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i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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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低失業率」的背面：少子化、老齡化與勞動短缺共築的「就業泡沫」
表面上看，日本似乎創造了一個就業奇蹟：即使在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經濟長期低迷後，其官方失業率依然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近年來常在2.5%-3.0%之間徘徊）。2023年4月的數據甚至低至2.6%，遠低於許多發達經濟體。然而，這看似亮麗的就業數據背後，並非經濟活力四射、崗位充沛，而是深植於日本社會結構性困境——急劇的少子化、深度老齡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勞動力危機和社會負擔——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結果。可以說，日本的低失業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結構坍塌的「傷痕勳章」。
勞動力持續萎縮：供給端的急劇收縮是「低失業率」的基石。
證據： 日本總生育率（TFR）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下降，從2.0以上跌至2022年的歷史最低點1.26（厚生勞動省數據），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的2.07。這導致出生人口連年減少，2023年新出生人口僅約75.8萬人，創歷史新低（厚生勞動省速報值）。
結果： 適齡勞動人口（15-64歲）規模持續萎縮。日本總人口自2011年開始連續負增長，其中勞動力人口（15-64歲）比例從1990年代初的高峰69.8%（1991/92年）急劇下降至2023年的約59.1%（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年齡人口從20年前的峰值減少了近千萬。想像一下，找工作的人每年都在大量且快速地減少，僱主即使增長緩慢甚至不增長，崗位空缺也更容易填滿，失業率自然被壓低。
深度老齡化加劇：推高勞動參與率，填補「缺人」的崗位。
證據： 日本是全球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12.1%飆升至2023年的創紀錄高點29.1%（總務省數據），「75歲+」高齡人口增速最快。
結果： 巨大的養老金壓力和健康預期壽命的延長，迫使大量老年人不得不或主動選擇延遲退休、繼續工作。2023年，65歲以上老年人的就業率達到歷史高位的25.2%（總務省勞動力調查），其中服務業、零售業、運輸業、農業中老年勞動者的身影極為普遍。他們雖然提高了整體就業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和「填補」了職位空缺，但本質上是在用「高齡就業」對沖「青壯年短缺」，而非產業繁榮的標誌。
養老保障壓力與勞動意願：被迫的「充分就業」。
證據： 公共養老金的可持續性面臨嚴峻挑戰。隨著老齡化的加劇和少子化導致的繳費者減少，養老金替代率（退休後養老金收入與退休前工資的比率）不斷下滑，甚至不足以維持退休前生活水平。許多人對養老金能否支撐晚年生活感到焦慮。
結果： 保障不足迫使大量本該退休的人留在或重返職場，並非出於職業生涯熱情，更多是出於經濟壓力和「退無可退」的現實。他們是「有工作就做」，而非因為理想的職位很多。這進一步擴大了勞動力供給（尤其是高齡勞動力），壓低了失業率的統計值。
勞動力短缺的剛性：有崗位也難找人。
證據： 持續多年的勞動力短缺是日本經濟的頑疾。日本求人倍率（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之比）在疫情前長期維持在1.6倍左右甚至更高（厚勞省數據），意味著平均一個求職者有1.6個職位可選。即使是在疫情期間或稍後，部分服務行業、製造業技能崗位仍然「一人難求」。
結果： 因為根本性的勞動力供給不足（源頭是少子化），導致市場上出現了大量「空有崗位但無人可招」的情況。在這種「賣方市場」（勞動者是賣方）環境下，失業率自然被壓制在低位。但這恰恰反映了經濟增長的瓶頸，並非需求旺盛。
非正規僱傭增加：靈活性的代價。
證據： 儘管整體失業率低，但非正規僱傭（part-time, contract, temporary）的比例持續上升，在2023年接近總僱傭人數的四成（約37.7%，厚生勞動省每月勞動統計調查）。 許多行業（尤其服務業）高度依賴這類靈活用工來填補全職崗位的空缺或降低成本。
結果： 這些崗位雖然創造了「就業」，但往往收入較低、福利保障不足、穩定性差，並非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它們是企業在勞動力短缺和老齡化雙重壓力下，為了維持運轉而採取的折中方式，同樣不是經濟健康增長、創造優質崗位的證明。
結論：低失業率≠健康的就業市場
因此，日本持續的低失業率，與其說是經濟活力不減的明證，不如說是在少子化釜底抽薪、老齡化火上澆油、養老保障不足推波助瀾的合力下，勞動力市場嚴重扭曲的表徵。它是勞動供給絕對減少、老年人退而不休以及大量非正規崗位堆疊共同構成的一道「低就業（高質量）充分就業（低質量）」的奇觀。其背後，隱含著經濟增長乏力、社會負擔沉重、國家未來堪憂的深層次危機。當我們看到日本那「漂亮」的低失業率時，更需看到其背後那些沉甸甸的人口與結構性問題，這才是理解日本經濟現狀的關鍵。繁榮的表面之下，是「人手不足」時代一種無奈的靜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