租金”被升级为建立“社会住房发展局”，目标是实现住房的全面公有化。
“经济适用房”的补贴，被升级为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人民杂货铺”。
对企业的税收优惠，被升级为对整个行业的惩罚性税收。
这正是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对干预主义最终命运的精准预言。
他指出，一个混合经济体，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处于永恒矛盾中的系统。
政府对市场的每一次干预，都会造成混乱和效率的损失。
此时，社会将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撤销这次干预，回归自由市场；要么进行更深入的干预，以“纠正”前一次干预所造成的恶果。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政治进程几乎总是会选择后者。
米塞斯写道：“因此，干预主义的道路，必然会导向一个与纯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样遥远、甚至更远的制度……它最终必然会导向一个全面的、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体系。”
马姆达尼的当选，标志着纽约市在这条不归路上，已经走到了接近终点的位置。
他不是一个偏离了纽约政治传统的异类，他恰恰是这个传统最忠实的、也是最极端的继承者。
他是从拉瓜迪亚到摩西，从林赛到白思豪，那条由一代代“社会工程师”们所铺就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终点。
在这条道路的尽头，等待着纽约的，会是什么？那将是一个彻底失去了其之所以成为纽约的所有特质的城市。
它将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可能性的地方。
因为在一个由国家分配一切的社会里，个人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其自身的才能、努力和企业家精神，而取决于其与权力中心的距离，以及其所属的那个政治部落的势力大小。
它将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的文化熔炉。
因为一个全能的、以推行特定意识-形态为己任的国家，必然会压制所有不符合其官方叙事的言论和艺术表达。
城市的文化景观，将变得单调、乏味，充满了政治宣传。
最重要的是，它将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城市。
因为自由的本质，就是免于他人强制的权利，而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将这种强制，系统化、普遍化，并将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在一个“一切皆政治”的城市里，将不存在任何可以远离国家注视的、纯粹的私人空间。
这并非危言耸听的未来幻想，这是二十世纪所有走上了这条道路的国家，都曾经历过的、血淋淋的现实。
从柏林到布拉格，从哈瓦那到加拉加斯，历史已经反复地、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证明了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理论的正确性。
然而，纽约，这座曾经以其精明、务实和对历史教训的深刻理解而自豪的城市，如今似乎患上了一种集体性的历史失忆症。
它正在满怀激情地，拥抱那个曾给世界带来无尽灾难的、失败的幽灵。
它正在庆祝一位市长的诞生，而这位市长的整个政治工程，如果得以完全实现，其最终的产物，将是一个没有人（包括他自己和他的支持者们）愿意生活在其中的纽约。
那颗在1943年被埋下的、名为“租金管制”的炸弹，在经过了八十年的缓慢引爆之后，终于触发了那场最终的、毁灭性的链式反应。
爆炸的声音，或许不是震耳欲聋的轰鸣，而是市政厅里签署一项又一项剥夺个人自由和财产的法令时，笔尖划过纸面的、那细微而致命的沙沙声。
毁灭，有时并非以戏剧性的方式降临。
它更像是一场缓慢的、几乎是无法察觉的熵增，直到有一天，人们在习以为常的麻木中醒来，发现那座曾经辉煌的城市，已经只剩下一具空洞的、被官僚主义的藤蔓所爬满的骨架。
而到那时，一切，都已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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