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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发表在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第48辑上的《献给“三线”的青春》中，曾这样忆述六、七十年代自己在陕西汽车制造厂
的工作经历：
我自己的冲压工种也是相对危险的。在沟儿里的九年，陕汽一直没有形成大批生产的能力，冲压工相对比较清闲，因此也没有出过太多的事故。倒是我在“北红汽”实习的那一年多，情况最为险恶。（答主批注：这里的“北红汽”是指当年的“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 冲压工是危险工种，按“文革”前的国家劳动法是不允许做“大夜班”的。在“北红汽”支左的军宣队却硬要工人们给党的“九大”献红心，要求12小时“对班倒”，造成冲压工段恶性事故频发，而且多出在清晨时刻。(答主批注：“九大”就是1969年4月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最惨的是一个在厂文艺宣传队吹笛子的工人，他和徒弟对面干，他取活儿，徒弟送活儿。早晨五点多，他见对面的徒弟困得一个劲地“点头”，就说：“咱俩换换吧。”结果他自己也困，一个迷糊，送料的手被落下的冲头齐齐切掉了八个指头。听送他上医院的人说，他在救护车上反复念叨的只有一句话：“我的笛子，我的笛子呵！”
有一次我下夜班，清晨骑车回家，骑着骑着竟睡着了，一跤摔在马路牙子上才醒过来。军宣队的心真是钢打的。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跟班、干活。也许，让他们自己干干，就不会这么使用工人了。
《老照片》的“合订本”——珍藏版中第48辑的封面(右)和第47辑的封底(左)。
1967年-1979年期间全国各地的各个企事业单位和生产队每年在春节时都是不放假的。——这是原载于《海南日报》的文章《坚硬的春节》中说的。
著名的时政杂志《半月谈》的官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 转载了那篇文章：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sz/hqkd/201121/58638.shtml(《半月谈》则是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一份杂志)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这两个段落的内容位于《半月谈》的官网上此文的网络版的第2页。
在当年我国实行公社制的那二十年里，我国农民没享有“双休日”或“单休日”的待遇也就罢了，更关键的是没享有在“农闲时节”——深冬季节休“农闲”，不出门到田野进行劳动的待遇。当年农民全年只有春节前后那几天被允许放几天工、放几天假，不出工，全年的其它时候每天都听着队长摇的“上工铃”的铃声上工，如果哪个社员哪天请“事假”、没出工，那么那天他就没有“工分”，年底统计他的工分时生产队就会剔除他请事假的那些天的工分。
而且到了深冬原本应该是“农闲”季节的时候，生产队的社员们要去帮自己队或别的队、别的公社、别的县“修水利”、挖河渠、挖河泥当肥料，或“改良土壤”、积肥。（帮别的公社、别的县修水利一般是以“会战”——农田会战、水利会战的形式进行）。在那个年代，农民除春节外的平时，唯一能休息的机会就是下大雨，生产队只有在下大雨的日子才不要求社员们出工、上工。所以当年很多农民天天就盼着哪天能下大雨，以便自己能休息一天！
此外，“人民公社
”体制下的农民一般早上6点来钟就要上工，有的地区则是要求农民每天早上5点多钟上工。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锦所著的书《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中，是这样讲述当年农民的辛劳情况的：
山东农田建设大会战暴露了许多政策问题，这正是长期以来农村形成的“一大、二公、三平、四统”问题。在平阴的一个夜晚，我遇到店子施工营的营长，他说从“大跃进
”开始，年年上河工，今天转这个县，明年转那个乡，把他们村拉的土方堆起来能连到北京城，可都是替人家干的。(楼主批注：平阴县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店子”代表的是平阴县的店子乡) 当官的都把工程集中在公路边，让上头看，可山里头的老百姓就没人问了。我还遇到指挥部推荐的一个“花木兰”，说是推迟婚期来工地的。可她就不让拍照，上面人劝她，她竟哭了。她并不是自己愿意来的，父亲上河工十八、九年，累得一身病，哥哥前年施工放炮时，被炸死了，家里还有弟弟正在上中学。可上面要求每家必须出一个人，否则就要扣口粮。她为上河工的事，推迟婚期已经两年了，那年已经25岁了。在农村25岁的姑娘还没嫁出去，很容易遭人家戳脊梁骨，一家人走出去面子都过不去。这个姑娘哭得很伤心，说话间竟扔下工具跑了。
……（中略）
……东平县很多队规定一天不出工就扣一天口粮，甚至有的到群众家强行支秤，逼得家家出工，给群众生活带来困难。(答主附注：东平县也是山东省的一个县) 一天我在罗山村，吃中饭时突然街上嚷起来。有一个妇女坐在街心里号啕大哭，说是猪把孩子的耳朵咬掉了。丈夫去参加县里组织的农田建设大会战，她也要出工。当时队里规定，每个月要保证出工25天（基本劳动日），不出工不仅不记工分，还要扣口粮。孩子小，家里又没人看，只好把孩子带到地里，放在地头上，上面用个筐盖着，挡太阳。那天天气太热了，孩子不能带到地里。只好把孩子拴在桌腿上。她去出工，可心里总惦记着孩子，哪还有心思在地里干活？等下了工回到家里一看。猪圈里饿急了的猪跑到屋里找东西吃，找不着就把孩子的耳朵咬掉了，鲜血淋淋的。说完她就哭开了，旁边有人说“你这两口子也是的，要工分不要孩子了”。这下子，妇女哭得更伤心了，诉苦道：“俺当家的年年会战，一分钱也没朝回拿过。俺下地也是没办法，一个工才6分钱，还买不上个鸡蛋，可不下地要扣口粮，没有吃的。俺队长是行坏，其实下地也是出工不出力，泡时间，能干多少活呀！”
这妇女边哭边说，鼻涕和泪水一起朝下流，使人听了心里发酸。
作者李锦，《中国企业报》总编辑、原新华社高级记者，从70年代末担任新华社记者开始的二十来年时间里(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就常年下乡进行实地采访、调查。
70年代时山东省东平县农民在冬季时修水利、“上河工”的场景。此图是《千軍万马搞会战，改天换地造良田(吴绪伦四十年前在东平县拍的照片)》一文中的一张图，吴绪纶是书法家、山东泰安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退休前还曾任泰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副编审。
这两个段落的内容位于《半月谈》的官网上此文的网络版的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