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对牛津剑桥的迷恋
部长们最常就读的大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与新加坡全国对牛津、剑桥和常春藤盟校的重视一致，34 名部长中有 13 人曾在这些大学学习。 然而，当我们排除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研究生学习时，这个数字下降到 8 人——该学院因其入学要求和毕业生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个数字（约38%的新加坡部长曾就读于牛津、剑桥或常春藤盟校）与英国政客的数字相差不远：2019年，57%的英国内阁成员和36%的初级部长曾就读于牛津或剑桥。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尽管我们与美国和英国相隔一个大陆，但我们却取得了类似的数字。

像做生意一样运行新加坡
注：许多部长学习了多个学位学科。最常见的三个学位科目是经济学、商业和公共政策/管理。所有公共政策/管理学位均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授予。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位部长拥有人文学科的大学学位。学习内容最接近人文学科的是高级政务部长 Sim Ann 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学士学位。

需要明确的是，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并不是新加坡独有的，人文学科在全球范围内都遭受资金来源减少和出席人数减少的困扰。 在美国，2015年所有应届毕业生中拥有人文学科学士学位的比例为11.9%，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比例。

在新加坡，2020 年完成学士学位的新毕业生中有 17.9% 是人文或社会科学专业（由于没有人文学科的具体数据，因此获得人文学科学位的学生的实际比例可能会低得多）。每个部会至少有一名具有经济或商业研究背景的部长。 

甚至文化、社区和青年部也由三位研究法律、商业研究、经济和公共政策的部长领导。 在这里，我们对经济专业知识相对于其他形式专业知识的重视变得更加明显。

新加坡与西方的连结

34 名部长中，有27人是透过留学完成部分或者全部大学学业。部长们求学所在国总共有这五国：新加坡（18人）、美国（18人）、英国（18人）、澳大利亚（3人）和瑞士（1人）。 在新加坡念过大学的 18 名学生中，有 7 人是只在本国读过大学的。 

请注意，该数字不包括交换学期。

尽管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新加坡部长的教育背景——至少在表面上——强烈显现与英语国家的西方结盟。

以读到硕士为标准


图片来源：此数据视觉化由 Hunter McGuire 开发。新加坡的部长们平均每人有2.2个学位。 虽然34人中有3人拥有博士学位，但34人中只有4人没有硕士学位。至少15名部长获得了大学学习奖学金。点击此连结或上面的图片即可查看部长们学习地点的完整视觉呈现。

这与一般人相比如何？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 2018 年，新加坡 25 岁以上人口中有 31.5% 至少获得学士学位，而部长的比例为 100%。 没有关于拥有硕士学位的总人口百分比的具体数据。 部长们过去的发言表明，目标是让 30% 至 40% 的学生毕业时获得大学学位。

插嘴一句：里面有不少人选择念第二个硕士——往往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A学位。

是什么造就了一个典型的部长？





现总理李显龙和他的潜在继任者（截至 2018 年）有这五人；典型的部长是具有以下特征的人：

在独立中学或 SAP 中学学习
升读 Raffles、National JC 或 Hwa Chong ，为接受高等教育准备
大学部（本科）学习经济学或商科
获得研究生学位，最常见的是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顺便说一句，以上也充分描述了副总理王瑞杰的教育背景。

或许，王瑞杰成为人民行动党一般民众青睐的未来总理候选人是适当的。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背景只是构成新加坡政治菁英的一部分。 然而，这些要点至少显示了政府最高层重视什么——以及精英管理在新加坡意味着什么。

更正：黄询财部长的研究生机构被错误地标为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其实应该是密歇根大学。 孙学凌部长的高等教育机构先前标注为“未知”，现标注为“莱佛士书院”。有关新加坡网络、媒体和政府的更多故事，请订阅以接收每期新刊发布的电子邮件更新。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询问或更正，请将其发送至 teokaixiang@protonmail.com。

更正：名字应该是“黄循财”

关于这篇文章援引数据的注释

资料来源：所有关于部长教育背景的资料均来自国会简介、政府网站和媒体报道。下载资料：可以在此处找到每位部长的完整电子表格、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用于验证此资料的来源。我的数据有一些缺失的资讯： Alvin Tan 和 Tan Kiat How 的中学不包括在内； 因为该资讯无法独立核实。 Janil Puthucheary 在新加坡以外的二级和高等教育机构也被排除在外。造成资料缺失的一个原因是议会成员的资料在政府网站上向公众呈现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2015 年之前，parliament.gov.sg 提供了有关部长简历的详细资讯（其中大部分仍可透过网络档案馆取得）。 该资讯在 2015 年后不再可用，因此，公众获取有关议会成员资格的资讯变得更加困难：




2015 年以前（左）和 2015 年后（右）议员简介

除非改变议员背景向公众呈现的方式，否则根据专业背景、教育背景、获得的奖学金和其他此类生物数据对我们现任当选代表进行全面分析将是不可行的或非常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