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托洛斯基1911年發表在奧地利社民黨的理論刊物上的舊文。當時俄國社會革命黨及其前身民意黨一直採取個人恐怖主義來反對沙皇。）

我們的階級敵人習慣控訴我們的恐怖主義。然而，他們所指涉的意義卻不甚清楚。他們習慣於把任何有害資產階級利益的勞動人民行動都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罷工在他們的眼中就是主要的恐怖主義手段。罷工的威脅、組織罷工糾察隊、對使喚奴役工人的老闆所作的經濟扺制、杯葛勞動階級中的背叛者等等，這些行為都被他們稱為恐怖主義行動。如果所有驚懾、傷害敵人的行動都被理解為恐怖主義，那麼所有階級鬥爭行動都不過是恐怖主義了。還有一個問題是，布爾喬亞統治菁英是否有資格出於義憤來譴責普羅大眾的暴力行動，尤其當他們整部的國家機器——法律、警察與軍隊是用於資本主義暴力統治的鎮壓之用時。
　　但是，必須注意到的是，當他們斥責我們使用恐怖主義時，他們也想使（有時並非出於自覺）「恐怖主義」的字義定得比較狹窄以及較為直接。在這種狹義解釋下的恐怖主義，工人破壞機器也屬於恐怖行動之一。殺害僱主、威脅對工廠放火、威脅殺死廠主、謀殺或是用手槍對抗政府人員等等，這些都屬於真實意義下的恐怖行動。不過，任何對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有真正認識的人應該知道，這種恐怖主義不但為社會民主主義反對，而且是同它水火不容的。
　　為什麼？
　　藉罷工達到的「恐怖主義」，或是實際領導一場罷工，是工廠工人才作得到的。罷工的重要社會意涵是奠基於以下二點：一是罷工所影響到的企業或工業部門的規模，二是工人組織與紀律的程度，以及實際行動的準備。這對一場政治性的或是經濟性的罷工都同樣地確實。罷工此一手段之繼續成為鬥爭手段，是源自無產階級在現代社會生產中所起的作用。

