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跨境镇压手段以威胁在华亲属为主

（人权观察报告）

（东京）－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试图威吓由中国移居日本后参加批评中国政府活动的人士。

中国政府骚扰来自中国——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人士及其国内家属，似乎意在吓阻离散社群成员抗议中国政府或参与所谓政治敏感活动。中国当局还物色离散社群成员为其提供其他在日人士资讯。

“中国当局似乎肆无忌惮，极力防止由中国移居日本人士发声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侵害，”人权观察亚洲区研究专员笠井哲平说。“日本政府应向中国政府表明，绝不容忍中国跨境镇压的长臂伸入日本。”

在2024年6月至8月之间，人权观察访谈了25名由香港及中国大陆——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移居日本人士。他们都曾参与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反华或威胁一党专政的和平活动，例如举办公开活动控诉新疆危害人类罪行、宣扬西藏文化或成立读书会讨论内蒙古倡导人士的著作。

受访者大多表示，曾有中国警方人员联系他们本人或在华家属，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在日本的活动。其中数名受访者出示了微信聊天、视讯通话纪录和监视器录像以佐证他们的说法。

一名受访者表示，自从2024年接到中国当局的一通电话之后，他们就不再参加任何线下或线上的政治敏感活动。另一人原本同意受访，后因担忧中国当局报复而决定拒访。

数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表示，中国当局透过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和他们取得联络。之后警察直接用微信（WeChat）打电话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在日本批评中国政府，或者要求他们提供日本维吾尔社区的资料，包括日本维吾尔协会成员的资料。

来自内蒙古、参与倡导语言权利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和平自决的数名受访者表示，中国当局通常透过他们的国内家属联系他们。

来自西藏、在日本倡导西藏文化的一名受访者说，当他们到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办理护照换发时，使馆官员告诉他们必须回西藏去办。来自台湾、曾在第三国参与香港民主运动的一名受访者说，中国大使馆多次发函邀请他们“取回重要文件”。这两名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因为担心可能被拘捕或面临惩罚而拒绝了中国使馆的建议。

中国当局侵犯返国国民的权利。2023年，香港警方任意拘捕一名从日本返回香港的23岁香港女性，理由是她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在网上发文支持民主运动。

多名受访者表示，他们并未向日本警方求助，因为他们不认为日本当局能提供任何补救，或者害怕报复或使国内家人的处境恶化。

人权观察致函中国驻日大使馆分享研究结果并征询意见，但对方迄未答复。日本外务省拒绝置评；警察厅未就人权观察去函查询警方如何应对中国在日本镇压措施给予答复。

近年来，日本政府逐渐对中国政府的人权侵害直言不讳，包括向中国官员提出相关议题，以及在国会通过决议关注相关案件。

“跨境镇压”一词日益被用来指称国家行为者在国界以外压制或噤声异议人士的举措。移居海外的国民或前国民、离散社区成员以及流亡人士为其主要对象。

人权观察表示，日本政府应正视中国政府镇压海外中国国民所造成的威胁，并就此为居住日本人士设立投诉机制，以协助保护海外中国国民的基本权利。

前述投诉机制应适当保护个人隐私，便利就涉及违反日本法律的案件展开刑事侦办，并保障向当局作出可信投诉的人免遭驱逐或引渡。面临这种压力的人，应被告知他们有权申请庇护或其他形式的保护。

日本政府应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监视和威胁日本居民。6月26日，日本和遍及全球各区域的54个国家一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跨境镇压发出谴责，并承诺追究加害者责任。日本也应与其他国家及联合国机构协调，保护濒于危险人士。

“日本应检讨相关政策，建立支持机制以帮助面临中国政府骚扰人士，”笠井说。“日本应尽速建立全国制度，调查跨国镇压案件，同时适当保障个人隐私。”

受访者陈述摘录

为保护受访者，以下姓名、日期和个人资讯均予保留。

施压在华亲属

A.B.来自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地区，当地主要使用蒙古语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占全区人口百分之17。A.B.于2018年到日本工作，并表示自己曾在日本参加和平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在各级学校以汉语教学取代蒙语的政策。

针对语言议题，我感觉如果我自己都默不作声，我们〔最终〕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我开始发表自己反对中国政府、反对北京的意见。⋯⋯起初，我没有露出自己的名字和面貌，总是戴着面罩。我的〔亲人〕很担心我。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我没有能力想那么远。⋯⋯后来我终于〔在日本〕找到工作，这时我才改用实名公开露面。

