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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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對「996」「007」很反感，一提起來就立馬要「原地爆炸」。
但在日本，這幾乎成了日常。日本是已開發國家，不少人甚至會用「高度現代化」來形容它。
日本的民企員工人均年收入接近28萬元人民幣，這樣的收入讓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居民羨慕不已。
不過，跟西方已開發國家不一樣的是，在日本加班成了常態化的事情，甚至連基礎的睡眠時間都難以保證。
日本人的職場文化為何如此「內卷」？
從歷史上看，日本的「加班文化」是因為戰敗後的日本百廢待興。
美國的扶持政策更是將日本經濟推上了快車道。在1950年代到199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人相信「多勞多得」的觀念，並將拚命工作視為一種愛國行為。
在經濟繁榮時期，拚命工作的確能帶來切實的回報。
然而1990年的經濟泡沫破裂讓這一切戛然而止，民眾卻將這場災難歸因於「鬆懈」而非經濟體系本身的問題，於是更加迷信「勤勞改變命運」。
作為一個深受封建文化影響的國家，日本在吸收資本主義理念時保留了許多傳統觀念。終身僱傭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日本公司很少輕易解僱員工，員工也很少跳槽，這讓企業和員工之間的關係顯得更加緊密。
這種制度的副作用也十分明顯，跳槽文化不發達意味著職場競爭局限在內部，員工和同事都成了「內卷」賽道的競爭者，往往不得不表現得比同事更「拼」。
加上日本還有一種「年功序列制」，員工工資與年齡和工齡掛鉤，與能力無關。
這種體制讓資歷較老的員工佔據優勢，甚至出現欺壓新人的現象。年輕員工為了獲得同樣的地位，只能以長時間工作來證明自己，期望通過「熬資歷」改變處境。
儘管日本人均收入看起來非常可觀，但高昂的生活成本幾乎讓這部分收入打了折扣。
例如，日本一斤大米的售價接近人民幣9元，水果、蔬菜、肉類的價格更是讓人望而卻步。僅僅滿足溫飽，許多家庭已經需要為開支精打細算。
如果將這樣的生活成本放在高收入背景下看，許多日本人其實並沒有「可支配收入」。
為了維持體面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只能通過加班來增加收入。
甚至連過勞死這樣的極端現象，某種程度上也與這種經濟壓力密切相關。
2017年，日本有190人因過勞死或情緒崩潰而自殺。
近年來，日本政府也意識到加班文化對社會的負面影響。2019年，日本實施了一部新的勞動法案，將年加班時長限制在360小時，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對勞動者的一種保護。
但實際上，這項法律並未解決根本問題。一些高薪行業，如金融和建築業，並不受這項法律限制，而其他行業的企業則會將員工的加班時長推至上限，變相實現加班的「合法化」。
此外，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等深層次的問題並未被觸及，勞動者的處境並未根本改變。
相比日本，西方已開發國家在工作與生活平衡上表現得更加出色。例如，法國正在試驗四天工作制，勞動者完成工作後可以更自由地享受個人時間。
西方國家的物價相對較低，高收入可以直接轉化為高質量生活。對於許多西方國家的勞動者來說，工作是為了更好地生活，而非生活圍繞工作展開。
這種價值觀的差異讓西方國家的職場文化更注重效率而非工作時長，而這一點恰恰是日本所缺乏的。
日本職場讓勞動者疲憊不堪，年輕人開始失去對生活的熱情，部分選擇「躺平」成為「啃老族」，而老年人則因為延遲退休不得不繼續工作。
在這個矛盾的生態中，社會生產力的主力軍既無力推動經濟復甦，也無法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這種惡性循環讓日本的社會活力不斷下降，而勞動者的不滿情緒則在過勞死等極端事件中不斷發酵。
要想打破這種困局，日本需要在政策、文化和職場制度上進行全面改革。
從國家層面看，政府需要真正限制過長的工作時間，同時在物價控制和社會保障上給勞動者減負。
從企業角度看，日本需要摒棄「唯資歷論」，用更加科學的績效體系代替年功序列制，減少內部的職場內耗。
對個人而言，日本勞動者也需要改變對工作的態度，學會將生活與工作分離，重新定義幸福感的來源。
雖然日本的加班文化根深蒂固，但歷史上並非不可改變。
通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日本完全有機會讓勞動者從「社畜」變回生活的主人。
這個過程或許漫長而艱難，但它是重塑日本社會活力、恢復勞動者尊嚴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