貶低群眾角色
　　為了能持續地發展，資本主義制度需要議會這個上層結構。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不能夠永久地將普羅大眾隔離在政治貧民窟，它遲早必須開放給工人參與議會政治。普羅大眾的群眾性以及他們政治上的水平——這些都被其社會角色，以及最主要的，生產角色所決定——遂在選舉中表達出來。
　　如同罷工一般，在選舉此一鬥爭的手段目標和結果上，普羅大眾的社會角色和階級力量是根本所在。只有工人可以領導罷工。被工廠擠掉生計的工匠、用水被工廠污染的農民，或是四處掠奪的流氓無產階級都可以搗毀機器、燒了工廠或謀殺廠主。只有具有階級意識與經過組織化的工人階級有能力送出強有力的代表到議會中為工人爭取利益。然而，若目的只在於謀殺重要的官員，你就不需要組織化的群眾來作你的後盾。
　　炸藥製作方法對任何人而言都很容易得手，手槍也是處處可得。但社會民主主義所進行的是社會鬥爭，其手段與方式必須根源於當前的社會秩序的性質；而在恐怖主義那裡，純粹是了無新意的機械反應——在中國就如同在法國一樣——行動外觀十分駭人（如謀殺或是爆炸等等）但是對社會制度的運作卻毫無損害。
　　即使只是一般規模的罷工，也會產生一些社會性的結果。例如增強工人自信、壯大工會力量，偶爾也可能會改進生產技術。然而，去謀殺工廠老闆所達到的效果不過具有警察性質，或者是更換工廠老闆這種毫無社會重要性的結果。恐怖行動——即使是場「成功的」行動——是否足以讓統治階級陷入混亂之中，需要依靠當時具體的政治環境。但在任何狀況下，這種混亂都只會是短暫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並不是建立在政府部門之上，因此也無法靠摧毀它們來達到消滅資本主義國家的目的。統治階級永遠可以找到新的人來填埔空缺，國家機器也會保持完整而持續運作下去。
　　但是由恐怖行動所製造出的混亂，對普羅大眾的危害是甚於統治階級許多的。如果大家配槍自我武裝就能夠達到目標，那為何還要致力於階級鬥爭？如果少量的火藥和鉛就足以射殺敵人，那為何還要作階級組織？如果用炸藥的巨鳴就可以恐嚇到顯要人士，那為何還要組織政黨？如果單槍匹馬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瞄準議會中的部長席位，那我們為何還需要議會、群眾的討論與選舉呢？
　　個人的恐怖主義之所以不為我們接受，乃是因為這種作法不但貶低了群眾的重要性，加強他們的無力感，並要群眾把希望放在一位可以代替群眾力量的偉大復仇者、解放者身上。無政府主義的預言家大可高彈甚麼「以行動來宣傳」的論調，力主恐怖行動對群眾能產生提升及利剌激作用。理論上的考慮與政治經驗證明了相反的結論。當恐怖行動的「成效愈著、影響力愈大」時，他們也就更嚴重地削弱群眾對自我組織與自我教育的興趣。但是，當混亂的煙幕消逝、恐慌不再時，繼位的部長接班人出現、生活再度回到常軌，資本主義的剝削巨輪運作如常；警察暴力更加強大與殘暴。明亮的希望與興奮之後最終卻只是幻滅與冷漠。
　　撲滅罷工以及工人運動的嘗試總是以失敗告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需要的是主動積極、富機動性以及智慧的群眾；
　　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長久地束縛住群眾的手腳。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宣傳每每表示，國家不論是在物質毀滅或是技術壓迫上總是比恐怖主義組織來得強大許多。
　　如果真是如此，革命的地位是什麼？
　　是否因為這些事情，革命就不可能了呢？完全不是這樣。革命並非是簡單的機械手段的集合。革命只有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才會產生，並且只有在身為普羅大眾的社會任務時才會取得成功。群眾的政治性罷工、武裝暴動和奪取政權——這些是否成功均取決於生產的發達程度、階級力量的團結狀況、普羅大眾的社會力量，以及軍隊的社會組成成份，因為武裝力量在革命時刻決定了政權的命運。
　　社會民主主義由於能掌握現實，因此不會避開從既存的歷史條件中發展出來的革命；相反只會睜大眼晴迎接革命。不過社會民主主義反對一切以人工辦法強行推進社會發展的手段與方法，以及使用化學物來代替普羅大眾革命力量的不當作法。這一點是同無政府主義相反的，而且是直接同他們鬥爭的。
　　在恐怖主義未提升到成為政治鬥爭的手段前，它最初是一種個人式的報復行為。它首先在沙俄出現，因為沙俄是一個典型的恐怖主義之地。對政治犯的施虐迫使維拉．查蘇李奇用暗殺特列波夫將軍的方式來表達憤怒。她的例子被缺乏群眾基礎的革命知識分子所模仿。這起初未經考慮的報復行動，在1879到1881年之間發展成為完整的制度。西歐或是北美的無政府主義者會，總是在政府犯下處決罷工者或政治犯等暴行之後爆發出刺殺等報復行為。恐怖主義最重要的心理根源總是來自復仇的情緒的發泄。
　　花費筆墨去說明社會民主主義和那些廉價的道德家並無共通點，並無必要，因為那些道德家總是裝模作樣地發出嚴正聲明來響應恐怖主義，同時對人類生命的絕對價值作出鄭重宣告。這同一批人在其它場合，就會打著其它純粹價值的旗號，例如國家的榮譽或是皇上的赫赫聲威，來將成千上萬的人民推入地獄般的戰爭之中。今天，他們的國家英雄就是那些宣布私有財產神聖地位的部長；在明天，當失業的工人用絕望的雙手緊握尖鋤、武器時，他們又會開始胡言亂語，說一切的暴力都不足取。
　　無論那些宦官或是偽善者怎麼說，復仇情緒本身是正義的。復仇情緒增強勞動人民的道義力量，因為這讓勞動人民不致於對這個本可美好一些的世界，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社會民主主義的任務，不是要去澆熄普羅大眾那未被滿足的復仇情緒，相反地，應該是要一再地激勵、增強與引導群眾對於真正不正義的義憤。
　　如果我們反對恐怖行動，那是因為個人的復仇行動並不能滿足我們的目的。在資本主義制度里，我們所要與之決一雌雄的對手實在太強大了，不可能把它的幾個部長當作是它的真身。我們要學懂去把一切違逆人道的罪行，包括把人類的身心臣服於種種屈辱，看成為現存的社會制度的扭曲的結果及其表現形式，以便我們把所有精力都導向反對這種制度的集體鬥爭；這才是我們那烘烘復仇烈火應該漫延的方向，只有這樣它才能獲得最高道德上的滿足。

