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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封來自大陸讀者的六四來信，在信中，他這樣說起自己的六四記憶：
出生在廣州的我，從小到大，一直對「六四」很無知，我幾乎沒有任何渠道去了解。偶爾，我會在大人們的談話當中聽到他們提起六四，但都是一帶而過，而每次我問父母六四事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總是說小孩子不要知道這些，還告誡我千萬不要在外面提起這個詞。從父母的眼裡，我讀到了恐懼。
到了上高中的時候，每次大人們在談話中一提到六四，我便豎起耳朵聽，試圖找到些蛛絲馬跡，終於，我抓到了一個名字——趙紫陽。在一個晚上，父母經不住我的死纏爛打，透露了一丁點關於六四的信息。他們說，那是一場學生在天安門示威遊行和鎮壓學生的運動，當時趙紫陽訪問朝鮮後回到中國對學生們的第一句話就是：「對不起，我來晚了。」他們說，趙紫陽當時是個得民心的好領導，但後來卻含冤而死了。最後，他們告誡我說，學生時代都是血氣方剛的，尤其是大學生，特別容易聚集在一起搞運動，千萬不要參與這些政治活動，中國共產黨的手段可厲害了，可以讓你永世不得翻身和悄然消失，而且全家也會受牽連。我再一次在他們眼中讀到了深深的恐懼，同時，也隱隱感覺到當中不能說的冤情。
這便是我從小到大對六四的認識，直到出國以前。
選擇出國是因為對國內的政策以及價值觀導向的失望，這也讓我陷入了很長時間的一段政治冷淡期，在這段時間里，我不想再關心和留意一切和政治有關的新聞，因為我覺得政治只是一場荒誕和殘酷的遊戲，媒體沒有辦法還原政治的真實面貌，如果僥倖看到了一絲值得同情的真實，也沒有任何的力量改變，要是試圖與一幫政治勢力作鬥爭，那必定沒好下場。或許，這是爸媽對六四事件的恐懼給我留下的後遺症。直到最近，國內發生的某些事情喚起了我的不忿之情，我想和國內的朋友分享我的不忿，但卻不敢，因為一想到微信、郵件這些流行的交流工具都是在中國政府的嚴密監控之下，我便卻步了，我怕連累了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有一天回國被抓起來了。恰好適逢將近六四，忍不住在微信分享了一篇紀念六四的文章，我知道國內的朋友是打不開的，但想着哪怕只分享個標題也好，但就在我post了幾分鐘之後，便收到爸爸發給我的一條警告信息，他鄭重其事地告誡我凡涉及敏感的政見問題，無論私聊或群聊，最好不要轉發或發表意見，以免對自己的不利。再一次，我在他那裡讀到了對六四的恐懼。我承認我怯懦，我擔心父母被中國共產黨悄悄地滅了，於是我刪除了我在微信的分享。可我人在國外，再也沒有人能阻止我去了解那神秘的六四，那讓中共不惜用一切手段去掩飾的錯誤。
我也曾經很愛國，可出了國後，發現這個國家實在是太不可愛。這個國家建起了高高的言論圍墻，不是為了保護墻內的人們，而是為了排除一切異己和不同的聲音。久而久之，墻內的人們對自由的定義被扭曲了，還把盲目的愛國主義當作高尚的個人情操；可我在國外，卻看到很多國內的高等教育培養出的很多有着暴發戶品質的人們。我為作為中國人而自豪？不，我不自豪，有時，我替他們感到羞愧。我不否認中國的經濟及軍事力量的強大，可那不會成為我嚮往生過的國度的指標，說真的，你會為此而嚮往嗎？中國的經濟及軍事在這幾十年的進步恰恰與民主進程形成的鮮明的對比，我看到的是民主的倒退，倒退到了幾十年前，甚至還不如。那片偌大的土地吝嗇到連一絲不滿現狀的吶喊都不允許生存。中國用多強的力量鎮壓這場和平情願，它就有多害怕民主。可是，如果以為強權政治和軍事力量能為你贏得尊重，那麼，這恰恰是不值得被尊重的原因，人是如此，國家亦如此。為何你要求日本對南京大屠殺道歉，卻連對六四事件的半點記錄都不允許？南京大屠殺是值得紀念的，同樣，六四事件與當中的每一筆流血事件也是值得紀念的。
我不能說我對六四事件有很強烈的共鳴，畢竟，那時我才三歲不到，我也不是判官，不敢輕判孰對孰錯，可不管怎樣，用武力鎮壓一場和平請願是極其野蠻的行徑，事後用盡一切手段掩飾這段歷史是極其心虛與不負責任的表現，我真心地希望有朝一日這段被埋藏的歷史能重見天日，被還原真實，被公正對待；也希望那天到來之前，這段歷史不要被遺忘，事件是結束了，但是案件還未了結，或許我做不了什麼，但至少，我應該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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