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跨境鎮壓手段以威脅在華親屬為主

（人權觀察報告）

（東京）－人權觀察今天表示，中國當局試圖威嚇由中國移居日本後參加批評中國政府活動的人士。

中國政府騷擾來自中國——包括新疆、西藏和內蒙古——人士及其國內家屬，似乎意在嚇阻離散社群成員抗議中國政府或參與所謂政治敏感活動。中國當局還物色離散社群成員為其提供其他在日人士資訊。

「中國當局似乎肆無忌憚，極力防止由中國移居日本人士發聲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權侵害，」人權觀察亞洲區研究專員笠井哲平說。「日本政府應向中國政府表明，絕不容忍中國跨境鎮壓的長臂伸入日本。」

在2024年6月至8月之間，人權觀察訪談了25名由香港及中國大陸——包括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移居日本人士。他們都曾參與被中國共產黨視為反華或威脅一黨專政的和平活動，例如舉辦公開活動控訴新疆危害人類罪行、宣揚西藏文化或成立讀書會討論內蒙古倡導人士的著作。

受訪者大多表示，曾有中國警方人員聯繫他們本人或在華家屬，施壓要求他們停止在日本的活動。其中數名受訪者出示了微信聊天、視訊通話紀錄和監視器錄像以佐證他們的說法。

一名受訪者表示，自從2024年接到中國當局的一通電話之後，他們就不再參加任何線下或線上的政治敏感活動。另一人原本同意受訪，後因擔憂中國當局報復而決定拒訪。

數名來自新疆的維吾爾人表示，中國當局透過他們在國內的家人和他們取得聯絡。之後警察直接用微信（WeChat）打電話向他們施壓，要求他們停止在日本批評中國政府，或者要求他們提供日本維吾爾社區的資料，包括日本維吾爾協會成員的資料。

來自內蒙古、參與倡導語言權利和內蒙古少數民族和平自決的數名受訪者表示，中國當局通常透過他們的國內家屬聯繫他們。

來自西藏、在日本倡導西藏文化的一名受訪者說，當他們到中國駐東京大使館辦理護照換發時，使館官員告訴他們必須回西藏去辦。來自台灣、曾在第三國參與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名受訪者說，中國大使館多次發函邀請他們「取回重要文件」。這兩名受訪者都表示，他們因為擔心可能被拘捕或面臨懲罰而拒絕了中國使館的建議。

中國當局侵犯返國國民的權利。2023年，香港警方任意拘捕一名從日本返回香港的23歲香港女性，理由是她在日本留學期間曾在網上發文支持民主運動。

多名受訪者表示，他們並未向日本警方求助，因為他們不認為日本當局能提供任何補救，或者害怕報復或使國內家人的處境惡化。

人權觀察致函中國駐日大使館分享研究結果並徵詢意見，但對方迄未答覆。日本外務省拒絕置評；警察廳未就人權觀察去函查詢警方如何應對中國在日本鎮壓措施給予答覆。

近年來，日本政府逐漸對中國政府的人權侵害直言不諱，包括向中國官員提出相關議題，以及在國會通過決議關注相關案件。

「跨境鎮壓」一詞日益被用來指稱國家行為者在國界以外壓制或噤聲異議人士的舉措。移居海外的國民或前國民、離散社區成員以及流亡人士為其主要對象。

人權觀察表示，日本政府應正視中國政府鎮壓海外中國國民所造成的威脅，並就此為居住日本人士設立投訴機制，以協助保護海外中國國民的基本權利。

前述投訴機制應適當保護個人私隱，便利就涉及違反日本法律的案件展開刑事偵辦，並保障向當局作出可信投訴的人免遭驅逐或引渡。面臨這種壓力的人，應被告知他們有權申請庇護或其他形式的保護。

日本政府應呼籲中國政府停止監視和威脅日本居民。6月26日，日本和遍及全球各區域的54個國家一同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跨境鎮壓發出譴責，並承諾追究加害者責任。日本也應與其他國家及聯合國機構協調，保護瀕於危險人士。

「日本應檢討相關政策，建立支持機制以幫助面臨中國政府騷擾人士，」笠井說。「日本應儘速建立全國制度，調查跨國鎮壓案件，同時適當保障個人私隱。」

受訪者陳述摘錄

為保護受訪者，以下姓名、日期和個人資訊均予保留。

施壓在華親屬

A.B.來自中國北方的內蒙古地區，當地主要使用蒙古語的少數民族蒙古族佔全區人口百分之17。A.B.於2018年到日本工作，並表示自己曾在日本參加和平示威，抗議中國政府在各級學校以漢語教學取代蒙語的政策。

針對語言議題，我感覺如果我自己都默不作聲，我們〔最終〕什麼也做不了，於是我開始發表自己反對中國政府、反對北京的意見。⋯⋯起初，我沒有露出自己的名字和面貌，總是戴着面罩。我的〔親人〕很擔心我。我對自己的未來沒有把握，我沒有能力想那麼遠。⋯⋯後來我終於〔在日本〕找到工作，這時我才改用實名公開露面。

