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局的影响：
淞沪会战挫败日军中央突破、速战速胜之战略意图，迫使日军在华北战场上转攻为守，在青岛地区暂停军事行动，打乱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之全盘计划，使他们未能3个月灭亡中国。它是中国局部抗战转向全面抗战之历史转折点，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占有极重要地位。
淞沪之战，日军共投入2个军9个师团约30万人，比整个华北战场日军全部兵力多出2个师团。经过3个月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日军5万多人，粉碎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之梦想，有助于鼓舞全国人民抗战斗志。
原先蒋中正打算速战速决，并将日军注意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为了达到这目的他将手中受过德国顾问训练最精良部队全数送上前线。不过由于速战速决目标失败，导致更多兵力加码投入战场与具有军舰支援且补给源源不绝的日军进行绞肉战，总计国民政府在这场战争除了中央军外，先后各派系部队共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财政部税警总团、宪兵1个团、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3队海军舰队，兵力总数60万人以上。其中精锐部队在战斗中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使蒋中正实力大为削弱。
此外，《李宗仁回忆录》中指出：“当时我军参战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在六十万左右，约全国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当时淞沪战场离苏嘉铁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投入战场人数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场，四面平旷，无险可守，日军陆海空三军的火力可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来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蒋中正知道国军只有极小机会获胜，上海将会失去。
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除了军队的耗损以外，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的总撤退使整个战线完全溃散，并让日军得以长趋直入，间接导致了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
以军事面来说，国民政府不但战败以外还让其军事实力大幅受创，使得多年建军付诸流水；但在政治面上却是成功的，淞沪会战将中日冲突成功的台面化宣传到国际媒体。也让世界清楚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的立场：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将其一块一块地征服侵吞，也证明了中国绝不会向日本投降，而战争导致的国外资产损失与日军的战争暴行有效的降低国外舆论对于日本的好感，也间接影响日后英美对中国战场的支持。中国军队之牺牲精神和战斗能力，赢得各国军事观察家高度评价。
最后，日军原先希望借由有限度冲突取得在华利益的作法，在淞沪一战后开始无法收拾。淞沪会战的时间长达三个月，最终也只能在伤亡惨重下勉强夺得胜利，而国民政府在此战以后毫无对日本妥协的态度使日军无法回收战争成本，在一无所得下日军必须增兵以在这场战争获得利益，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使日本国力逐步拖入崩溃边缘，并引发更大规模战争。
虽然淞沪会战中国在战术上失败，但战略上成功将日军移往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之地形，使日军无法占领全中国。上海守军之抵抗掩护党政机关学校和工商企业转移往内地，为抗战保留元气。

对中国政治的长期影响：
蒋中正在淞沪会战几乎投入所有的精锐部队，最后除了惨重伤亡之外战争还输的一败涂地，但日本当时尚未做好侵略中国的准备，因此无法有效的趁胜扩张，否则淞沪的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之后，中央政府的兵力与各地军阀的差距缩小，这时中国共产党、各地军阀都各据一方，拥兵自重。日后长江中下游的各省的丧失，使得国府吃紧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不得不与各地军阀争夺税赋资源，造成抗战中的内战。淞沪会战后大量的游勇散兵，国民政府无力加以收编，因此成为各地土匪游击队造成后方百姓的困扰，或者被中国共产党加以吸收，使得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实力急速强化，到1940年7月7日时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蒋中正知道“攘外必先安内”，但还是没法改变历史。但由于中央军的惨重牺牲，奠定了蒋中正作为中国抗战军事统帅的地位和形象。也让抗战时各地军阀大多听令重庆政府的命令，如果没有淞沪抗战，各地军阀依旧无法统一指挥，蒋中正也无法处决临阵脱逃、失守山东的韩复渠。

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
持续3个月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极大的改变了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海的苏州河以北地区，包括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区，以及闸北华界，由于控制了黄浦江下游岸线，和陆上门户火车站，曾经是20世纪初上海城市发展最迅速的地区。
淞沪会战期间，闸北和虹口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前线，闸北几乎100％毁于战火，虹口和杨树浦的损失达到70％，此外南市区和吴淞的损失也相当严重。无数的建筑物葬身火海，上百万当地居民被迫避难到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
此后，上海城市的精华完全集中于苏州河以南面积有限的租界地区，苏州河以北地区严重衰落，对上海后来的城市发展造成了长期性影响。战争废墟上后来曾经形成大片难民聚居的贫民窟，曾是上海很长时期内极其注目的城市景观。（由于缺少保护价值，现在大部分已经改造成高层楼群）