個人恐怖主義的破產

　　（本文寫於1909年。當時俄國社會革命黨的戰鬥部的領袖阿瑟夫(Yevno Azef)，被揭露原來是沙俄秘密警察。他甚至曾負責謀殺僱用他的那個部門的部長。本文是從這個案件來開始討論個人恐怖主義的。）

　　整整一個月，俄國與全世界每個有能力閱讀與反思的人們都將注意力集中在阿瑟夫。他的「案例」經由報紙，與市議會裡要求質詢阿瑟夫的辯論記錄，而為人所知。
　　現在阿瑟夫有時間能夠退身到幕後去了。他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的頻率愈見稀少。然而，在阿瑟夫真正地為歷史洪流所淹埋之前，我們有必要為一些主要的政治教訓作出總結：不就阿瑟夫的陰謀本身而論，而是以恐怖主義整體以及國家中主要政黨對它的態度來作討論。個人恐怖主義成為一種政治革命的手段實是俄國的「民族」貢獻。
　　當然，刺殺暴君的歷史就如同暴君本身存在的歷史一般久遠，而每個世紀對於那把象徵解放的匕首也譜出了無數紀念的聖歌。
　　系統性的恐怖行動任務旨在消滅一個又一個的總督、部長以及君主。這也是1880年以來「人民意志」成員所制訂的實行恐怖的綱領。為使自身能按照絕對君主主義者的官僚科層制度作出調整，這種恐怖主義也製造了自身的革命官僚，而這也是俄國知識分子獨特創造力的產物。
　　當然，個中必有個根深蒂固的原因。我們可以在俄國專制主義的性質及俄國知識分子的性質去尋找。在使用機械手段摧毀絕對君主專政此一主意能夠流行起來之前，國家的機關必須被視為一種純粹外來的強制機關，且在社會組織中並無紮下根柢。而這恰恰是革命知識分子眼中的俄國君主制。

俄國恐怖主義的歷史基礎
Historical Basis of Russian Terrorism
　　這個幻影具有它自己的歷史基礎。沙皇專政是在文化先進的西方國家的壓力下形成的。為了保有自身的競爭力，專制政權極力榨乾普羅大眾，而藉此也切斷最享特權的階級的經濟基礎。因此，這些階級不能把自己提升到西方特權階級所已達到的政治地位。
　　除此之外，在十九世紀還有歐洲股票交易所的巨大壓力。沙皇所貸款項愈多，俄國獨裁政權就愈少依賴國內的經濟關係。
　　由於歐洲資金之助，獨裁政權可以用歐洲軍事技術武裝起來，並且發展成高踞於所有社會階級之上的自足組織（自然是在相對意義上的自足）。
　　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會產生用炸藥來粉碎外來上層結構的想法。
　　知識分子是在西方直接而立即的壓力下發展；
　　就如同他們的敵人（即國家）一樣，他們也大大超前於國家經濟水平。只是國家是在技術上超前，而知識分子則在意識型態上超前。
　　然而在歐洲其它古老的布爾喬亞社會裡，革命思想的發展多少與廣泛的革命勢力的發展齊頭並進。而沙俄的知識分子，卻在國家經濟發展能產生他們賴以得到支持的認真的革命階級之前，已經因為得以接觸西方的現成的文化與政治思想，而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