身分公开后，A.B.说有内蒙古当地公安局（即中国警察机关）的官员拜访他的亲属，这些亲属并未参与政治活动。A.B.提供并经人权观察核实的两段摄于内蒙古的家用监视器录影，日期标示为2022年同日，显示一辆装有警笛并标示“公安局”字样的汽车驶近其亲人住家。三名男子（其中一人看似身着当地公安制服）进入A.B.亲人家中。几分钟后，看到这三名男子把A.B.的亲人们从家中带走。

那些警察跟我的〔亲人们〕说，他们想问几个与一些照片有关的问题，但他们不能在那里给他看〔照片〕，所以他们要求我的〔亲人们〕到附近的公安局走一趟。他们给我的〔亲人们〕看一个〔在日本的〕内蒙古团体发布到网络上的一些照片，说里面有拍到我。我的〔亲人们〕便说照片可能造假。

随后，A.B.说，当地公安局叫他的亲人们签署一份文件，声明A.B.以后不会再参加日本的任何抗议活动，但他们拒绝签字：

当时，我的〔亲人们〕只是向〔有关当局〕表示他们不认得汉字。⋯⋯〔我的亲人们〕当时告诉我，这些文件可能对我不利，因为我经常参加抗议。⋯⋯他们多多少少知道这份文件在说什么。

A.B.说，虽然他不认为参加抗议有什么不对，但他有时会感到害怕。最糟的是他会感到内疚，他说，因为他在日本的活动造成内蒙古的亲人们受到警察审问和威胁：

在日本，跟警察互动是稀松平常的事，例如遗失东西的时候。但在内蒙古，除非发生严重事故，你永远不会去找警察。我的〔亲人们〕告诉我，〔来自警察的〕压力让他们很害怕，这让我很不好受。

F.G.也来自内蒙古，在日本生活近20年，从2000年代初期开始参加公开抗议。他说，2019年他正准备到日本大阪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警察就找上了家乡的亲人：

他们威胁我的亲人，要他们跟我说我的行为是对抗〔中国〕国家的犯罪。他们把我全家人的联络方式全都记录起来。我的〔亲人〕很害怕，跟我说：“好多警察跑到家里，都是因为你。我们的〔亲人们〕都老了，你别再搞了好吗？”⋯⋯从此以后，我的〔亲人〕就跟我断绝联系。

R.S.在2000年代初期从新疆来到日本，2009年开始参加抗议。从那以后，R.S.说，中国警察多次联系他在新疆的亲人们，后来他们要求他停止在日本参加活动。

R.S.说，警方骚扰对他的家人造成心理负担。2024年初，新疆警察再次打电话给他老家的亲人，盘问有关他本身和日本家人的情况：

他们打电话找我的〔亲人〕，问东问西，比如我家住在哪里，家人从事什么工作。⋯⋯我的〔亲人〕很紧张，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他们，这样还不够吗？他们还想知道什么？”警方后来又打电话找我的〔亲人〕两次。⋯⋯显然，他们对我的〔亲人〕讲话态度很粗暴，我的〔亲人〕气得不得了，把电话都摔烂了。

S.T.也在2000年代初期从新疆迁居日本，他说自己从2008年开始暗地支持当地的一个倡议组织，提高大众对新疆人权议题的重视。他说他一向和家里亲人保持联络，但情况在2017年发生变化，他的亲人们突然开始要求他回国。S.T.说：

有一天，我接到另一个〔亲人〕打电话来要我回家，我拒绝了，立刻有一个警察把话筒接过去。他对我说，听你〔亲人〕的话吧，否则我不能保证你家人会发生什么事。我这时才知道，亲人们叫我回家都是被强迫的。

S.T.说，那是他最后一次和亲人们通话。后来，2018年，S.T.说有一名警察多次用微信发来讯息：

我问他，你想要什么？他说，态度不要这么消极，要向〔中国〕中央政府表示效忠。⋯⋯如果你能提供一些日本活动人士的信息，我很快就可以解决你家人的问题。⋯⋯我告诉他，我绝不会跟阻止我和家人联络的人合作，你不用再打来了，说完我就挂断。

在跟这名警察接触后，S.T.说，他尝试打电话给家人们，但没有一个人接电话。他认为他的家人们不敢接听境外号码来电。

限制迁徙自由

A.B.说，中国当局限制他家人的迁徙自由，应该是因为他们跟A.B.的关系：

去年5月，我想邀请我的〔亲人们〕来日本，于是我请他们去办护照。他们到了当地公安局，把我的名字键入到警方系统里，马上就跳出“国安重点人员”的红标。⋯⋯结果他们全都办不了护照。

A.B.说，中国当局2024年再次阻止他的亲人们办理护照：

我的〔亲人〕发现他们的护照批不下来，我想他们当时一定急哭了。于是我告诉他们，你们不必过来〔日本〕。我跟他们说没关系。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在2018年，我来日本之前。

