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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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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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選舉過程以及結果來「研究」什麼『極端』、「不為人知」、『右翼』、『老鼠』當然是正當的，但也正是因為這一用選舉來正當化判斷「極右翼存在」或『上桌』與否，而使得選舉、「國政」、「現實政治的運行」、「世界經濟」等等又變成了對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個體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多餘的修飾的形容詞。
換句話說，時常有人提及的日本社會的「非人」的壓抑與虛偽的環境，恰恰不僅僅在於電視、手機螢幕和教材或其他讀物的家長式洗腦灌輸，更在於這種洗腦灌輸之「不盡如人意」而提供了一種能夠「對照檢視」自身所接觸到的傳統的條件和將長期以來鬱結難解的理念與幻想發泄出來的語言。這就有了希望與總統、君王、內閣成員、地方官僚「當面對質」、「大發議論」的強烈衝動——雖然人們常常只用一句「表演欲」、「邊緣人」或「文盲」就停止了這類作為去看見或理解的障礙的鎮壓檔案的書寫——接下來，人們才會說，對群體、對不同群體的分化瓦解的關鍵（「當然」）在於有策略地在不同程度上採取（必須的）暴力。
而這裡所迴避的，就是上層階級文化不管是與這個還是那個都早已失去了有關理想的共同點——這自然也不是什麼新聞，首先統治階級自己就不相信，並且高度警惕——的默契、土層或幻象，以及道德社會的興起。毫不令人意外，對這種道德社會或傳統觀念下「大多數人的壓抑感」對社會態度的影響，在19世紀恰恰就是作為與選舉、選舉權擴張運動相關的不可避免的「進步」之問題而被提出的。「我們」的市民多少抓住了所謂道德社會之興起的一個可以說是外在的慶典的特徵，但隨即又對那種內心的不虔誠-排除無意識或不同於（我們的理性）的理性施以道德社會的、進步的、中產階級的文化滅絕或持續不斷地將其推向邊緣。
再然後，溫情地批判中產階級充滿自滿和虛偽味道的庸俗主義以及這群庸人之下數量更龐大的「人」——作為道德活動的政治的人——的「優雅的耶利米」，才能夠回到「之前」，一方面告訴人們：
「你只管聽從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而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現在你只管聽從他們的話，不過要嚴厲警告他們，告訴他們將來王會用什麼方式管轄他們。」
另一方面：
「不！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使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率領我們，為我們爭戰。」
結果，人們獲得的不是士師好還是諸王好的問題，人們回答的是例如Cop、情報機關、行政官僚等等因為「職業原因」而變得道德化、變得憤世嫉俗、變得「看破一切」、變得「不再大驚小怪」，也就是作為種族也好、民族也好、國民也好、公民也好的特權，強調個人內在的發展而不過多關注教義或教會組織的精神領域的運動：某種生活的本質與社會生活和教會社會的分離，作為奉獻，同時也作為對例如一種道德緊張的二元對立的確立。
所以，這就又從所謂的「職業原因」或者毋寧說是所謂的「世俗原因」過渡到了觀察者、分析者、實驗者乃至學者的文化——人人有《論語》，應該說人人有至漢代從「口耳相傳」到以當時文字寫成的（公羊、穀梁）《春秋經傳》，並且也要在其中（這下包括左傳）加上自己的生卒與死後人們弔唁自己的文章：這難道不是很合理的嗎？
就像昨天我看到一個回答提起施米特。
你怎麼不把，他怎麼不把施米特的偽善放到他自己的國內政治的「考驗」之下呢？
因為這突破底線了？
但是大群，日本的大群或德意志的大群真的害怕、抗拒帝國主義的偽善，而不得不認真考慮施米特的偽善嗎？
是誰在對戰爭要求人性、人性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