為歷史淘汰
Outdated by History
　　在這些情況下，除了藉由硝化甘油的爆發性力量來增強知識分子的革命熱情之外，他們再看不到別的出路。民意黨的經典的恐怖主義由是而生。
　　大體而言，後繼的社會革命黨人也是下述歷史因素的產物：一方面是自足的沙俄的國家獨裁政體，另一方面則是自足的沙俄知識分子。
　　但是，二十年的經過並非沒有帶來影響，在第二波恐怖主義者出現之時，他們卻不過是不肖門徒，面上打上「為歷史淘汰」的標記。
　　1880與1890時的資本主義「狂飆運動」時代製造並強固了更廣大的工業無產階級，持續地摧毀鄉村的孤立的經濟體制，並逐漸地將其與工廠和城市緊密的連結。
　　在民意黨人身後，革命階級真的並不存在。而後來的社會革命黨人呢，卻是閉眼不見革命的無產階級，或至少是沒能衡量革命無產階級的全部的歷史意義。
　　當然，任何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從社會革命黨的文獻中找出成堆的引文，用以表述他們並非以恐怖行動代替群眾鬥爭，而是與其同心協力。不過，這些引文所能證明的是，這些恐怖主義的理論家的鬥爭對象竟然就是群眾鬥爭的理論家，即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這並不會改變事實。就恐怖行動的本質而言，它需要集中的能量來成就那「偉大時刻」，即高估個人式英雄主義的重要性，這樣的一種「神奇」密謀即使不是在邏輯上，也會在心理上變為完全拒斥在群眾中進行鼓動與組織工作。
　　對恐怖主義者而言，整個政治領域中只存在兩個重點：政府與恐怖主義者的「戰鬥部」。「政府準備與所有其它黨派和解」，當Gershuni（社會革命黨戰鬥部的創立者）面臨死刑時，他寫信給他的同志，「以便他們能傾全力粉碎社會革命黨」。
　　Kalayev（另一位社會革命黨的恐怖主義者）在類似時刻也寫道，「我堅信，由這個戰鬥組織所領導的這一代人將會推翻獨裁政體」。
　　每件在恐怖主義框架之外的事情都只是鬥爭的背景而已；頂多也不過是輔助手段。在炸藥爆破的炫目閃光中，政黨的輪廓與階級鬥爭的分隔線消失無蹤。
　　而我們聽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者與最專業的恐怖主義者Gershuni的聲音，這樣力勸他的同伴要：「不僅要避免與革命份子的的陣營發生分裂，整體而言甚至要避免所有反對黨派的分裂」。

恐怖主義的邏輯
The Logic of Terrorism
　　「恐怖主義不是要取代群眾，反之，而是要與他們團結在一起。」然而，恐怖主義是過於「絕對」的鬥爭型式，因而無法忍受在黨內只居於有限而附屬的地位。
　　恐怖主義肇始於革命階級的缺席，隨後又因革命群眾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義僅能利用群眾的脆弱與無組織來維持自己，於是就有必要貶低群眾的鬥爭成果，又誇大群眾的失敗。
　　「他們認為，鑒於現代武器的性質，讓普羅大眾使用草耙、棍棒——這些過時的武器——去搗毀現代化的巴斯底監獄是不可能的。」為Kalayev辯護的律師Zhdanov這樣說。
　　「一月九日之後（血腥星期日的大屠殺，它標誌了1905年革命的開頭），他們把一切看在眼內，於是他們使用手槍與與炸藥來響應機關槍和高速來複槍；這即是二十世紀的街壘。」
　　個別英雄的手搶取代了群眾的草耙與棍棒；炸彈代替了街壘——這是恐怖主義最真實的公式。
　　不論恐怖被那些黨的「綜合」理論家給貶低到什麼樣次等的角色，事實上它總是佔據了榮譽中的特別位置。雖然在正式的黨的科層制度中是把戰鬥組織置於中央委員會之下，但它不可避免地會躍居中央委員會、黨及其一切工作之上——直到殘酷的命運將其置於警察部門之下。
　　正因如此，所以當戰鬥組織因警察陰謀而導致失敗時，亦不免意味社會革命黨的政治失敗。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1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