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完人洪承畴:
萨拉查其人其政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尉官运动,结束了统治葡萄牙四十年的萨拉查政权。在葡国空前庆祝石竹花革命胜利十四周年之际谈论萨拉查,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不过,要较为全面地理解“四·二五”革命的意义,不能不对葡萄牙近代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动荡不安的第一共和国 二十世纪初叶,沉浮起伏,挣扎斗争了近一个世纪,尤其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后得到深化的共和思想,在保守、落后的葡萄牙趋向成熟并深入人心。一九一○年十月五日,共和党势力首次压倒君主立宪等传统势力,建立了葡萄牙第一个共和国,结束了七个多世纪的君主立宪制度。
然而,第一共和国的命运却坷坎不定。共和国宪法规定,政府建立在议会和总统的信任的基础上。共和党夺取政权后,内部即发生分歧。其他政党也伺机而起,争权夺利。尽管铁腕人物阿丰索·戈斯达一九一三年执政后,暂时控制政局,平衡了财政预算,但是,教会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而顽固,而人民笃信宗教且思想保守,戈斯达的改革施政计划难以执行。特别是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葡国因为非洲殖民地而捲入战争,遭到人民极力反对,而参战士兵也士气低落。且当时物价飞涨,政府失去仅存的声誉和支持。各政党没有章程,缺乏意识形态的指导,只晓得互相倾轧。继阿丰索·戈斯达落台后,政府生生灭灭,如走马花灯。仅仅十六年时间,共和国政治舞台上就经过了八位总统和五十个政府,有的政府寿命仅得一天。
一九一七年底,士多纽·百斯少校发起军事政变,并于次年当选为共和国主席,成立欧洲第一个法西斯政权,暂时稳住了政局。但是,战后的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恶劣。仅一九二○年,就有八个政府登台倒台,政党斗争越来越激烈,政治谋杀层出不穷。国家的经济财政和社会形势日益恶化,人民逐渐对共和国失去希望,相信“只有独裁可以拯救我们。”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高美士·达·戈斯达得到北部和中部军队的支持,顺应潮流,发动军事政变,并轻而易举取得胜利。不久,第一共和国寿终正寝,由此开始了七年的军事独裁。
萨拉查初出茅芦
所谓军人独裁,乃指国家从地方到中央的权力,全部掌握在军人,尤其是中、下层军官手中。形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苏维埃”。军人,出于天职,只会打仗,并不懂治理国家,这样,便引出萨拉查的故事。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在上贝拉省介于科英布拉和维塞乌两市之间的维米埃罗村。像北、中部其他贫穷人家的孩子一样,幼年赴维塞乌一所教会学校就读。十八岁,在科英布拉大学修完法律课程,二十五岁时完成博士论文,一直被认为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萨拉查二十一岁始执教鞭。他的学生无不承认这位年轻的教授思路清晰、概念明确,非但对经济、财政问题处理有方,而且对自己应用的原理深有把握。这些学生中,不少进入军界,后成为军事独裁政权的一员。当时政权的强人——战争部长意欲改变政府形象,在一批军官的大力支持下,遂遣人往科英布拉请萨拉查出掌财政部。
有十多年教授财政经验的萨拉查,同时是葡萄牙天主教中心负责人。或许出于一种强烈的宗教意识和义务感,他早就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只是等候良机。战争部长派人与他密谈时,他提出要实际掌握整个政府的施政方针。尽管名义上相当于总理的内阁部长会议主席可由战争部长担任,但只有给他施政的权力和自由,才能把葡萄牙从危机中拯救过来。
