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物学者金载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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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西区党委两届领导集体共同打造，灌注了以时任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兼监委书记、党校校长以下无数文艺领域领导干部、演职人员，成为了广西一张名片的《刘三姐》，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广大华人、华侨地区广受欢迎，且具有相比于在国内更强的政治效应。广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关熔珍在期刊论文《“刘三姐”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形象研究》（以下简称“关文”）中，对此政治效应有如下总括性的表述：“刘三姐”在新加坡的传播接受过程中，激发了观众们“对坚强不屈、忍辱负重、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由此构建出文化同源、身份同构、理想同向的新加坡‘刘三姐’形象”。
关文中梳理了《刘三姐》在新加坡上映后，当地在不同时期对“刘三姐”形象的构建历程。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迈向自治的新加坡（1945—1963）： 坚强不屈的“刘三姐”形象
1960年，电影《刘三姐》在国内上映，引起广泛好评。当时负责领导广西文化工作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群众运动的胜利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创作和演出民间歌舞剧〈刘三姐〉的体会》（1960年7月26日第7版），对《刘三姐》的“卖点”有如下自夸之语：
以《刘三姐》编演活动为中心的群众文艺运动，是紧紧遵循着党的文艺方针开展起来的。各地党委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锐利的武器，战胜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胜利地解决了运动中的各个关键问题。
首先，坚持了“古为今用”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各地在创作过程中对于这些情况都反复地作了研究，发扬了传说中的精华，扬弃了其中的糟粕。并且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对传说进行了必要的发展，以更好地塑造人物性格，使阶级斗争的主线鲜明、突出，使刘三姐和群众血肉相关，坚决反抗地主阶级，以及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等等机智、勇敢、聪慧、乐观的性格得到集中的完整的表现。那种拘泥于民间传说的落后保守思想受到了批判，同时也防止了反历史主义的简单化的做法。
其次，坚持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解放思想，敢想敢做，大胆革新创造。在这个精神的鼓舞下，大量的民歌登上了舞台，这对塑造歌仙刘三姐的形象起了很大作用。有许多歌词是十分精彩的。比如讽刺地主时唱的：“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在讽刺秀才时唱的：“你讲唱歌我也会，你会腾云我会飞；黄蜂歇在乌龟背，你敢伸头我敢锥。”在描写爱情时唱的：“妹相思，妹有真心哥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冲不断是真丝。”“哥相思，哥有真心妹也知，十字街头卖莲藕，节节空心都是丝。”“连就连，我俩结交订百年，那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像这样一些经过劳动人民千锤百炼的民歌，是多么优美的文学语言！许多观众以至诗人看了都一致反映，不看演出，只看剧本中的歌词也是很大的艺术享受。
这位区党委书记强调，《刘三姐》在政治上十分站得住脚的同时，还在艺术上颇有成就。他或许想不到，该电影在刚刚和马来亚合并的新加坡上映时，还有另外一项成果——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新加坡华人感受到了一 种无根飘零的无奈，生存和发展如履薄冰，文化上更是处于一种自我否定的边缘空间”时，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文化认同。如关文所说：