身分公開後，A.B.說有內蒙古當地公安局（即中國警察機關）的官員拜訪他的親屬，這些親屬並未參與政治活動。A.B.提供並經人權觀察核實的兩段攝於內蒙古的家用監視器錄影，日期標示為2022年同日，顯示一輛裝有警笛並標示「公安局」字樣的汽車駛近其親人住家。三名男子（其中一人看似身着當地公安制服）進入A.B.親人家中。幾分鐘後，看到這三名男子把A.B.的親人們從家中帶走。

那些警察跟我的〔親人們〕說，他們想問幾個與一些照片有關的問題，但他們不能在那裡給他看〔照片〕，所以他們要求我的〔親人們〕到附近的公安局走一趟。他們給我的〔親人們〕看一個〔在日本的〕內蒙古團體發佈到網絡上的一些照片，說裏面有拍到我。我的〔親人們〕便說照片可能造假。

隨後，A.B.說，當地公安局叫他的親人們簽署一份文件，聲明A.B.以後不會再參加日本的任何抗議活動，但他們拒絕簽字：

當時，我的〔親人們〕只是向〔有關當局〕表示他們不認得漢字。⋯⋯〔我的親人們〕當時告訴我，這些文件可能對我不利，因為我經常參加抗議。⋯⋯他們多多少少知道這份文件在說什麼。

A.B.說，雖然他不認為參加抗議有什麼不對，但他有時會感到害怕。最糟的是他會感到內疚，他說，因為他在日本的活動造成內蒙古的親人們受到警察審問和威脅：

在日本，跟警察互動是稀鬆平常的事，例如遺失東西的時候。但在內蒙古，除非發生嚴重事故，你永遠不會去找警察。我的〔親人們〕告訴我，〔來自警察的〕壓力讓他們很害怕，這讓我很不好受。

F.G.也來自內蒙古，在日本生活近20年，從2000年代初期開始參加公開抗議。他說，2019年他正準備到日本大阪抗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20國集團峰會的時候，警察就找上了家鄉的親人：

他們威脅我的親人，要他們跟我說我的行為是對抗〔中國〕國家的犯罪。他們把我全家人的聯絡方式全都記錄起來。我的〔親人〕很害怕，跟我說：「好多警察跑到家裡，都是因為你。我們的〔親人們〕都老了，你別再搞了好嗎？」⋯⋯從此以後，我的〔親人〕就跟我斷絕聯繫。

R.S.在2000年代初期從新疆來到日本，2009年開始參加抗議。從那以後，R.S.說，中國警察多次聯繫他在新疆的親人們，後來他們要求他停止在日本參加活動。

R.S.說，警方騷擾對他的家人造成心理負擔。2024年初，新疆警察再次打電話給他老家的親人，盤問有關他本身和日本家人的情況：

他們打電話找我的〔親人〕，問東問西，比如我家住在哪裡，家人從事什麼工作。⋯⋯我的〔親人〕很緊張，說「我們早就告訴過他們，這樣還不夠嗎？他們還想知道什麼？」警方後來又打電話找我的〔親人〕兩次。⋯⋯顯然，他們對我的〔親人〕講話態度很粗暴，我的〔親人〕氣得不得了，把電話都摔爛了。

S.T.也在2000年代初期從新疆遷居日本，他說自己從2008年開始暗地支持當地的一個倡議組織，提高大眾對新疆人權議題的重視。他說他一向和家裡親人保持聯絡，但情況在2017年發生變化，他的親人們突然開始要求他回國。S.T.說：

有一天，我接到另一個〔親人〕打電話來要我回家，我拒絕了，立刻有一個警察把話筒接過去。他對我說，聽你〔親人〕的話吧，否則我不能保證你家人會發生什麼事。我這時才知道，親人們叫我回家都是被強迫的。

S.T.說，那是他最後一次和親人們通話。後來，2018年，S.T.說有一名警察多次用微信發來訊息：

我問他，你想要什麼？他說，態度不要這麼消極，要向〔中國〕中央政府表示効忠。⋯⋯如果你能提供一些日本活動人士的信息，我很快就可以解決你家人的問題。⋯⋯我告訴他，我絕不會跟阻止我和家人聯絡的人合作，你不用再打來了，說完我就掛斷。

在跟這名警察接觸後，S.T.說，他嘗試打電話給家人們，但沒有一個人接電話。他認為他的家人們不敢接聽境外號碼來電。

限制遷徙自由

A.B.說，中國當局限制他家人的遷徙自由，應該是因為他們跟A.B.的關係：

去年5月，我想邀請我的〔親人們〕來日本，於是我請他們去辦護照。他們到了當地公安局，把我的名字鍵入到警方系統裡，馬上就跳出「國安重點人員」的紅標。⋯⋯結果他們全都辦不了護照。

