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對牛津劍橋的迷戀
部長們最常就讀的大學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與新加坡全國對牛津、劍橋和常春藤盟校的重視一致，34 名部長中有 13 人曾在這些大學學習。 然而，當我們排除哈佛甘迺迪學院的研究生學習時，這個數字下降到 8 人——該學院因其入學要求和畢業生引起了一些爭議。這個數字（約38%的新加坡部長曾就讀於牛津、劍橋或常春藤盟校）與英國政客的數字相差不遠：2019年，57%的英國內閣成員和36%的初級部長曾就讀於牛津或劍橋。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儘管我們與美國和英國相隔一個大陸，但我們卻取得了類似的數字。

像做生意一樣運行新加坡
註：許多部長學習了多個學位學科。最常見的三個學位科目是經濟學、商業和公共政策/管理。所有公共政策/管理學位均由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授予。

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位部長擁有人文學科的大學學位。學習內容最接近人文學科的是高級政務部長 Sim Ann 的哲學、政治和經濟學學士學位。

需要明確的是，人文學科的邊緣化並不是新加坡獨有的，人文學科在全球範圍內都遭受資金來源減少和出席人數減少的困擾。 在美國，2015年所有應屆畢業生中擁有人文學科學士學位的比例為11.9%，是有紀錄以來的最低比例。

在新加坡，2020 年完成學士學位的新畢業生中有 17.9% 是人文或社會科學專業（由於沒有人文學科的具體數據，因此獲得人文學科學位的學生的實際比例可能會低得多）。每個部會至少有一名具有經濟或商業研究背景的部長。 

甚至文化、社區和青年部也由三位研究法律、商業研究、經濟和公共政策的部長領導。 在這裏，我們對經濟專業知識相對於其他形式專業知識的重視變得更加明顯。

新加坡與西方的連結

34 名部長中，有27人是透過留學完成部分或者全部大學學業。部長們求學所在國總共有這五國：新加坡（18人）、美國（18人）、英國（18人）、澳洲（3人）和瑞士（1人）。 在新加坡唸過大學的 18 名學生中，有 7 人是只在本國讀過大學的。 

請注意，該數字不包括交換學期。

儘管中國的崛起​​以及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新加坡部長的教育背景——至少在表面上——強烈顯現與英語國家的西方結盟。

以讀到碩士為標準


圖片來源：此數據視覺化由 Hunter McGuire 開發。新加坡的部長們平均每人有2.2個學位。 雖然34人中有3人擁有博士學位，但34人中只有4人沒有碩士學位。至少15名部長獲得了大學學習獎學金。點擊此連結或上面的圖片即可查看部長們學習地點的完整視覺呈現。

這與一般人相比如何？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截至 2018 年，新加坡 25 歲以上人口中有 31.5% 至少獲得學士學位，而部長的比例為 100%。 沒有關於擁有碩士學位的總人口百分比的具體數據。 部長們過去的發言表明，目標是讓 30% 至 40% 的學生畢業時獲得大學學位。

插嘴一句：裏面有不少人選擇唸第二個碩士——往往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MPA學位。

是什麼造就了一個典型的部長？





現總理李顯龍和他的潛在繼任者（截至 2018 年）有這五人；典型的部長是具有以下特徵的人：

在獨立中學或 SAP 中學學習
升讀 Raffles、National JC 或 Hwa Chong ，為接受高等教育準備
大學部（本科）學習經濟學或商科
獲得研究生學位，最常見的是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順便說一句，以上也充分描述了副總理王瑞傑的教育背景。

或許，王瑞傑成為人民行動黨一般民眾青睞的未來總理候選人是適當的。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背景只是構成新加坡政治菁英的一部分。 然而，這些要點至少顯示了政府最高層重視什麼——以及精英管理在新加坡意味着什麼。

更正：黃詢財部長的研究生機構被錯誤地標為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其實應該是密歇根大學。 孫學凌部長的高等教育機構先前標註為「未知」，現標註為「萊佛士書院」。有關新加坡網絡、媒體和政府的更多故事，請訂閱以接收每期新刊發佈的電子郵件更新。 如果您有任何意見、詢問或更正，請將其發送至 teokaixiang@protonmail.com。

更正：名字應該是「黃循財」

關於這篇文章援引數據的註釋

資料來源：所有關於部長教育背景的資料均來自國會簡介、政府網站和媒體報道。下載資料：可以在此處找到每位部長的完整電子表格、他們的教育背景以及用於驗證此資料的來源。我的數據有一些缺失的資訊： Alvin Tan 和 Tan Kiat How 的中學不包括在內； 因為該資訊無法獨立核實。 Janil Puthucheary 在新加坡以外的二級和高等教育機構也被排除在外。造成資料缺失的一個原因是議會成員的資料在政府網站上向公眾呈現的方式發生了變化。 2015 年之前，parliament.gov.sg 提供了有關部長簡歷的詳細資訊（其中大部分仍可透過網絡檔案館取得）。 該資訊在 2015 年後不再可用，因此，公眾獲取有關議會成員資格的資訊變得更加困難：




2015 年以前（左）和 2015 年後（右）議員簡介

除非改變議員背景向公眾呈現的方式，否則根據專業背景、教育背景、獲得的獎學金和其他此類生物數據對我們現任當選代表進行全面分析將是不可行的或非常耗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