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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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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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选举过程以及结果来“研究”什么‘极端’、“不为人知”、‘右翼’、‘老鼠’当然是正当的，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用选举来正当化判断“极右翼存在”或‘上桌’与否，而使得选举、“国政”、“现实政治的运行”、“世界经济”等等又变成了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体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多余的修饰的形容词。
换句话说，时常有人提及的日本社会的“非人”的压抑与虚伪的环境，恰恰不仅仅在于电视、手机屏幕和教材或其他读物的家长式洗脑灌输，更在于这种洗脑灌输之“不尽如人意”而提供了一种能够“对照检视”自身所接触到的传统的条件和将长期以来郁结难解的理念与幻想发泄出来的语言。这就有了希望与总统、君王、内阁成员、地方官僚“当面对质”、“大发议论”的强烈冲动——虽然人们常常只用一句“表演欲”、“边缘人”或“文盲”就停止了这类作为去看见或理解的障碍的镇压档案的书写——接下来，人们才会说，对群体、对不同群体的分化瓦解的关键（“当然”）在于有策略地在不同程度上采取（必须的）暴力。
而这里所回避的，就是上层阶级文化不管是与这个还是那个都早已失去了有关理想的共同点——这自然也不是什么新闻，首先统治阶级自己就不相信，并且高度警惕——的默契、土层或幻象，以及道德社会的兴起。毫不令人意外，对这种道德社会或传统观念下“大多数人的压抑感”对社会态度的影响，在19世纪恰恰就是作为与选举、选举权扩张运动相关的不可避免的“进步”之问题而被提出的。“我们”的市民多少抓住了所谓道德社会之兴起的一个可以说是外在的庆典的特征，但随即又对那种内心的不虔诚-排除无意识或不同于（我们的理性）的理性施以道德社会的、进步的、中产阶级的文化灭绝或持续不断地将其推向边缘。
再然后，温情地批判中产阶级充满自满和虚伪味道的庸俗主义以及这群庸人之下数量更庞大的“人”——作为道德活动的政治的人——的“优雅的耶利米”，才能够回到“之前”，一方面告诉人们：
“你只管听从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现在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不过要严厉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王会用什么方式管辖他们。”
另一方面：
“不！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率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结果，人们获得的不是士师好还是诸王好的问题，人们回答的是例如Cop、情报机关、行政官僚等等因为“职业原因”而变得道德化、变得愤世嫉俗、变得“看破一切”、变得“不再大惊小怪”，也就是作为种族也好、民族也好、国民也好、公民也好的特权，强调个人内在的发展而不过多关注教义或教会组织的精神领域的运动：某种生活的本质与社会生活和教会社会的分离，作为奉献，同时也作为对例如一种道德紧张的二元对立的确立。
所以，这就又从所谓的“职业原因”或者毋宁说是所谓的“世俗原因”过渡到了观察者、分析者、实验者乃至学者的文化——人人有《论语》，应该说人人有至汉代从“口耳相传”到以当时文字写成的（公羊、谷梁）《春秋经传》，并且也要在其中（这下包括左传）加上自己的生卒与死后人们吊唁自己的文章：这难道不是很合理的吗？
就像昨天我看到一个回答提起施米特。
你怎么不把，他怎么不把施米特的伪善放到他自己的国内政治的“考验”之下呢？
因为这突破底线了？
但是大群，日本的大群或德意志的大群真的害怕、抗拒帝国主义的伪善，而不得不认真考虑施米特的伪善吗？
是谁在对战争要求人性、人性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