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ollektivschuld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3235215/answer/3611950737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那可太多了，最经典的就是东向歧视，离西欧中心越远的民族/国家(爱尔兰是个例外）往往被认为其文化程度越低，因此也就越需被西面邻居注入欧洲性和文明使命。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历史与现实大致构建出一条欧洲性递减的链条，其中心到外围依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人-德国人-中东欧人-俄罗斯人。
法国对德国：
不过，在那之前，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就活在伟大的法国的阴影底下好几个世代了，完全是二等的欧洲人。这种痛苦在他们无可避免地去巴黎游学期间特别强烈，来自斯图加特和符兹堡的德意志青年来到此地仰慕法国的潮流和观念，只有偶尔才会有法国人对他们回以同样的好奇心，因为对法国人来说，德意志人的音乐和文学非常原始，德意志人的治国能力更是糟糕透顶。他们戏谑地说，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不属于罗马文化， 更不是个帝国，只是由无数个自由市、侯国、主教领地和几个王国所组成，甚至无法号召军队捍卫自己。拿破仑在一八零六年宣布废止帝国时，一开始根本没有人留意。
德国对波兰
在 “漫长 ”的十九世纪，对 “东方 ”划分等级的观点是德国话语的常态。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848/49 年在法兰克福保尔教堂（Paulskirche）进行的辩论中的殖民主义论述：从波森和波希米亚在未来德意志帝国中的地位问题开始，一个跨派别的多数派辩论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 “德意志东方”，一直延伸到黑海，它将在文明使命中被征服和统治。另一个例子是古斯塔夫-弗雷塔格（Gustav Freytag）影响深远的小说《Soll und Haben》（1855 年），几十年来几乎每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的书架上都摆放着这本书，它将反犹主义形象和对无能波兰人不可磨灭的刻板印象固定在集体意识中。
德意志帝国带来了德国人对 “东方 ”看法的激进化和种族化。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伪科学种族主义话语中，“斯拉夫人 ”尤其被构建为一个独立的 “种族”，其 “白种人 ”的 “白 ”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却低人一等。因此，针对东欧人的种族主义通常被称为反斯拉夫种族主义或反斯拉夫主义。这种反斯拉夫主义产生了实际后果： 德意志帝国在东欧移民的居住机会和入籍选择方面制定了基于群体的歧视性政策，从而使反斯拉主义夫和反（东方）犹太主义的怨恨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德意志帝国在普鲁士波兰分治区（“Ostmark”）的定居政策属于这种连续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 “Land Ober Ost ”以及魏玛时期宣传的 “Grenzkolonialismus”（边境殖民主义）和 “Grenzlandarbeit”（边境工作）也属于这种连续性。此外，为殖民计划（“Deutscher Osten”）提供科学专业知识的 “Ostforschung ”的出现在这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反斯拉夫主义兴起的同时，还出现了针对这片地区居民的其他形式的歧视，如反犹主义（“东方犹太人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被描绘成敌人）和反吉普赛主义。反斯拉夫主义在历史上和当代的交叉性迄今几乎没有研究，尽管德国年轻的 “后东方”（Post-Ost）一代的代表们正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一问题（Prokopkin 2022；Tikhomirova 2022；quarteera 2022）。
这种怨恨很大程度也延续到了纳粹德国之中，他们认为拯救欧洲免遭亚洲布尔什维克侵袭是德国的使命，从这个角度看，纳粹德国当然是一个再纯正不过的欧洲帝国（希特勒钦佩英国殖民主义的榨取能力）。如果抛开种族主义，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意图灭绝东欧原住民的东方总计划，为什么白俄罗斯的死亡率会高达四分之一，为何“在1941年秋天的任何一天，苏联战俘的死亡人数与整个战争期间英美战俘的死亡人数一样多”。
帝国国家的兴衰和民族命运构成了希特勒想象中德国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角色的背景。他问道：“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中，两千年算什么？”“今天，我们正在恢复那个传统。”希特勒宣称：“罗马历史将不仅是我们时代的最佳教师，也将是未来的。”罗马辉煌的两方面在于：“它成功地完全统治了世界！”并且是代表着一种优越的文明来完成的：“没有任何帝国像罗马那样传播它的文明。”这种文明本质上是希腊化的，它“应该以它那美妙的美丽为我们保留。”虽然雅典建筑体现了古希腊文化的英雄伟大及其种族自豪感，但斯巴达同样是一个种族分层的城邦的典范，“统治着三十四万五千名奴隶。”希特勒继续说，它是当代欧洲文明的源泉，“是数千年历史的产物。”
...