电影《刘三姐》在新加坡播映，带来了 同样的黑头发、黄皮肤、熟悉的乡音，还有魂牵梦萦的山水。强烈的形象相似性让当地华人纷纷前来 观影，聚焦银幕上的刘三姐，一解乡愁的同时，更是深入思考自己未来文化身份根源的方向问题。主角刘三姐出身草根，无权无势，却聪明睿智，才能出众，不畏强权，不依附他人，不亢不卑，积极乐观，靠唱山歌赢得了爱情。电影充分演绎出了草根 阶层铁骨铮铮的气质，把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奋斗不屈、生而有志的民族文化精髓汇集在刘三姐的身上。这样的刘三姐形象让新加坡华人观众的代入感极强：他们跟祖辈或者是父辈漂流而来， 在新加坡落脚，无权无势，无根无基，只能靠自己拼搏，像刘三姐一样，活出自己的人生。
电影《刘三姐》让新加坡华人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银幕上听到歌声笑语、看到智慧、看到 祖国风光、看到乡里乡亲团结友爱和希望，感悟到 未来生活的方向。……
电影在新加坡上映的时候，1978年新加坡当地报纸《南洋商报》
6月14日的影讯是这样介绍 的：“刘三姐代表了不屈不挠的劳动人民之意志，她唱的每一首山歌，有真情有实意！有愤怒有控 诉！有泼辣有辩驳！有正义有勇敢！有讽刺更有趣味。”而这正是当时新加坡华人的心声。来自故土的《刘三姐》俨然成了一种表达对时局的无声 控诉、驳斥和讽刺的绝佳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寻回华人坚强不屈文化基因的无声集结令。可以说，《刘三姐》在新加坡的上映适逢其时。 因此，在当时的新加坡，电影所到之处，掌声雷鸣。“刘三姐”形象迅速生根发芽，与当地华人观众形成了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上的共通共融。《刘三姐》打破了当时美国畅销电影《乱世佳人》 在新加坡的卖座纪录，呈现一种独特的文化气息， 展现了华人在新加坡聚集的力量。虽然当时新加坡 主流媒体对《刘三姐》播放的报道不多，但是打破纪录的票房卖座率充分说明了华人对《刘三姐》文化的刚需。很多观众反复观影，甚至全家老少一起观影，场场爆满。可以说，银幕上的刘三姐为当时正处在面临新加坡自治邦努力与马来亚结盟构建马来西亚联邦之际，为即将面对异质族裔文化碰撞而深受文化身份困扰的新加坡华人指明了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方向，更充分展现了新加坡华人在飘零时局中的坚强不屈精神。
虽然关文有意回避了电影《刘三姐》从创作过程到主旨思想中的政治属性，但依然无法掩饰出此片在新加坡引起巨大反响时，同当地左翼思潮存在一定关联的事实。而这些带有政治倾向的要素，在下一阶段则体现得更为明显。
二、新马合并期的新加坡（1964—1965）：忍辱负重的“刘三姐”形象
正如那位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自夸”文章中所说，“《刘三姐》这个戏之所以受群众欢迎，就是因为刘三姐这个人物形象，是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的化身，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刘三姐在与地主莫怀仁（其名字在60年代影片上映时，曾为了“避讳”而一度改为“莫海仁”）的斗争过程中，体现出的不畏强权、敢于反抗等精神品质，是此片能够成为让群众喜爱的传世经典的重要原因。而这些精神品质在新加坡华人华侨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共振。关文说：
电影中的刘三姐对待生活，乐观积极，上山可打柴，下河可捉鱼，是生活小能手；对待乡里乡亲， 温柔以待，山歌传心，有礼有节；对待爱情，藤树相缠，生死与共；对待酸腐秀才，毫不胆怯，斗智 斗勇，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山歌对抗照本宣科，“瓷石不怕细玉”；对待敌人财主莫老爷有勇有谋，“你要杀人我会逃，你要斗智我奉陪”，甚至聪明地引 导地主进入自己的擅长领域里面对歌，才智碾压。 整个电影中不见血腥、不见直接的械斗，却又明明白白地向观众展现抗争的希望和胜利的可能。显然，对正在时局下艰难求生、忍辱负重的新加坡华人来说，电影《刘三姐》仿佛成了一剂解救苦难、指引方向的良方，能够缓解现实生活中对时局的焦虑。
然而，这样的忍辱负重并没有给新加坡带来应有的发展机遇。相反，1964年12月，马来西亚联 邦中央政府完全无视华人遭遇不公的社会现状，强行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原来的40%增 加到60%，几乎不给新加坡生路，甚至以此为借口，修改宪法，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的绝对优势将 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这对当时的新加坡华人而言，无疑是一个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至暗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 身份认同机会出现的绝佳时期。1965年8月9日，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在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之后， 宣布成为一个有主权、民主和独立的国家。可以说， 现实社会的“刘三姐”闯出了自己的命运之道。
