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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来自大陆读者的六四来信，在信中，他这样说起自己的六四记忆：
出生在广州的我，从小到大，一直对“六四”很无知，我几乎没有任何渠道去了解。偶尔，我会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听到他们提起六四，但都是一带而过，而每次我问父母六四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总是说小孩子不要知道这些，还告诫我千万不要在外面提起这个词。从父母的眼里，我读到了恐惧。
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每次大人们在谈话中一提到六四，我便竖起耳朵听，试图找到些蛛丝马迹，终于，我抓到了一个名字——赵紫阳。在一个晚上，父母经不住我的死缠烂打，透露了一丁点关于六四的信息。他们说，那是一场学生在天安门示威游行和镇压学生的运动，当时赵紫阳访问朝鲜后回到中国对学生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来晚了。”他们说，赵紫阳当时是个得民心的好领导，但后来却含冤而死了。最后，他们告诫我说，学生时代都是血气方刚的，尤其是大学生，特别容易聚集在一起搞运动，千万不要参与这些政治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手段可厉害了，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和悄然消失，而且全家也会受牵连。我再一次在他们眼中读到了深深的恐惧，同时，也隐隐感觉到当中不能说的冤情。
这便是我从小到大对六四的认识，直到出国以前。
选择出国是因为对国内的政策以及价值观导向的失望，这也让我陷入了很长时间的一段政治冷淡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不想再关心和留意一切和政治有关的新闻，因为我觉得政治只是一场荒诞和残酷的游戏，媒体没有办法还原政治的真实面貌，如果侥幸看到了一丝值得同情的真实，也没有任何的力量改变，要是试图与一帮政治势力作斗争，那必定没好下场。或许，这是爸妈对六四事件的恐惧给我留下的后遗症。直到最近，国内发生的某些事情唤起了我的不忿之情，我想和国内的朋友分享我的不忿，但却不敢，因为一想到微信、邮件这些流行的交流工具都是在中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我便却步了，我怕连累了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有一天回国被抓起来了。恰好适逢将近六四，忍不住在微信分享了一篇纪念六四的文章，我知道国内的朋友是打不开的，但想着哪怕只分享个标题也好，但就在我post了几分钟之后，便收到爸爸发给我的一条警告信息，他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凡涉及敏感的政见问题，无论私聊或群聊，最好不要转发或发表意见，以免对自己的不利。再一次，我在他那里读到了对六四的恐惧。我承认我怯懦，我担心父母被中国共产党悄悄地灭了，于是我删除了我在微信的分享。可我人在国外，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去了解那神秘的六四，那让中共不惜用一切手段去掩饰的错误。
我也曾经很爱国，可出了国后，发现这个国家实在是太不可爱。这个国家建起了高高的言论围墻，不是为了保护墻内的人们，而是为了排除一切异己和不同的声音。久而久之，墻内的人们对自由的定义被扭曲了，还把盲目的爱国主义当作高尚的个人情操；可我在国外，却看到很多国内的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很多有着暴发户品质的人们。我为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不，我不自豪，有时，我替他们感到羞愧。我不否认中国的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强大，可那不会成为我向往生过的国度的指标，说真的，你会为此而向往吗？中国的经济及军事在这几十年的进步恰恰与民主进程形成的鲜明的对比，我看到的是民主的倒退，倒退到了几十年前，甚至还不如。那片偌大的土地吝啬到连一丝不满现状的呐喊都不允许生存。中国用多强的力量镇压这场和平情愿，它就有多害怕民主。可是，如果以为强权政治和军事力量能为你赢得尊重，那么，这恰恰是不值得被尊重的原因，人是如此，国家亦如此。为何你要求日本对南京大屠杀道歉，却连对六四事件的半点记录都不允许？南京大屠杀是值得纪念的，同样，六四事件与当中的每一笔流血事件也是值得纪念的。
我不能说我对六四事件有很强烈的共鸣，毕竟，那时我才三岁不到，我也不是判官，不敢轻判孰对孰错，可不管怎样，用武力镇压一场和平请愿是极其野蛮的行径，事后用尽一切手段掩饰这段历史是极其心虚与不负责任的表现，我真心地希望有朝一日这段被埋藏的历史能重见天日，被还原真实，被公正对待；也希望那天到来之前，这段历史不要被遗忘，事件是结束了，但是案件还未了结，或许我做不了什么，但至少，我应该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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