希特勒没有明确提到但内化的一条教训是罗马的先发制人原则。像西塞罗这样的罗马作家为对内外敌人的先发制人攻击辩护，认为等待潜在威胁迫在眉睫时才行动毫无意义。迦太基的毁灭就是以这种方式辩护的。最后，像罗马和古代日耳曼人一样，新的德意志帝国将拯救欧洲文明免受亚洲野蛮人的侵害。亚洲野蛮人——“这股中亚洪流”——主要由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代表，而在当代则由布尔什维克代表，是“欧洲永恒潜在的危险”。希特勒在1943年宣称：“几个世纪以来，旧帝国不得不单独或与少数盟友一起进行战斗，以避免欧洲面临一种命运，这种命运的后果将是无法想象的，正如今天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一样不可思议。”
再比如第六集团军司令Walter von Reichenau的命令：
反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体系运动的最重要目标是彻底粉碎权力工具，根除亚洲在欧洲文化领域的影响。
在这方面，部队的任务也超出了传统的单一士兵身份。在东方，士兵不仅是按照战争规则作战的战士，而且还是不可阻挡的种族观念的载体，是德意志及相关种族所遭受的一切兽行的复仇者。
第四集团军指挥官Erich Hoepner的命令：
对苏战争是德国人民生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的古老斗争，是欧洲文化与莫斯科人-亚洲人洪流的斗争，是抵御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的必须是摧毁现在的俄国，因此必须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进行。每一场战斗的计划和执行都必须以无情地彻底消灭敌人的钢铁意志为指导。
波兰对乌克兰
对于波兰精英而言，波兰文化不是问题，而是解决东欧“落后”的方法。他们将乌克兰人、白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看作类似德国人眼中的波兰人：文化上低人一等，无法建立自己的国家，并需要有人引领他们走向欧洲文明、进步和现代化。德国精英认为他们把文化和文明带到了波兰，波兰精英反过来也认为他们把文化和进步带到了乌克兰、立陶宛和白罗斯——这些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前东部边境地区。边境地区（波兰语称为：kresy）的话语是一种奇怪的组合，既对这些边境地区的“野性”和“自然”感到迷恋和向往，同时又坚信东方及其人民的落后和低劣。自19世纪末以来，波兰培养了自己的东方主义形式。
关于鲁塞尼亚农民的天真幼稚的讨论认为他们被德国资助的乌克兰煽动者欺骗，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大量关于乌克兰暴行的报道。这些报道旨在将乌克兰人排除在文明（欧洲）国家的群体之外。它们还为波兰对这些“野蛮人”的暴力行为提供了解释，并为波兰为何有权统治乌克兰人土地提供了额外的论据。
然而，波兰精英对乌克兰人的态度部分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认为乌克兰人是没有能力统治自己的孩子。波兰文化被视为优于乌克兰文化，波兰的使命是使东部边境地区文明化。在波兰人的想象中，克雷西（kresy）--边境地区--成了波兰人已经开垦并仍在开垦的荒野东方，是波兰民族抵御野蛮侵袭的欧洲文明前哨。
克罗地亚对塞尔维亚
在教育部长Julije Makanec看来，克罗地亚凭借其传统和历史、天主教以及地缘政治地位和联盟，属于西方和欧洲的文化。他写道，克罗地亚在欧洲中心地带发展了一百年；只有保留西欧文化，抵制东方的亚洲文化，克罗地亚才能生存下去。他写道，乌斯塔沙运动正在为索福克勒斯、柏拉图、但丁、鲁杰尔-博斯科维奇、帕斯卡尔和歌德的欧洲而奋斗。尽管马卡内奇的文化参考资料有点像克罗地亚激进右翼版本的T. S. 艾略特对英国的定义--“德比日、亨利帆船赛、考斯、八月十二日、杯赛决赛、赛狗、针桌、飞镖盘、温斯利谷奶酪、切成段的水煮卷心菜、醋渍甜菜根、十九世纪哥特式教堂和埃尔加的音乐”--毫无疑问，乌斯塔沙政权极其认真地对待按照欧洲标准重塑国家的计划。
捷克对斯洛伐克和鲁塞尼亚人
在分析斯洛伐克儿童死亡率时（婴儿死亡率较高，而1至3岁儿童的死亡率较低），卡雷尔·乔泰克指出了“适者生存”机制的作用，并将其视为斯洛伐克人潜在健康的标志。这种斯洛伐克的潜力与鲁塞尼亚人（尤其是生活在喀尔巴阡山脉北部小村庄的鲁塞尼亚人）无望的状况形成对比。当被问及鲁塞尼亚人的健康状况时，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卫生与体育教育部的研究人员回答说：“[鲁塞尼亚人]不健康、苍白、无力、贫血且营养不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会发现他们身体的退化还伴随着精神上的退化。”人类学家沃伊泰赫·苏克通过将鲁塞尼亚人定义为“落后且与现代性疏远”，解释了他们的“落后”是由于长期与其他斯拉夫民族隔离造成的：“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处于匈牙利的统治下，与那些生活在喀尔巴阡山脉北部并已融入斯拉夫共同体的鲁塞尼亚人没有任何经济和文化联系。”捷克大众媒体轻易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帮助塑造了公众对鲁塞尼亚人的负面看法，认为他们是“等待捷克指导的落后斯拉夫民族”。这种由隔离引起的退化与捷克人（以及其他欧洲民族）典型的健康混合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反映了捷克土地（被视为历史性土地）与新获得的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山脉之下的鲁塞尼亚领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也体现了不同民族群体与文明进程之间的地域分离，鲁塞尼亚人的变化速度较慢，而斯洛伐克人较快。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再次强调了所谓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民族之间的对立，这一概念由著名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思想家路德维特·什图尔（1815-1856）提出，他将“历史性”民族（属于印欧语系和闪米特语系的民族）与“非历史性”民族（过着游牧生活的亚洲民族）区分开来。作为对“非历史性”未开化民族的补救措施，捷克当局建议的不仅仅是定居生活，而是与捷克人进行密集的社会、文化和生物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