A.B.说，他不能回内蒙古探亲，因为他相信中国当局会逮捕他：我回去一定会被抓，所以我根本不打算回去，这一点我有充分自觉。⋯⋯我的〔亲人们〕告诉我，“如果你被抓，我们就自杀。”

针对日常活动为目标

中国当局常针对日本的日常活动（如读书会）为目标，并设法令其停摆。从内蒙古移居日本的J.K.表示，他在2024年组织一个内蒙古学者兼倡导人士著作的读书会之后，当地警察就找上他家里的亲人。他说：

警察告诉我的家人，说我参加读书会，读一位内蒙古著名学者兼倡导者的书，说它是“反中国”聚会。⋯⋯我的家人们非常紧张，问我为什么不专心做研究，为什么我要参加“反中国”活动。他们问我是不是“汉奸”。我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我感到很生气。于是我反击。我问我家人，“我在这里犯了哪一条法律？”他们便跟我说，“讲法律没有用，只要〔中国〕政府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他们对我说，他们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叫我不要做任何冒险的事。

后来，同一个警察在微信上加了J.K.：

我用微信跟他聊。我问他，“你想谈什么？”他只说“聊聊。”我再叫他问我问题，他说，“这个读书会是你主办的？”我跟他说是我，他便说我应该假装不是我，然后他叫我写下来，说我不是主办人。这个警察还教我怎么写。

因为担心家人安全，J.K.用微信把切结书传给那个警察。他说，那个警察实际上还要求他监视其他人，包括参加活动、拍其他人的照片、提供相关资料等等，但被他拒绝了。

J.K.说，这件事他没有向日本警察求助，因为他担心把情况弄得更糟，还可能害家里的人受到报复。

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

X.Y.来自中国大陆，他说他在2023年迁居日本，因为他感到中国政府对艺术圈人士愈来愈高压。

X.Y.说，他搬到日本以后，一名中国警察于2024年联系上他在中国的家人，要求提供他的微信帐号资料。为了家人的安全，X.Y.让家人叫那个警察直接跟他联络：

〔那个警察〕起初打给我〔在中国〕的家人。我的家人问我，“你知不知道公安为什么要你的电话号码？”那时，当局不知道我在日本，所以打给我家人，以为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意恐吓我的家人，但我的家人已经受到影响。

之后，一名公安人员用微信联络X.Y.，告诫他不要参加某些线上活动（安全起见，活动名称保密）。X.Y.说，这通电话改变了他在日本的行为，而且他仍然担心中国家人的安全：

我后来没有再接到过他们的电话，但我想这是因为我不再上传敏感话题的材料，而且限制自己的活动。⋯⋯我至今还受到影响。我的家人在中国，难保他们不会受到威胁。⋯⋯虽然我来到日本，言论自由还是感觉没有保障。

X.Y.说，他没有向日本当局求助，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极可能会让家人遭到中国政府报复：

就算有〔求助〕专线，我也不认为我会去用它。我家人还在中国，日本警察管不了中国公安机关会怎么做。如果我配合日本警察，或是不接中国当局的电话，恐怕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我不知道下次我回国探亲会发生什么事。

2022年11月下旬，中国许多城市陆续有成千上万民众上街抗议政府“清零”政策，并有部分参与者发出反共声音，后来被称为“白纸抗议”行动。来自中国人士也在日本举行了同样的抗议活动。参与主办东京示威活动的M.N.说，他在其中一次集会前接到中国驻日使馆官员来电话，要求他取消抗议。M.N.说：

“白纸抗议”在中国爆发以后，我们决定也要在日本组织抗议。⋯⋯中国大使馆看到活动海报，他们就打我电话，要求我停办。⋯⋯后来，他们打电话给我学日语的学校，要他们阻止我的抗议活动。⋯⋯我的老师是中国来的，他告诉我，“请你停止一切政治活动，不然请你自动退学”。⋯⋯我就退学了，现在到一个职业学校学习互联网。

M.N.曾在中国参加人权活动而被拘留数次，他说，2022年搬到日本以后，有个警察到过他中国的家里。警方也曾在2022年末直接用微信打电话找M.N.。M.N.提供了一段他和两名男子的视讯通话录影，其中一人身着警察制服，上面可看到6位数警员编号。这名警员问M.N.是否还在日本，学习情况如何，还问到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他们告诉他应该“以自己为重”、“好好学习”。M.N.说：

跟警方通话之后，我的家人打电话来，叫我不要再去抗议，好好学习，在日本上个大学，别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