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up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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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崩潰後治安惡化這個說法是對的，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治安惡化就是經濟差，治安變好就是經濟好」。
我們在分析社會問題的時候，一定要考慮現實世界的複雜性。
用一兩件惡性案件來證明社會變好或變差，這肯定是有問題的。最典型的例子，安倍刺殺案
發生在日本經濟復蘇的令和初期，如果這能夠以「案件發生要比社會惡化延後」來解釋的話，那麼極度反映人類惡意的綾瀨水泥藏屍案和案件，都發生在日本經濟的最頂點，也就是80年代。這些案件的矛盾積累恰恰是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70年代，這是完全說不通的。
即使不看個例，整體的社會治安情況也不一定能用經濟形勢來解釋。大家都應該聽說過日本學校不良少年和日本黑社會的惡名，而這兩者的巔峰都出現在日本經濟最好的昭和中後期，泡沫剛一破滅，日本不良少年就全都消失不見了，日本黑幫更搞笑，它們是在2000年代日本經濟跌入谷底後才開始崩潰的。這就是立法和社會文化本身對犯罪的影響。日本的不良少年問題與日本傳統教育的粗暴方式有關，左翼頻繁的暴力運動也塑造了一種暴力代表正義的文化。黑幫問題則與日本的司法改革有關，在昭和時期日本對黑幫放任自流，黑幫也從經濟增長中受益，而平成時期日本政府開始一步步絞殺黑幫，甚至日本政府在鼓勵民眾對黑幫進行「霸凌」，普通人加入黑幫的收益減少，導致黑幫逐漸萎縮和老齡化。
日本社會對這類現象早有討論，學者解釋了為什麼令和年代經濟好轉後民眾反而有了「犯罪は増えていて凶悪化している」這樣的錯誤印象。
為了更具體的講解，請大家看這張圖表。這是法務省公布的日本犯罪案件數年表，由日本警察廳製作。表中的豎線代表犯罪發生數，藍色是酒駕之類的非故意犯罪，黃色是盜竊，紫色則是標準的兇惡犯罪。實線則是立案率，虛線是立案量。這張表完美證明了「經濟惡化會導致犯罪率增加」，各種案件的高峰都發生在2001年日本經濟最低谷之後，也和2010年以後安倍改革讓日本經濟復蘇的說法完美對應。然而如果你仔細看這當中的數據，會發現情況非常奇怪。
可以看出，1995年日本經濟完全崩潰後（大致相當於某國2026年）社會治安明顯在惡化，無論是小偷小摸還是惡性刑事案都在增加。2000年左右是日本失業高峰，犯罪率也開始飆升。哪怕是檢舉率下降也兜不住，實際的立案數量與前些年持平，這意味着以前起訴的小案在00年代可能就放過了。
但是，2015年也就是安倍任上，犯罪率開始暴跌，而且是史無前例的暴跌。這當然有老齡化年輕人減少的影響，但也不可能達到這樣誇張的程度。如果經濟好犯罪率就低，難道2020年是日本有史以來經濟最好的的一年嗎？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日本走出泡沫崩潰的陰影，經濟恢複發展以外，還因為社會運行機制的變化。
絕大多數犯罪都是個體行為，這些行為絕大多數都是圖財，而現代經濟正在極具的數字化，盜竊和搶劫獲得金錢的可能性大幅減少了。由於銀行交易完全數字化，對個體的監控也越來越嚴格，即使你搶到了貴重品也沒有可靠的渠道出售。
再加上監控攝像和DNA監測這兩大科技與狠活的出現，現代犯罪已經非常不適合外行人進行，必須有完整的培訓，依靠大型組織，而大型組織又很容易被盯上。日本黑幫的衰落是一樣的原因，社會運行機制的變化使得他們難以生存。
同理，昭和時代的惡性案件比平成多，一方面是因為昭和社會法制不健全，另一方面是因為本身的社會觀念不同。比如昭和時代女權極度低下，那時候的日本人真的相信「女人被強姦了報警是不懂事」，性犯罪的數量要遠高於今日，而真正立案的按照現在標準都是惡性案件了。
昭和後期不良少年數量多，除了日本教育的粗糙方式和社會上崇拜暴力文化外，還因為經濟的高漲讓差生能夠很簡單的找到高薪工作洗白，實在不行也可以加入黑幫成為職業罪犯，學生本身更容易學壞。這些因素都是共同起作用的，實際情況還要更加複雜。
有了日本這個例子，我們就可以考慮更複雜的情況：假如有一個國家，在傳統犯罪手法盛行的年代經濟高速增長，而在傳統犯罪大幅減弱的年代經濟崩潰，那麼它的犯罪率可能反而會隨着經濟下行而下降。
但是這個社會反而變得更不安全了，因為過去牟利的暴力犯罪變成了單純以破壞社會為目的的報社案。日本在平成年代的惡性案件就有這種特徵，本來與犯罪無緣的人因為極端化開始犯罪。
我認為，日本失去20年中最危險的其實不是傳統犯罪和獨狼式的報社事件，而是奧姆真理教這樣的有組織報社案。奧姆真理教在昭和高速發展期起家，原本只是個騙錢的組織。但在經濟崩潰後，民眾對生活失去希望，極端化的人越來越多，奧姆真理教就成了危機的爆發點。從時間上推算，第二個奧姆真理教事件可能沒幾年就要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