军人们并不那么爽快地交出权力。但是,尉官苏维埃政府除开维持不安的社会秩序,对日益恶化的财经残局束手无策,而国外的援助又被切断。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卡尔蒙纳将军当选为总统,任命了新的政府。经过一番谈判,终于说服萨拉查接受邀请出任财政部长。萨拉查上任次日,方满三十八岁
整顿经济平衡预算
就职演讲词中,萨拉查说:“我深知自己需要甚么,深知欲往何处。”这句脍炙人口的话语,体现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接管财政的头一年,他充满信心,因为他不仅坚信科学,还深信上帝并没有抛弃葡国。他如此自信,一开始便显露出独断专横的一面。尤其是初期采用家庭主妇那样简单的办法,大刀阔斧缩减财政支出,停顿了很多进行着的项目,招致左中右各派的批评和指责。似乎众人都怀疑,“制订一个预算案容易,实施起来就另一回事了。”然而,一年后,他成功了,财政预算奇迹般达到了平衡。一九二九年底,国家财政首次出现顺差,债务减少,财政收入趋向正常,企业家信心恢复,资本回流。这时,人民也慢慢发现,政府中有那么一位能人
由于他在整顿国家财政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萨拉查在政府的威望日益增高,被公认为内阁中唯一一个有头脑的部长,也是政府中的实权人物。其他部长,为了得到这位财神爷首肯拨款,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本部的工作,都将自己的施政大计与萨拉查商讨。殖民地部长因为跟他在某些方面未能达成一致,萨拉查毫不犹豫地在一九三○年接管了该部。后来《殖民地法》的产生,便源于此时。同年,正当他权力膨胀之时,政府发生危机。几乎是他——作为部长,选择了自己信得过的多明戈斯·德·奥利维拉将军作为自己的上司——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尽管因为时机不成熟,他未当上政府首脑,但是,他实现了一九二七年的梦想:真正掌握政府的实权。
掌管政府开始新政
一九三○年中,萨拉查巩固自己在政府的地位后,便着手通盘考虑内政:葡萄牙要结束过渡性的军事独裁,实行法治。
萨拉查的法治,乃建立一个强权政治。即是使政府摆脱国会的束缚,只对总统负责而无需得到国会的信任,以保证政府和政策的稳定性。同时,利用人民对政党斗争的反感心理,解散各政党,搞一个“民族联盟”,试图将所有希望参政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争取象征式选举的票数。 一九三二年五月,政府草拟的新宪法草案问世。不久,多明戈斯·德·奥利维拉将军看大势所趋,欲让出部长会议主席之职。尽管军方阻力重重,甚至发生叛乱,但萨拉查最后赢得多数军人支持,于同年七月五日就任新职。一九三三年三月,全民为宪法草案投票。结果是赞成票五十八万,弃权票四十二万。政府预见到公民对新宪法兴趣不大。事先颁发法令,将弃权票当成赞成票。新宪法便由“大多数票”通过,正式生效,从此结束军事独裁,开始长达四十二年的新政。
新政经济建设有所建树
新政施行头二十年,政府重点整顿了中央和地方行政,同时大力发展公共工程。财政和税收改革以及技术部门建制的完善,为公共工程创造了必要的投资条件。对外方面,萨拉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灵活机动地运用了葡国外交资源,严格保持中立,使葡国人民免受战祸。
如果说新政前期的公共工程主要集中在完善道路网络和水坝建设等方面,那么,后期完成的工程则更为广泛和大型:杜罗河桥(一九六三年)、特茹河桥(一九六六年)、国立图书馆(一九六八年)、里斯本司法法院大厦(一九七○年),还盖了一大批小学校。 除开公共工程,新政后期加速了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在马尔歇罗·卡埃坦诺一九六八年接管政府后变得更为明显。西奈斯港口和工业中心,便是卡埃坦诺的建树,希望透过西奈斯工程,促进南部工业的全面发展。例如化学、冶金等工业,就是这一时期发展成长的。 然而,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第一产业发展的伴随,特别是农业生产,几乎停滞不前。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一年,农业产值只从一千六百万康托增长到一千八百万康托,而工业产值却从一千九百万康托增长到六千四百万康托。即使如此,国民产值年均增长率也达到百分之七点五。
