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戰局的影響：
淞滬會戰挫敗日軍中央突破、速戰速勝之戰略意圖，迫使日軍在華北戰場上轉攻為守，在青島地區暫停軍事行動，打亂日本軍國主義者侵華之全盤計劃，使他們未能3個月滅亡中國。它是中國局部抗戰轉向全面抗戰之歷史轉折點，在國際反法西斯鬥爭中佔有極重要地位。
淞滬之戰，日軍共投入2個軍9個師團約30萬人，比整個華北戰場日軍全部兵力多出2個師團。經過3個月奮戰，中國軍隊斃傷日軍5萬多人，粉碎日軍「速戰速決」、「三個月滅亡中國」之夢想，有助於鼓舞全國人民抗戰鬥志。
原先蔣中正打算速戰速決，並將日軍注意力從華北轉移到華中，為了達到這目的他將手中受過德國顧問訓練最精良部隊全數送上前線。不過由於速戰速決目標失敗，導致更多兵力加碼投入戰場與具有軍艦支援且補給源源不絕的日軍進行絞肉戰，總計國民政府在這場戰爭除了中央軍外，先後各派系部隊共78個師、7個獨立旅、3個暫編旅、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砲兵7團、財政部稅警總團、憲兵1個團、上海市保安總團、上海市警察總隊、江蘇省保安團4個團，3隊海軍艦隊，兵力總數60萬人以上。其中精銳部隊在戰鬥中損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使蔣中正實力大為削弱。
此外，《李宗仁回憶錄》中指出：「當時我軍參戰約五十餘師，戰鬥兵員在六十萬左右，約全國兵力的百分之六十。當時淞滬戰場離蘇嘉鐵路第一道國防線尚有百餘華里。投入戰場人數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場，四面平曠，無險可守，日軍陸海空三軍的火力可盡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砲火之猛，猛到我砲兵白日無法發砲，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只是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來的歷史上，鮮有前例。……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蔣中正知道國軍只有極小機會獲勝，上海將會失去。
馮玉祥說：「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3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個小時死了三分之二，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
除了軍隊的耗損以外，淞滬會戰後期毫無章法的總撤退使整個戰線完全潰散，並讓日軍得以長趨直入，間接導致了南京保衞戰提早開戰。
以軍事面來說，國民政府不但戰敗以外還讓其軍事實力大幅受創，使得多年建軍付諸流水；但在政治面上卻是成功的，淞滬會戰將中日衝突成功的枱面化宣傳到國際媒體。也讓世界清楚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的立場：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將其一塊一塊地征服侵吞，也證明了中國絕不會向日本投降，而戰爭導致的國外資產損失與日軍的戰爭暴行有效的降低國外輿論對於日本的好感，也間接影響日後英美對中國戰場的支持。中國軍隊之犧牲精神和戰鬥能力，贏得各國軍事觀察家高度評價。
最後，日軍原先希望藉由有限度衝突取得在華利益的作法，在淞滬一戰後開始無法收拾。淞滬會戰的時間長達三個月，最終也只能在傷亡慘重下勉強奪得勝利，而國民政府在此戰以後毫無對日本妥協的態度使日軍無法回收戰爭成本，在一無所得下日軍必須增兵以在這場戰爭獲得利益，這種惡性循環最終使日本國力逐步拖入崩潰邊緣，並引發更大規模戰爭。
雖然淞滬會戰中國在戰術上失敗，但戰略上成功將日軍移往中國東南，使日軍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之地形，使日軍無法佔領全中國。上海守軍之抵抗掩護黨政機關學校和工商企業轉移往內地，為抗戰保留元氣。

對中國政治的長期影響：