阵亡将军：
朱耀华中将。字强生，湖南长沙人，国军第78军第18师师长。1937年10月24日拂晓，日军在150架轰炸机，10余辆坦克掩护下，集中兵力猛攻18师驻守的大场镇，18师官兵苦战3日，万余官兵牺牲，大场镇失守，举枪自尽殉国。（但另据资料，称因卫兵阻拦朱耀华自杀未果，但亦受伤致残，后曾任第八战区军法执行部执行监。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共镇反运动中被杀。）
吴克仁中将。字静山，黑龙江宁安人，满族，保定军官学校5期炮科毕业，国军第67军军长。所辖107 、108师是淞沪抗战中最后赶到战场的原东北军主力，1937年11月8日拂晓，日寇柳川第10军主力渡过黄埔江。9日，吴将军在掩护上海守军撤退时，在白鹤港遭到日军便衣队袭击，壮烈牺牲。
路景荣少将。江苏武进人，1902年生，黄埔四期毕业，国军第98师583团团长，师部少将参谋长。1937年9月10号在上海月浦与日军激战中牺牲，时年35岁。
李友梅少将。字竹三，广东五华人，1908年生，黄埔四期毕业，国军第1军第1师第4团团长。1937年9月18日，在淞沪会战顾家宅之役中牺牲，时年29岁。
杨杰少将。字子英，河北容城人，1895年生，黄埔四期毕业，国军第1军第1师第1旅副旅长。1937年10月11日，在淞沪会战顾家宅之役中牺牲，时年41岁。
庞汉祯少将。字胤宗，广西靖西县人，壮族，1899年生，广西陆军讲武堂及中央军校南宁分校高级班毕业，国军第7军第21集团军第170师第510旅旅长。1937年10月23日下午3时，在陈家行指挥战斗中，被日军火炮击中牺牲，时年 38岁，后追授陆军中将。
秦霖少将。字松涛，广西桂林人，1900年生，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国军第7军第171师第511旅旅长。1937年10月23日，秦霖将军在日机轰炸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7岁，后追授陆军中将。
黄梅兴少将。字敬中，广东梅县客家人，1897年生，黄埔一期毕业，国军第9集团军第88师第264旅少将旅长。8 月14日下午3时许，黄梅兴将军亲临前线指挥，在爱国女校附近被日军迫击炮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40岁。一同殉国的还有旅部参谋主任邓洸中校及通讯排官兵30余人。黄梅兴将军是淞沪抗战国军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后追授陆军中将。
宫惠民少将。字剑豪，广东曲江人，黄埔四期毕业，国军第4军第90师第270旅旅长。1937年10月28日在嘉定清水显牺牲，时年31岁。
刘启文少将。河南南阳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国军第67军第108师第322旅旅长。1937年11月8日在石湖荡与日军激战中牺牲。
蔡炳炎少将。字洁宜，安徽合肥人，黄埔一期毕业，国军第18军第67师第201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中有“血肉磨坊”之称的罗店争夺战中，8月27日晨，蔡炳炎将军亲率402团两个营攻击罗店日军，不幸中弹阵亡，时年35岁，后追授陆军中将。
吴桐岗少将。辽宁人，国军第67军参谋长，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松江与日军激战中牺牲。
邓玉琢少将。辽宁东港人，国军第67军第107师参谋长。1937年11月9日在上海松江与敌激战中牺牲。
朱之荣少将。辽宁人，国军第67军第107师第321旅旅长。1937年11月10日在上海松江与日军激战中牺牲。
李伯蛟少将。湖南邵阳人，早年投军，国军第28军第63师第187旅旅长。1937年11月在上海金山卫阻击日军登陆部队，激战中牺牲。
吴继光少将。江苏盱眙人，1903年生，黄埔二期毕业，1937年11月11日在白鹤港与日军激战中牺牲，时年34岁，后追授陆军中将

各类评论、检讨：
1938年11月28日，蒋中正：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以致整个计划受到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