冷面无情的独裁者
恰如其他外省乡下人,萨拉查十分看重权力。上任初期,他感到逼切需要恢复名声丧尽的政府的威望;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一个文弱书生,资历不足而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加上天生的羞怯性格,他跟人接触总是保持一定距离,言语冷淡,坚信自己的决定和判断。或许正是这些特点,能够在任初厉行节省公币,达到预算平衡,并逐渐建立起一套行政道德和纪律。
萨拉查在实行新政之前,就暴露出专断的一面,其表现如替换殖民地部长。独裁专制的形成,则是在制订新仙法那个时期及仙法生效之后。新宪法通过后,大大加强了政府的权力,几乎把总统和国会架空。政府拥有施政的绝对自由,国会几乎没法过问。国会一年办公两个月,成为现政的幌子。政府独裁的措施,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条:
一、取消政党制度,建立民族联盟,实行一党专政。民族联盟并无真正决策权力,只对政府某些重大政策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民族联盟是个非党非政的机构,不似德国和意大利的纳粹和法西斯政权,党政界限明确。
二、成立青年团,向年轻一代灌输专政思想,培养新政的信徒和接班人。青年团纪律严明,为宣传新政起到极大作用。
三、建立新闻检查制度,实行新闻封锁,连电影、电视、学校课本都受到全面检查,要人民“自得其乐”。被视为民族象征的贾梅士也不能幸免。《葡国魂》中《爱情岛》一节,因为有爱情描写,被认为意识不良而从中学课本删除掉。那段时期,葡国人只有三个“F”作为娱乐:法西斯、足球和“法度”。法西斯的代表是萨拉查,到处充斥着他的语录;足球和“法度”即葡国悲歌的两大偶像是尤塞比奥和阿玛丽娅·罗德里格斯,他们被看作民族英雄,是爱国的榜样。
四、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成立政治警察。几十年来,葡国人一听政治警察的名字,无不毛骨悚然。萨拉查紧紧抓住葡国人性情温和,安分守己,要求不高,不喜动乱等心理特点,从不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或血腥镇压,对广大群众通过宣传做说服工作,只控制住小部分可能对政权造成危害的人。杀人不见血的政治警察,便是执行者,通常深夜敲门。因此,时至今日,史学界对萨拉查政权是否法西斯政权这个问题仍存争议。萨拉查自己曾这样解释: “我们的专政,在集权、向某些民主原则宣战、民族主义的显著特点、对社会秩序的关注等方面,明显地接近法西斯主义。但是,在革新的进程中,则与之背道而行。法西斯专政趋向一种异教的凯撒式帝国独裁,趋向一个不知法制和伦理秩序界限的新政权,走向末日而不碰到迷惑和障碍。”
他还指出,墨索里尼是个百分之百的投机主义者,忽左忽右,飘晃不定,而这一切直接与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有密切关系。
萨拉查的独裁,完全建立在个人的威信和集权之上。他不滥用暴力,而是像神父一样从精神上愚昧群众,灌输盲目的爱国主义思想。镇压反对派时,也偏爱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行动。作为政府首脑,他长期兼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牢牢控制政权。权力斗争之际,他总是冷面无情的胜利者。连跟随他几十年并成为其继任人的马尔歇罗·卡埃坦诺也这么承认。一九五八年总统选举一段故事,很有代表性地说明了他此一性格。
当时届满的总统克拉威罗·罗伯斯将军,一直以为自己与萨拉查相处不错,而后者也有意无意地暗示他可能被民族联盟提名再次当选。但是,萨拉查听到罗伯斯将军抱怨他年老又体弱,应该让位给年轻人后,乃怀恨在心。但他深藏不露,直到选举前夕才逼罗伯斯不参选。罗伯斯感到自己被出卖,十分不满。他完全可以使用宪法赋于他的权力解除萨拉查的职务,且拥有军方支持,但他偏偏没有这么做,忍声吞气被萨拉查逼走,而夫人也愤恨而病故。