蔣中正在淞滬會戰幾乎投入所有的精銳部隊，最後除了慘重傷亡之外戰爭還輸的一敗塗地，但日本當時尚未做好侵略中國的準備，因此無法有效的趁勝擴張，否則淞滬的戰敗後果將不堪設想。在這之後，中央政府的兵力與各地軍閥的差距縮小，這時中國共產黨、各地軍閥都各據一方，擁兵自重。日後長江中下游的各省的喪失，使得國府吃緊的財政更加雪上加霜，不得不與各地軍閥爭奪稅賦資源，造成抗戰中的內戰。淞滬會戰後大量的游勇散兵，國民政府無力加以收編，因此成為各地土匪游擊隊造成後方百姓的困擾，或者被中國共產黨加以吸收，使得八路軍與新四軍的實力急速強化，到1940年7月7日時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五十萬人。蔣中正知道「攘外必先安內」，但還是沒法改變歷史。但由於中央軍的慘重犧牲，奠定了蔣中正作為中國抗戰軍事統帥的地位和形象。也讓抗戰時各地軍閥大多聽令重慶政府的命令，如果沒有淞滬抗戰，各地軍閥依舊無法統一指揮，蔣中正也無法處決臨陣脫逃、失守山東的韓復渠。

對上海城市發展的影響：
持續3個月空前慘烈的淞滬會戰極大的改變了上海城市發展的空間格局。上海的蘇州河以北地區，包括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區和東區，以及閘北華界，由於控制了黃浦江下游岸線，和陸上門戶火車站，曾經是20世紀初上海城市發展最迅速的地區。
淞滬會戰期間，閘北和虹口成為中日兩軍對峙的前線，閘北幾乎100％毀於戰火，虹口和楊樹浦的損失達到70％，此外南市區和吳淞的損失也相當嚴重。無數的建築物葬身火海，上百萬當地居民被迫避難到蘇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區。
此後，上海城市的精華完全集中於蘇州河以南面積有限的租界地區，蘇州河以北地區嚴重衰落，對上海後來的城市發展造成了長期性影響。戰爭廢墟上後來曾經形成大片難民聚居的貧民窟，曾是上海很長時期內極其注目的城市景觀。（由於缺少保護價值，現在大部分已經改造成高層樓群）

陣亡將軍：
朱耀華中將。字強生，湖南長沙人，國軍第78軍第18師師長。1937年10月24日拂曉，日軍在150架轟炸機，10餘輛坦克掩護下，集中兵力猛攻18師駐守的大場鎮，18師官兵苦戰3日，萬餘官兵犧牲，大場鎮失守，舉槍自盡殉國。（但另據資料，稱因衞兵阻攔朱耀華自殺未果，但亦受傷致殘，後曾任第八戰區軍法執行部執行監。20世紀50年代初在中共鎮反運動中被殺。）
吳克仁中將。字靜山，黑龍江寧安人，滿族，保定軍官學校5期砲科畢業，國軍第67軍軍長。所轄107 、108師是淞滬抗戰中最後趕到戰場的原東北軍主力，1937年11月8日拂曉，日寇柳川第10軍主力渡過黃埔江。9日，吳將軍在掩護上海守軍撤退時，在白鶴港遭到日軍便衣隊襲擊，壯烈犧牲。
路景榮少將。江蘇武進人，1902年生，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98師583團團長，師部少將參謀長。1937年9月10號在上海月浦與日軍激戰中犧牲，時年35歲。
李友梅少將。字竹三，廣東五華人，1908年生，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1軍第1師第4團團長。1937年9月18日，在淞滬會戰顧家宅之役中犧牲，時年29歲。
楊傑少將。字子英，河北容城人，1895年生，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1軍第1師第1旅副旅長。1937年10月11日，在淞滬會戰顧家宅之役中犧牲，時年41歲。
龐漢禎少將。字胤宗，廣西靖西縣人，壯族，1899年生，廣西陸軍講武堂及中央軍校南寧分校高級班畢業，國軍第7軍第21集團軍第170師第510旅旅長。1937年10月23日下午3時，在陳家行指揮戰鬥中，被日軍火砲擊中犧牲，時年 38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秦霖少將。字松濤，廣西桂林人，1900年生，廣西陸軍講武堂畢業，國軍第7軍第171師第511旅旅長。1937年10月23日，秦霖將軍在日機轟炸中不幸中彈犧牲，時年37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黃梅興少將。字敬中，廣東梅縣客家人，1897年生，黃埔一期畢業，國軍第9集團軍第88師第264旅少將旅長。8 月14日下午3時許，黃梅興將軍親臨前線指揮，在愛國女校附近被日軍迫擊砲彈擊中，壯烈殉國，時年40歲。一同殉國的還有旅部參謀主任鄧洸中校及通訊排官兵30餘人。黃梅興將軍是淞滬抗戰國軍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後追授陸軍中將。