A.B.說，中國當局2024年再次阻止他的親人們辦理護照：

我的〔親人〕發現他們的護照批不下來，我想他們當時一定急哭了。於是我告訴他們，你們不必過來〔日本〕。我跟他們說沒關係。我這時才意識到，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是在2018年，我來日本之前。

A.B.說，他不能回內蒙古探親，因為他相信中國當局會逮捕他：我回去一定會被抓，所以我根本不打算回去，這一點我有充分自覺。⋯⋯我的〔親人們〕告訴我，「如果你被抓，我們就自殺。」

針對日常活動為目標

中國當局常針對日本的日常活動（如讀書會）為目標，並設法令其停擺。從內蒙古移居日本的J.K.表示，他在2024年組織一個內蒙古學者兼倡導人士著作的讀書會之後，當地警察就找上他家裡的親人。他說：

警察告訴我的家人，說我參加讀書會，讀一位內蒙古著名學者兼倡導者的書，說它是「反中國」聚會。⋯⋯我的家人們非常緊張，問我為什麼不專心做研究，為什麼我要參加「反中國」活動。他們問我是不是「漢奸」。我跟他們說：「你們怎麼能這樣說我？」我感到很生氣。於是我反擊。我問我家人，「我在這裏犯了哪一條法律？」他們便跟我說，「講法律沒有用，只要〔中國〕政府說誰是壞人，誰就是壞人。」他們對我說，他們只想平平安安過日子，叫我不要做任何冒險的事。

後來，同一個警察在微信上加了J.K.：

我用微信跟他聊。我問他，「你想談什麼？」他只說「聊聊。」我再叫他問我問題，他說，「這個讀書會是你主辦的？」我跟他說是我，他便說我應該假裝不是我，然後他叫我寫下來，說我不是主辦人。這個警察還教我怎麼寫。

因為擔心家人安全，J.K.用微信把切結書傳給那個警察。他說，那個警察實際上還要求他監視其他人，包括參加活動、拍其他人的照片、提供相關資料等等，但被他拒絕了。

J.K.說，這件事他沒有向日本警察求助，因為他擔心把情況弄得更糟，還可能害家裡的人受到報復。

壓制言論和集會自由

X.Y.來自中國大陸，他說他在2023年遷居日本，因為他感到中國政府對藝術圈人士愈來愈高壓。

X.Y.說，他搬到日本以後，一名中國警察於2024年聯繫上他在中國的家人，要求提供他的微信帳號資料。為了家人的安全，X.Y.讓家人叫那個警察直接跟他聯絡：

〔那個警察〕起初打給我〔在中國〕的家人。我的家人問我，「你知不知道公安為什麼要你的電話號碼？」那時，當局不知道我在日本，所以打給我家人，以為我跟他們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意恐嚇我的家人，但我的家人已經受到影響。

之後，一名公安人員用微信聯絡X.Y.，告誡他不要參加某些線上活動（安全起見，活動名稱保密）。X.Y.說，這通電話改變了他在日本的行為，而且他仍然擔心中國家人的安全：

我後來沒有再接到過他們的電話，但我想這是因為我不再上傳敏感話題的材料，而且限制自己的活動。⋯⋯我至今還受到影響。我的家人在中國，難保他們不會受到威脅。⋯⋯雖然我來到日本，言論自由還是感覺沒有保障。

X.Y.說，他沒有向日本當局求助，因為他認為這樣做極可能會讓家人遭到中國政府報復：

就算有〔求助〕專線，我也不認為我會去用它。我家人還在中國，日本警察管不了中國公安機關會怎麼做。如果我配合日本警察，或是不接中國當局的電話，恐怕會把事情搞得更複雜。..我不知道下次我回國探親會發生什麼事。

2022年11月下旬，中國許多城市陸續有成千上萬民眾上街抗議政府「清零」政策，並有部分參與者發出反共聲音，後來被稱為「白紙抗議」行動。來自中國人士也在日本舉行了同樣的抗議活動。參與主辦東京示威活動的M.N.說，他在其中一次集會前接到中國駐日使館官員來電話，要求他取消抗議。M.N.說：

「白紙抗議」在中國爆發以後，我們決定也要在日本組織抗議。⋯⋯中國大使館看到活動海報，他們就打我電話，要求我停辦。⋯⋯後來，他們打電話給我學日語的學校，要他們阻止我的抗議活動。⋯⋯我的老師是中國來的，他告訴我，「請你停止一切政治活動，不然請你自動退學」。⋯⋯我就退學了，現在到一個職業學校學習互聯網。

M.N.曾在中國參加人權活動而被拘留數次，他說，2022年搬到日本以後，有個警察到過他中國的家裡。警方也曾在2022年末直接用微信打電話找M.N.。M.N.提供了一段他和兩名男子的視訊通話錄影，其中一人身着警察制服，上面可看到6位數警員編號。這名警員問M.N.是否還在日本，學習情況如何，還問到他在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他們告訴他應該「以自己為重」、「好好學習」。M.N.說：

跟警方通話之後，我的家人打電話來，叫我不要再去抗議，好好學習，在日本上個大學，別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