然而,萨拉查政权犹如其人,垂垂老矣。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印度兵占果阿,时值国际呼吁非殖民地化,葡外交节节失利。一九六二年一月,南部军事政变,反对新政。三、四月,学潮四起。紧接着,非洲各殖民地相继展开游击战,国内学潮到六十年代末更是彼起此落,层出不穷,令政府应接不暇。七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直接波及葡国,殖民战争有增无减,人民怨声连天,内外受困的专制政府,日趋瓦解。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尉官运动,轻而易擧地取得胜利,为新政——也可称为第二共和国高歌了送魂曲。第三共和国,像第一共和,在动乱中诞生。幸好,这次动乱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其果实乃皿煮沛蝤政权
上 法 院
第一次上法庭。作为安份守己者,自然不会被告,也不可能去告人。做法官或律师,暂时还不够格。原因是朋友的朋友,收到法院一张传票,要求他某日到某法院“报到”。由于语言不通,请我陪他走一趟。
事情可追溯到一年前。一天,这位朋友正在摆卖,几个税务警察走了过来。二十多个走私手表被查出,要没收。若似往常一样,依他们的暗示,干脆将手表送给他们,倒也平安无事了。无奈这位朋友那天心情不佳,佯作不知,漠视“老爷”们的暗示。太上皇头上动土,岂能容忍?于是,将他带到税务局,写了状子,要告他。他以为是没收手表的收据,反正手表都没有了,就草草签了字。
一年之后,粗心的秘书不知怎么翻起这个被各方遗忘掉的案子。法官压根对此案无兴趣,旁边美丽的金发书记员也无法令他睁开惺忪的双眼。验明被告身份,问了我的姓名、地址,以共和国名义任命了翻译,要我宣誓忠实地翻译他们的对话。
完成这套缛节,法官开始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要被告忠实地回答。刚译罢,法官又补充:为节省时间,我知道的可以直接回答。这反而令我为难了:到底谁是被告?
实事求是将原委向法官申明之后,法官传原告。原告依法官要求,发誓供词全是真话。接着,开始讲述事情经过:那一天,他正在某街上摆卖……尚未入正题,法官打断原告,问“他”是谁?原告将我和朋友打量了半天,然后指向我。我忍不住和书记员一起笑了起来,一本正经的法官竟也笑颜逐开,纠正道:他是翻译,被告坐在旁边!
在法官示意下,泄了气的原告灰溜溜地离开了。法官问朋友还有什么补充。朋友觉察到他不耐烦的神态,识趣地说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法官转身问靜坐一旁的那位先生:“律师,你有什么要补充?”律师?法官似乎看出我狐疑的眼神,解释说,那是被告的律师。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法庭还为被告代请律师!律师好像意识应“有所作为”,乃强调一点:被告摆卖时,处于失业状况。
十天后,我们去听宣判:“被告所为,证据确凿,已构成犯罪行为,本庭判决结果是:监禁一个月,相当于罚款六万八千二百士姑度。鉴于被告在葡时间短,言语不通,不懂有关法例,加上认罪态度良好,判决缓期两年执行,但需在十天内缴交律师费、翻译费和办案费共七千六百士姑度。
朋友对“监禁一个月,相当于罚款六万八千二百士姑度”一句不甚明,我也有点模糊。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法官请教。法官倒是很坦率:交罚款就可以了,不用去坐牢。
我发现,那天律师座位上换了另外一个人。出庭走出法庭时,粗心变细心的秘书跟了出来:翻译费我们按地址寄给你。此时方记得细节问题,太多谢了!幸好这儿不是巴西,否则,一千士姑度,本可买一公斤牛肉,一年后收到支票时,只能买一公斤荷兰薯了。还是朋友实在:
“等他们的翻译费?我才不会那么傻听他们话。我一分钱也不会缴交。这种事太多了,他们根本顾不过来。咱们还是去喝茶吧”。
法官的判决真冤枉他了。谁能说他不熟悉葡国呢?!