宮惠民少將。字劍豪，廣東曲江人，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4軍第90師第270旅旅長。1937年10月28日在嘉定清水顯犧牲，時年31歲。
劉啟文少將。河南南陽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國軍第67軍第108師第322旅旅長。1937年11月8日在石湖盪與日軍激戰中犧牲。
蔡炳炎少將。字潔宜，安徽合肥人，黃埔一期畢業，國軍第18軍第67師第201旅少將旅長。淞滬抗戰中有「血肉磨坊」之稱的羅店爭奪戰中，8月27日晨，蔡炳炎將軍親率402團兩個營攻擊羅店日軍，不幸中彈陣亡，時年35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吳桐崗少將。遼寧人，國軍第67軍參謀長，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松江與日軍激戰中犧牲。
鄧玉琢少將。遼寧東港人，國軍第67軍第107師參謀長。1937年11月9日在上海松江與敵激戰中犧牲。
朱之榮少將。遼寧人，國軍第67軍第107師第321旅旅長。1937年11月10日在上海松江與日軍激戰中犧牲。
李伯蛟少將。湖南邵陽人，早年投軍，國軍第28軍第63師第187旅旅長。1937年11月在上海金山衞阻擊日軍登陸部隊，激戰中犧牲。
吳繼光少將。江蘇盱眙人，1903年生，黃埔二期畢業，1937年11月11日在白鶴港與日軍激戰中犧牲，時年34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各類評論、檢討：
1938年11月28日，蔣中正：
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將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衞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方面佈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以致整個計劃受到了打擊；國家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是我統帥應負最大的責任，實在對不起國家！

張治中：「上海之未能一次總佔領，統帥部失機於先，叫我停止攻擊；後來大戰展開，除陸軍外，又沒有配合有力的空軍。」
第九集團軍作戰課長史說：「部隊方面，必須學會對堅固據點的攻堅戰術，但當時部隊軍官缺乏攻堅知識與經驗，又沒有威力強大的武器....初期攻擊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就不知道用重砲直接瞄準去破壞和壓制日軍火力點以及接近爆破。」
胡宗南身邊的參謀於達：『革命軍積下一個很不良的習慣，其原因可能是蔣委員長對於底下的「學生」很不放心，而事事干預他們。打仗是瞬息萬變的，等委員長看到前線電報已經過了好幾天，戰況早變了，必打敗仗的，此乃源於「毛頭小子不放心」的心理。而師長也常越級指揮下級團長，常使旅長不知兵在何處。不放心和越級指揮造成作戰能力低落。』
孫元良：「國軍雖動員了優勢兵力，但機動運輸集結力不足，結果演變成車輪戰，始終沒有足夠的預備兵團，給了日軍各個擊破的機會。」
法肯豪森：「雙方海空火力落差太大，國軍僅能用夜暗期間，日軍海空兵力無法發揮優勢時，對白晝日軍所佔據之村落進行反攻。」
陳誠：「附近各縣地方官員負責者，事先不組織民眾，事後不知動員抵抗，這也是我們作戰中極大的缺點。」「漢奸太厲害了，敵機一來總部到處都是小鏡子，一閃一閃地向敵人指示目標。夜間則發信號彈，捉不勝捉。」
顧祝同：「大場情況變化後，閘北陣地側背完全暴露，必須調整態勢。但國際聯盟11月初要在日內瓦開會，會中要接受我國控訴，將討論如何制止日軍侵略行為，所以委員長有意要留在閘北作戰……盡量爭取時間，喚取友邦同情。」