张治中：“上海之未能一次总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配合有力的空军。”
第九集团军作战课长史说：“部队方面，必须学会对坚固据点的攻坚战术，但当时部队军官缺乏攻坚知识与经验，又没有威力强大的武器....初期攻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不知道用重炮直接瞄准去破坏和压制日军火力点以及接近爆破。”
胡宗南身边的参谋于达：‘革命军积下一个很不良的习惯，其原因可能是蒋委员长对于底下的“学生”很不放心，而事事干预他们。打仗是瞬息万变的，等委员长看到前线电报已经过了好几天，战况早变了，必打败仗的，此乃源于“毛头小子不放心”的心理。而师长也常越级指挥下级团长，常使旅长不知兵在何处。不放心和越级指挥造成作战能力低落。’
孙元良：“国军虽动员了优势兵力，但机动运输集结力不足，结果演变成车轮战，始终没有足够的预备兵团，给了日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法肯豪森：“双方海空火力落差太大，国军仅能用夜暗期间，日军海空兵力无法发挥优势时，对白昼日军所占据之村落进行反攻。”
陈诚：“附近各县地方官员负责者，事先不组织民众，事后不知动员抵抗，这也是我们作战中极大的缺点。”“汉奸太厉害了，敌机一来总部到处都是小镜子，一闪一闪地向敌人指示目标。夜间则发信号弹，捉不胜捉。”
顾祝同：“大场情况变化后，闸北阵地侧背完全暴露，必须调整态势。但国际联盟11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要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委员长有意要留在闸北作战……尽量争取时间，唤取友邦同情。”
顾维钧为九国公约会议与淞沪会战的关连作分析：“西方人士一开始就认定，中国是个政治不团结，军事上又涣散落后的国家，……西方认为中国的抵抗无济于事，日本终究要占领中国，那么向中国提供援助又有何用，认为抗战不可能持久……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要后撤至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关心，但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是什么地方，战斗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线。”“不幸的是，中国军事最终恶化了。恰巧又与11月15日美国新国会孤立主义碰在一起，这此因素导致布鲁塞尔会议上一些主要代表团都催促赶快结束会议，……事情很明显，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何作为了。”“虽然罗斯福看出了当时欧洲与东亚方面的危机，但美国国内民意上的姑息压力使其无法有实质作为。”陈诚：“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为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保持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当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战略受政略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淞沪会战后期的“死守”被学者形容成“为政略殉”，非出于战略因素，而是为了国际舆论、民心民气而战。蒋中正当时痛苦的表示：“借此战略关系而撤退，使敌不敢穷追，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
第88师参谋张柏亭：“委员长训示政略目的，是强调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而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中外视听所集，要在国联开会时，把淞沪战场的现实景况，带到会场去……”“孙元良8月12日率先占领上海北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一线，此独断决策对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使国军取得闸北轴心阵地。”“淞沪战场一开打，中国老百姓就开始协助日军割断电线、破坏电讯，或扰乱治安、刺探军情。”
蒋中正：“绪战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灭沪上敌军。何应钦部长未将巷战及攻击武器发给使用，待我想到，催发战车与平射炮，已过其时……何应钦误事误国，亦我想到太迟之过也。”“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无人负责，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得乘虚而入，此为我战略最大之失败也。”
白崇禧：“我方装备训练远不如人，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打破日本军阀三个月征服中国之迷梦。上海抗战原计划是节节抵抗，故有设吴福线、锡澄线，后因敌人掌握制空权，行军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
