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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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養老金體系分為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基本養老金，即國民年金，由政府主導並管理，具有強制性，所有 20 歲 - 59 歲登記在日本居住的人（包括外籍居民）都需要繳納 ，繳納金額約為 1.6 萬日元 / 月（約合人民幣 800 元），65 歲之後便可開始領取退休金。如果繳滿 40 年，每年能領取 68.4 萬日元的退休金（約合人民幣 3000 元 / 月）。
第二支柱是企業年金，由企業自願購買，主要適用於公司僱員和公務員等每月領取薪水的人員，僱主和僱員共同繳納養老金保費。一些大企業還會為員工設立補充養老金計劃，提供額外的退休保障。
第三支柱是個人儲蓄投資養老金，個人自願購買，作為前兩者的補充。
從這些福利政策來看，日本的福利體系確實相當完善，為民眾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然而，現實中日本老年人卻依然活躍在工作崗位上，這背後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在深入探討日本老年人為何繼續工作之前，我們先來全面了解一下日本的高福利體系。日本的福利政策涵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各個階段，在生育、醫療、養老等方面都有着較為完善的制度。
為了鼓勵生育，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慷慨的生育福利政策。孕婦在懷孕期間就能享受到各種福利，比如在孩子出生時，父母可以獲得一次性的生育津貼，金額高達 42 萬日元左右（約合人民幣 2.1 萬元） ，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家庭迎接新生命的經濟壓力。
孩子出生後，兒童補貼也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從 2024 年 10 月開始，兒童補貼發放延長至高中生年齡段，並且取消收入限制。第一個和第二個孩子在高中期間每個月可獲得 1 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460 元），從第三個孩子開始，每月補貼倍增至 3 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1380 元） 。這種補貼隨着孩子成長持續發放，大大減輕了家庭的養育負擔。
日本的醫療體系堪稱世界典範，實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無論是本國民眾還是在日本居住的外國人，都能享受到這一福利。在日本，患者通常只需支付 30% 的醫療費用，剩下的 70% 由健康保險承擔。對於 75 歲以上的老年人，還有專門的 「後期高齡者醫療制度」，他們的醫療費用負擔更低，部分情況下甚至可以完全免費。
此外，日本還設有高額治療費制度，設定了每月醫療費用的自付上限。如果一個月的醫療費用超過了這一上限，超出部分由保險覆蓋。這一制度有效避免了民眾因重大疾病而陷入經濟困境。
日本老年人仍在工作，這並非個例，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從一系列詳實的數據中，我們能更直觀地感受到這一現狀。
根據日本總務省的統計數據，截至 2024 年 9 月 15 日，日本 65 歲以上的老人數量達到了 3625 萬人，同比增長 2 萬人，再創歷史新高 ，這一年齡段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佔比也上升至 29.3%。與之對應的是，老年就業人員的數量也在持續攀升。2023 年，日本 65 歲以上仍在就業的人口達到了 914 萬人，連續 20 年保持增長態勢，再次刷新歷史紀錄 ，就業比例達到 25.2%，也就是說，每 4 個老年人中就有 1 個仍在工作。
分年齡段來看，各年齡段的就業比例均呈現出上升態勢。60 - 64 歲年齡段的就業率高達 74% ，這個年齡段的老人，大多剛從原本的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不久，身體狀況相對較好，仍具備較強的工作能力。65 - 69 歲年齡段的就業率也超過了一半，達到 52% ，即每 2 個老人中就有 1 個在工作。70 - 74 歲年齡段的就業率為 34% ，大約每 3 個老人中有 1 個在工作。甚至 75 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就業率也達到了 11.4% 。
從行業分佈來看，日本老年人的就業領域也十分廣泛。批發零售業是老年就業人員最為集中的領域，共有 132 萬人，在這個行業中，老年人憑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良好的溝通能力，能夠為顧客提供優質的服務。醫療福利行業的老年就業人數也不少，達到 107 萬人 ，隨着日本老齡化的加劇，對醫療護理人員的需求大增，一些有相關經驗和技能的老年人投身其中，為醫療福利事業貢獻力量。服務業同樣受到老年人的青睞，有 104 萬人在此行業工作 ，比如前文提到的便利店收銀的老奶奶，就是服務業老年從業者的典型代表。與 10 年前相比，醫療福利行業的老年就業人口激增了 1.4 倍，特別是從事護理工作的人數增長顯著 ，這也反映出社會對養老護理服務的需求在不斷增長。
這些數據表明，在日本，老年人繼續工作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背後必定有着複雜而深刻的原因。
（一）養老金真的 「養不起老」
日本的養老金體系看似完善，但實際上，養老金的數額卻難以滿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先看養老金的構成，國民年金作為基礎養老金，雖然覆蓋範圍廣，但金額有限。對於一些僅依靠國民年金生活的老人來說，每月 5 萬多日元（約合人民幣 2600 元）的養老金 ，在扣除房租、水電費、食品等基本生活開銷後，幾乎所剩無幾。
而厚生年金或共濟年金，雖然與工資水平和繳納年限相關，但也存在諸多問題。隨着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工資增長緩慢，很多人的繳費基數不高，導致退休後領取的厚生年金也有限。再加上人口老齡化加劇，領取養老金的人數不斷增加，而繳納養老金的勞動力卻在減少，這使得養老金的支付壓力越來越大，養老金替代率也逐漸降低。據統計，日本養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僅為 40% 左右 ，這意味着退休後的收入只有退休前的 40%，如此低的替代率，難以維持老人退休前的生活水平。