令人感慨的是，在此短暂的阶段过后不久，《刘三姐》就在它诞生的八桂大地上被打入另册，此后更是因为那位直接领导了它的创作的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在政治风暴中的陨落，而被广西官方定性为“大毒草”，其内核是“反对暴力革命”的。而彼时，心向母国的新加坡华人华侨（即“新华”）正在亦步亦趋地跟随母国的政治运动，将新华文化朝着母国革命的方向发展。至于《刘三姐》，在星岛自然也是无人问津了。
三、立国至1990年的新加坡：追求美好生活的“刘三姐”形象
在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大国的政治旋风就刮到了南洋。在意识形态上和大国的指导思想仿若仇雠的新加坡资产阶级政权头目、“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记载，他当时估计新加坡的“革命派”，最高峰时可在全国30%左右的人口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即使是到了革命逐渐转向“安定团结”的70年代，也有15%左右。（这一数据或许还有缩水，1970年时可能还会更高）
直到1975年，母国的革命文化依然在新华群体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有研究论文称：到了70年代中期，新加坡还有“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抹茶大芭菲’成果的电影”。为此，“在李光耀的建议下，新加坡政府在60年代到70年代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这条禁令直到1976年才取消”。
然而，随着母国革命运动日薄西山，新加坡的形势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李光耀回忆：
在这样的条件下，已经在运动中被打成“毒草”的电影《刘三姐》，在母国将其恢复名誉，并再次出口境外放送之后，又重新在新华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关文对此描述道：
1978年，电影《刘三姐》再次在香港热播。当时的报纸连续发表评论，认为“《刘三姐》对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影市场，可能是一次‘变’的转折点”。果不其然，继香港之后，同年，新加坡再度推出该片，同时在10家影院上映，46天盛况不衰。这是新加坡立国之后的文化盛事，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新加坡的加龙、黄金、长江、璇宫等影院同时上映，观众热情高涨，全家出动去影院观看刘三姐唱山歌，传说甚至是盲人也到现场聆听。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再创历史之新高。新加坡“刘三姐”的迷客之一于思在1978年3月21日的《星洲日报》
上发表了《可爱的〈刘三姐〉来了》的文章，图文并茂地表达对刘三姐的喜爱之情。于思说：“《刘三姐》 这部影片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依我看，该是它的歌曲优美动听，歌词意义深刻含蓄，景色宜人，故事又新鲜，更主要的还在于它刻画了一个美丽生动的刘三姐形象。”在已经获得国家独立、正努力实现文化独立的新加坡人看来，这个时候的刘三姐，顺水而来，无依无靠，却又活得洒脱自然，不畏强权，不求依附，以优美动听的歌声做自己的身份名片，以与财主秀才斗智斗勇展示自己的风姿，以来去自如、不拘一格的态度张扬自己的生活哲学，这无一不契合新加坡华人寻求文化身份的坚韧和自立精神。同年5月10日，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对“综艺机构在黄金戏院映《刘三姐》招待报界”的新闻做了报道，高度赞扬了《刘三姐》的人美、歌靓和山水奇秀，充分表达了对《刘三姐》的百看不厌，热爱不已。这个时期的“刘三姐”形象无疑契合立国之后寻求文化创新的新加坡华人的需要，达到了融入认知的程度。
可以自主决定电影的放映和尽情地观影，让新加坡华人对《刘三姐》的喜爱从银幕蔓延到了现实生活。“刘三姐”的形象开始呈现多元表述模式，更加满足新加坡华人的文化需求。除了电影《刘三姐》，歌舞剧《刘三姐》以及刘三姐扮演者黄婉秋
所率领的广西民族歌舞团在新加坡也大受欢迎和热捧。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说，在新加坡演出时，观众的热情很高，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要签名的人。新加坡众多电视台、无线电台以及报纸媒体等，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联合早报》等纷纷报道。《刘三姐》电影所营造的“人美、歌甜、景丽”的形象已经深入新加坡华人之心，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一个华人骨子里的执着。
《刘三姐》中体现的劳动人民身上的阶级斗争精神，不再是吸引新华观众对其喜爱有加的主要因素，这也反映了星岛在六七十年代冷战浪潮中，国民心态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