滕昕云：“国军在围攻时期空军尚有表现，但随着战损增加，任务重心转为首都防空，使日本在后期取得制空权。在海空劣势下，反登陆作战注定不会有太大成就。甚至有些部队在未与敌人接触前，就遭到日军舰炮、航空轰炸而伤亡过半。”‘1936年7月，国府财政顾问李兹罗士曾向蒋中正直言：“阁下期望英美支持中国抗日极为不智！”两者所言皆正确，李兹罗士乃是当下情势分析；蒋中正则是长远局势之发展。’
黄仁宇：“德国顾问误判情势，认为日军在金山卫方面的行动应该只是属于两栖佯动，藉以吸引国军注意，并非作战重点”‘苦撑待变即是持久抗战的主轴，日军击破了国军的抵抗，使国军蒙受极大损失。蒋中正不会不清楚，他惟有采用长期持久战略，持续消耗敌人实力，并静待“国际情势”的变化，别无他法。’
吴相湘：“蒋委员长诱使日军主攻向由‘自北南下’改变为‘自东西上’的战略终成功，一切可按1935年7月持久抗战的计划了。”
李云汉：“就原定计划而言，日本决不能将其兵力用在长江流域，如今却调集10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到了长江流域，而使中国初步达到持久战略的目的。”
蒋纬国：“此役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吸引日军主力到华东，使长江下游之人员、工厂能迁往西南大后方，增加持久抗战之能力。”
重光葵在《昭和之动乱》：“华北战事扩大，立刻刺激了上海，米内光政海相强硬要求陆军出兵，参谋本部则坚决反对。这事把政府夹在中间，弄得近卫首相非常难为，结果通过了最低限度的出兵折衷方案，派了三个师，叫松井带领向上海出发，但仍陷于苦战。第二次又派柳川以几个师编成一个军，从杭州湾登陆，中国军这才开始退却。”
汪兆铭：“战被动、和亦被动。就战来说，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横著一个“战给国际看”的念头。中苏缔结《不侵犯条约》当时，武断苏联必于三个月内出兵参战。《九国公约》国在比京开会时，武断会议结果必能制止中日战争，一切战略因此之故，皆处被动，以致败坏不可收拾。”
德国顾问：“自战斗开始日军即掌握了无可争辩的制空权，对战局自会产生不利影响。重野战榴弹炮由于训练不足与观测不够精确，多数均留在后方。过早爆破上海与青浦道路间之桥梁，增加国军后撤之混乱。”
东条英机：“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对中国作战四年以上，以日本国力对复兴中强有力的中国作战，自感国力的不足。”
10月28日，英国海通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泰晤时报：“华军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代史中的第一次。”
郑浪平：“事实上，就算国军事先在杭州湾金山卫待命，也没有足够军力阻挡日军第十军三个半师团登陆（日军1师团约2万人）。”“中国没有完整与统一的后勤系统，更没有后备军人，征兵制才在试办阶段，因此由各地强征来的补充兵员，多是没受过军事训练的。”
1938年6月，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如果将国民政府比喻成一把扇子，蒋中正实为扇轴。对于拥有民族意识之中国多数知识份子来讲，蒋中正是其国家生存、民族复兴的好汉，更是中国民众的民族英雄。要打倒中国国民之偶像，与讨伐张学良的满州和其他地方军阀是不同的。”
中国大陆的书籍以负面评价为主，一般称为“片面抗日”、“对九国公约不切实际的幻想”、“安内攘外的误国政策”、“出卖中国”、“不抵抗主义”、“妥协主义的下场”。台湾学者认为这是“后见之明”、“人为加工”、“与日方交涉是出卖国家的说法欠缺客观”
潘汉年：“主要是由于抗战已经三月有余；而对外并未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内，始终没有严厉打击政权机构中的亲日份子与主和论的官僚政客。……连日来消息所传不外是调解、妥协、停战，于是给热望九国公约会议的同胞们，一个严重的心理上的幻灭。……其中南京少数大吏相机进言蒋委员长提议与日直接谈判和平，这群汉奸的活动及著名亲日份子、和一贯主和的官僚政客，依然追随最高领袖之左右的事实，有意散布各种谣言，致使妥协和平空气弥布一时。”
由于国民政府中央军如第3、9、14、36、87、88师、税警总团（德国人称为盐师）等部队是由德国顾问所训练，第87、88师也派有德籍顾问，因而淞沪会战的“德式中央军”被部份外籍人士称为“德意志战争”。10下旬日军进入闸北时，对国军的防御工事赞叹不已，誉为“现代巷战之典型阵容”。
拨补制度的问题：（可能是陈诚或法国顾问建议的）国军伤亡过大时，直接将兵员送上前线补充，部队不换防（整个部队不撤下来整补）以免换防发生危险，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也能带领新补士兵延续经验，称为“拨补制度”。代价是，许多前线军士官已濒临死亡仍拒绝后送就医，因过多新补兵员训练不够容易临阵退缩，要是中下级军官不在场监督，部众可能怯敌轻弃阵地，导致精锐干部与老兵严重伤亡，后期无力发动全面反击。

国防线的缺陷：

国防线原是由德国顾问实地勘查所设计，但规模庞大非中国财政所能负担，于是参谋本部李青等人参照德国规划，拟定出折衷方案的国防线。国防线的工事掩体、交通壕多来不及完成，或找不到掩体、打不开暗锁，部分工事构筑位置、品质不符需求。
罗卓英：“吴福阵地与工事无图参考，无人指示无钥开门。前线撤退而在国防阵地之军政要员，尤其兵站、交通、通信等单位却同时失去连络，无人负责。江南湖沼河渠交错，在军事上非完全障碍，有变成空隙薄弱之虞，须有水面巡防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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