此外，日本的物價雖然相對穩定，但近年來也呈現出緩慢上漲的趨勢。尤其是食品、能源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漲幅明顯，這進一步加重了老人的生活負擔。原本就有限的養老金，在物價上漲的衝擊下，變得更加捉襟見肘，許多老人不得不繼續工作，以填補養老金與生活費用之間的缺口。
（二）消費高，錢不夠花
日本的消費水平一直居高不下，特別是在大城市，如東京、大阪等地，房租、物價更是讓人咋舌。以東京為例，市中心一套普通的一居室公寓，月租金可能高達 8 - 10 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4000 - 5000 元） ，這對於依靠養老金生活的老人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除了房租，日常的生活開銷也不容小覷。在超市裡，蔬菜水果的價格普遍偏高，一顆普通的生菜可能就要 200 - 300 日元（約合人民幣 10 - 15 元） ，一塊豆腐也要 100 - 200 日元（約合人民幣 5 - 10 元） 。外出就餐的費用也不低，一碗普通的拉麵大約要 800 - 1000 日元（約合人民幣 40 - 50 元） 。如果老人想要享受一些稍微豐富一點的生活，如偶爾看場電影、去劇院聽場音樂會，費用更是不菲。
而且，隨着年齡的增長，老人的醫療保健需求也會增加。雖然日本的醫療福利體系較為完善，但仍有部分醫療費用需要個人承擔，如一些特殊的藥品、康復治療等。此外，老人還可能面臨突發的健康問題，需要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在這樣高消費的環境下，僅靠養老金生活的老人，往往會感到經濟壓力巨大，為了維持基本生活和應對突發情況，他們不得不選擇繼續工作。
（三）家庭結構變遷，親情 「斷檔」
在傳統的日本家庭中，多為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模式，子女有贍養老人的義務，老人也能在家庭中得到經濟支持和情感關懷。然而，隨着時代的發展，日本的家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方面，社會觀念的轉變使得年輕人更加註重個人的發展和獨立生活，他們在成年後往往選擇離開父母，組建自己的小家庭。根據日本總務省的統計數據，獨居老人家庭的數量不斷增加，截至 2023 年，日本獨居老人家庭的比例已經達到了 28.1% ，這意味着近三分之一的老人獨自生活，無法得到子女在經濟上的直接支持。
另一方面，日本的離婚率也在逐漸上升，許多家庭在子女成長過程中破裂，這也導致子女與老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在這種情況下，老人不僅失去了家庭的經濟支柱，還難以獲得情感上的慰藉。曾經在家庭中承擔主要照顧老人責任的女性，如今也更多地參與到社會勞動中，無暇顧及家中的老人。家庭結構的變遷，使得親情在養老中的作用逐漸 「斷檔」，老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工作，以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
（四）社會觀念與個人價值追求
在日本社會，工作被視為一種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現。長期以來，日本的企業文化強調員工的忠誠度和奉獻精神，人們一生都在為工作忙碌，這種觀念深入人心。即使到了退休年齡，許多老人依然認為工作是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他們不願意因為退休而與社會脫節，希望通過繼續工作來保持與社會的聯繫，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對於一些有專業技能和豐富經驗的老人來說，他們在工作中能夠發揮自己的專長，為企業和社會做出貢獻，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比如，一位退休的工程師可能會被原公司返聘，繼續參與項目研發；一位資深的教師可能會選擇在培訓機構兼職授課，將自己的知識傳授給更多的人。
此外，日本社會對老年人工作持較為寬容和鼓勵的態度，企業也願意僱傭一些經驗豐富的老人。在一些服務行業，如超市、便利店等，經常能看到老人的身影，他們以耐心、細緻的服務贏得顧客的認可。這種社會氛圍也促使老人在退休後仍選擇工作，繼續在社會中發光發熱。
與其他高福利國家對比
同樣作為高福利國家，德國和丹麥的老年人生活狀態與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德國，其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為老年人提供了堅實的後盾。德國的養老金制度使得老年人能夠獲得較為可觀的退休金，足以維持他們的日常生活開銷。德國的社會觀念也更傾向於讓老年人安享晚年，65 - 69 歲老年人就業率僅達 14% ，大部分老人在退休後會選擇旅遊、參加社交活動、培養興趣愛好等，盡情享受悠閒的退休生活。
丹麥，這個以 「高福利、高稅收」 著稱的北歐國家，其養老保障體系在歐盟中排名第一。政府養老金制度、勞動力市場補充養老金制度和綜合養老金制度三大支柱，為丹麥老年人構築起了優裕的晚年生活。年滿 67 歲的丹麥公民，不論其是否繳納社會保險稅費，都可以享受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政府養老金 ，再加上其他養老金方案，丹麥老人退休後的經濟壓力較小，繼續工作的比例相對較低。他們更注重生活品質的提升，熱衷於參加各種社區活動，享受家庭團聚的時光。
而日本老年人如此高的工作比例，在這些高福利國家中顯得格格不入，這也進一步凸顯出日本在福利制度落實、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存在的獨特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和反思。
日本老年人在高福利體系下仍大量工作這一現象，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既反映了福利制度在實際執行中的不足，也體現了社會經濟結構變化和文化觀念對老年人生活的深刻影響。這一現象也引發了我們對社會養老模式、家庭責任以及個人價值實現等問題的深入思考。在追求社會福利完善的道路上，我們不僅要關注制度的構建，更要注重其實際效果，確保福利能夠真正滿足人們的需求，讓每一位老人都能過上有尊嚴、有保障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