顧維鈞為九國公約會議與淞滬會戰的關連作分析：「西方人士一開始就認定，中國是個政治不團結，軍事上又渙散落後的國家，……西方認為中國的抵抗無濟於事，日本終究要佔領中國，那麼向中國提供援助又有何用，認為抗戰不可能持久……問題在於，是運用這些軍隊堅守上海，從而在國外產生心理上的效果呢，還是要後撤至一個偏僻角落進行戰鬥。這地方不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會有任何人關心，但損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是什麼地方，戰鬥為了什麼。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國最大利益，……所以我們主張政府盡可能堅守上海線。」「不幸的是，中國軍事最終惡化了。恰巧又與11月15日美國新國會孤立主義碰在一起，這此因素導致布魯塞爾會議上一些主要代表團都催促趕快結束會議，……事情很明顯，以後再也不可能有何作為了。」「雖然羅斯福看出了當時歐洲與東亞方面的危機，但美國國內民意上的姑息壓力使其無法有實質作為。」陳誠：「戰略原是達成政略的一種手段。但是戰爭既啟，就應該以戰略為主，不能因為政略牽制戰略。因為戰略保持勝利的時候，政略的環境就可以跟着好轉。反過來說，如果戰略失敗，就是當初認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惡化。這次戰略受政略影響極大，乃是國家的不幸，並不是國家的錯誤，因為我國本身準備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關係。」淞滬會戰後期的「死守」被學者形容成「為政略殉」，非出於戰略因素，而是為了國際輿論、民心民氣而戰。蔣中正當時痛苦的表示：「藉此戰略關係而撤退，使敵不敢窮追，是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然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
第88師參謀張柏亭：「委員長訓示政略目的，是強調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為，而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中外視聽所集，要在國聯開會時，把淞滬戰場的現實景況，帶到會場去……」「孫元良8月12日率先佔領上海北站、寶山路、八字橋、江灣路一線，此獨斷決策對戰局有決定性的影響，使國軍取得閘北軸心陣地。」「淞滬戰場一開打，中國老百姓就開始協助日軍割斷電線、破壞電訊，或擾亂治安、刺探軍情。」
蔣中正：「緒戰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滅滬上敵軍。何應欽部長未將巷戰及攻擊武器發給使用，待我想到，催發戰車與平射砲，已過其時……何應欽誤事誤國，亦我想到太遲之過也。」「由大場撤退至蘇州河南岸以後，以張發奎為指揮官，使金山衞、乍浦一帶無人負責，不注重側背之重要，只注意浦東之兵力不足，調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東，乃使敵軍得乘虛而入，此為我戰略最大之失敗也。」
白崇禧：「我方裝備訓練遠不如人，全賴血肉之軀與之相抗，打破日本軍閥三個月征服中國之迷夢。上海抗戰原計劃是節節抵抗，故有設吳福線、錫澄線，後因敵人掌握制空權，行軍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實施。複以命令下達倉促，部隊準備不周，故原計劃尚未實現便開始撤退。」
滕昕雲：「國軍在圍攻時期空軍尚有表現，但隨着戰損增加，任務重心轉為首都防空，使日本在後期取得制空權。在海空劣勢下，反登陸作戰註定不會有太大成就。甚至有些部隊在未與敵人接觸前，就遭到日軍艦砲、航空轟炸而傷亡過半。」『1936年7月，國府財政顧問李茲羅士曾向蔣中正直言：「閣下期望英美支持中國抗日極為不智！」兩者所言皆正確，李茲羅士乃是當下情勢分析；蔣中正則是長遠局勢之發展。』
黃仁宇：「德國顧問誤判情勢，認為日軍在金山衞方面的行動應該只是屬於兩棲佯動，藉以吸引國軍注意，並非作戰重點」『苦撐待變即是持久抗戰的主軸，日軍擊破了國軍的抵抗，使國軍蒙受極大損失。蔣中正不會不清楚，他惟有採用長期持久戰略，持續消耗敵人實力，並靜待「國際情勢」的變化，別無他法。』
吳相湘：「蔣委員長誘使日軍主攻向由『自北南下』改變為『自東西上』的戰略終成功，一切可按1935年7月持久抗戰的計劃了。」
李雲漢：「就原定計劃而言，日本決不能將其兵力用在長江流域，如今卻調集10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到了長江流域，而使中國初步達到持久戰略的目的。」
蔣緯國：「此役打破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吸引日軍主力到華東，使長江下游之人員、工廠能遷往西南大後方，增加持久抗戰之能力。」
重光葵在《昭和之動亂》：「華北戰事擴大，立刻刺激了上海，米內光政海相強硬要求陸軍出兵，參謀本部則堅決反對。這事把政府夾在中間，弄得近衞首相非常難為，結果通過了最低限度的出兵折衷方案，派了三個師，叫松井帶領向上海出發，但仍陷於苦戰。第二次又派柳川以幾個師編成一個軍，從杭州灣登陸，中國軍這才開始退卻。」
汪兆銘：「戰被動、和亦被動。就戰來說，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橫著一個「戰給國際看」的念頭。中蘇締結《不侵犯條約》當時，武斷蘇聯必於三個月內出兵參戰。《九國公約》國在比京開會時，武斷會議結果必能制止中日戰爭，一切戰略因此之故，皆處被動，以致敗壞不可收拾。」
德國顧問：「自戰鬥開始日軍即掌握了無可爭辯的制空權，對戰局自會產生不利影響。重野戰榴彈砲由於訓練不足與觀測不夠精確，多數均留在後方。過早爆破上海與青浦道路間之橋樑，增加國軍後撤之混亂。」
東條英機：「太平洋戰爭前，日本對中國作戰四年以上，以日本國力對復興中強有力的中國作戰，自感國力的不足。」
10月28日，英國海通社：「上海十週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泰晤時報：「華軍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此為近代史中的第一次。」
鄭浪平：「事實上，就算國軍事先在杭州灣金山衞待命，也沒有足夠軍力阻擋日軍第十軍三個半師團登陸（日軍1師團約2萬人）。」「中國沒有完整與統一的後勤系統，更沒有後備軍人，徵兵制才在試辦階段，因此由各地強徵來的補充兵員，多是沒受過軍事訓練的。」
1938年6月，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如果將國民政府比喻成一把扇子，蔣中正實為扇軸。對於擁有民族意識之中國多數知識份子來講，蔣中正是其國家生存、民族復興的好漢，更是中國民眾的民族英雄。要打倒中國國民之偶像，與討伐張學良的滿州和其他地方軍閥是不同的。」
中國大陸的書籍以負面評價為主，一般稱為「片面抗日」、「對九國公約不切實際的幻想」、「安內攘外的誤國政策」、「出賣中國」、「不抵抗主義」、「妥協主義的下場」。台灣學者認為這是「後見之明」、「人為加工」、「與日方交涉是出賣國家的說法欠缺客觀」
潘漢年：「主要是由於抗戰已經三月有餘；而對外並未堅決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對內，始終沒有嚴厲打擊政權機構中的親日份子與主和論的官僚政客。……連日來消息所傳不外是調解、妥協、停戰，於是給熱望九國公約會議的同胞們，一個嚴重的心理上的幻滅。……其中南京少數大吏相機進言蔣委員長提議與日直接談判和平，這群漢奸的活動及著名親日份子、和一貫主和的官僚政客，依然追隨最高領袖之左右的事實，有意散佈各種謠言，致使妥協和平空氣瀰布一時。」
由於國民政府中央軍如第3、9、14、36、87、88師、稅警總團（德國人稱為鹽師）等部隊是由德國顧問所訓練，第87、88師也派有德籍顧問，因而淞滬會戰的「德式中央軍」被部份外籍人士稱為「德意志戰爭」。10下旬日軍進入閘北時，對國軍的防禦工事讚嘆不已，譽為「現代巷戰之典型陣容」。
撥補制度的問題：（可能是陳誠或法國顧問建議的）國軍傷亡過大時，直接將兵員送上前線補充，部隊不換防（整個部隊不撤下來整補）以免換防發生危險，有作戰經驗的老兵也能帶領新補士兵延續經驗，稱為「撥補制度」。代價是，許多前線軍士官已瀕臨死亡仍拒絕後送就醫，因過多新補兵員訓練不夠容易臨陣退縮，要是中下級軍官不在場監督，部眾可能怯敵輕棄陣地，導致精銳幹部與老兵嚴重傷亡，後期無力發動全面反擊。

國防線的缺陷：

國防線原是由德國顧問實地勘查所設計，但規模龐大非中國財政所能負擔，於是參謀本部李青等人參照德國規劃，擬定出折衷方案的國防線。國防線的工事掩體、交通壕多來不及完成，或找不到掩體、打不開暗鎖，部分工事構築位置、品質不符需求。
羅卓英：「吳福陣地與工事無圖參考，無人指示無鑰開門。前線撤退而在國防陣地之軍政要員，尤其兵站、交通、通信等單位卻同時失去連絡，無人負責。江南湖沼河渠交錯，在軍事上非完全障礙，有變成空隙薄弱之虞，須有水面巡防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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