全国大罢工那天
三月廿八日星期一,是名副其实的星期天的继续。葡萄牙人没有往常周一的繁忙,在法律的保护下,继续做周末的美梦。这天是全国性总罢工,特殊的日子。
早上八、九点钟了,街上还是冷清清的,火车站没有往日来去匆匆川流不息的人潮,汽车站斩不断、理还乱的长龙也消失了。没有火车,没有巴士,没有电车,没有渡船。飞机大大减少了班次,被政府民事征用了的里斯本地下铁,九点多才懒洋洋不得已地打开出入口的大闸。
邮局关紧了大门。那些本想利用今日大假去排队的居民,叹了口气,上咖啡室聊天去了。幸好,咖啡店多为家庭式,工人不是老板,也是老板的亲朋,与劳工法无关。要不,所有咖啡店、餐馆都关门了,居民真不知如何度过这一天。
尽管没有往日那么齐全和准时,总算有报纸买。一些报纸因为本身印刷厂关门,只好求助于其他印刷厂。发行部门也受罢工影响,报纸迟迟才到读者手中,好在没什么订报纸的,否则,得过一天才能读到。
电视台部份工人声称要罢工,但电视竟如常播放。医院急诊和火葬场倒有最低服务,只是屠宰场的牛羊猪死得太惨,没人及时收尸。银行大多紧锁门户,靠自动提款机满足顾客。着急的是那些中了彩的玩友,不知到底可以拿到多少奖金。因为六合彩和足球彩票的发行者慈善会的工人罢工,统计工作推到次日。
罢工集中于大、中城市,重点在国营公司,尤其是交通、通讯、银行及保险部门。大多私人机构运作如常。政府徵用私人公司的汽车保证乘客最低流动,私人机构僱员可乘坐豪华旅游巴返工,的士佬似乎也对此兴趣不大,趁机多拉几个客。按摩中心更在报纸“严正声明”:二十八日照常开业。 总统苏亚雷斯在风景秀丽的星星山上坐山观虎斗。部长会议发言人说,内阁总部二百五十个公务员中,只有六人未上班,而国会罢工人数只有一成。总理席尔瓦更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精神饱满从北到南参观工厂。总罢工?只不过是场政治游戏。某些工会领袖盗维护工人权益之名,借机提高个人声望,满足权欲——总理满不在乎地说——如果有总罢工,那就是我没看见,我相信葡萄牙人的觉悟。
不过,最忙的还是工会领导和积极分子。罢工前,散发、张贴近千万标语宣传品;罢工之际,又忙于统计响应参与罢工的工人的数字。在一些交通要津,挂着大招牌,某大公司工人百分之百响应罢工,某行业百分之九十关门大吉。初到葡国的外国游客,到银行吃闭门羹后出来乍一看招牌,以为那些数字是最新汇率,当银行也学习总统府开门办公,搬到街上营业呢! 下午,街上行人渐多,私家车穿梭往返。一次罢工,一场民间舞蹈的总汇演?四百万康托(二千八百万美元)的代价似乎大了些。政府与工会角力?胜者难王,败者不寇。且看劳工法修改案的命运了
无课可上与罢课
学生无课可上与罢课并存的现象,大概只能在葡萄牙发生。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中、小学生因为校方开学准备工作未就绪而困在家里翘首以待;另方面,里斯本大学却在罢课。
一拖再拖,十一月份都过去大半了,三万多中、小学生还在家等待开学通知。单单在大里斯本区,就有二十五家学校由于教学设备不足而大门紧闭。据称,这些学校共缺少一万五千套桌椅。家长和老师指责教育部忽视教育,教育部答覆“正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同时,把责任推向某一家具公司。按合同,该公司应在八月底全部交货。公司解释道,生产线不足。
面对现状,对漫长的假期感到厌倦的某一中学的学生忍无可忍,扛着椅子和厨房乃至洗手间的板櫈,到学校门前示威,要求主管部门关注教学设施短缺的情况,要求尽快开学。而校方无可奈何地发表公告说,尽管他们不是责任承担者,但为给学生招致的不方便而深表歉意。
几乎与此同时,里斯本大学文学院学生会在耐性耗尽之后,决定进行为期两天的罢课。学生会简报社论指出,葡萄牙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教育却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制订教育政策的负责人似乎忘记了教育乃一个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此外,还要求增加教育经费,以聘请足够的教师。单单文学院,七千学生中就有近千人由于缺乏师资而无课可上。
罢课之前,学生会质询过院理事会。文学院把责任推向校方,而校方马上将球踢到教育部。教育部一如既往,保持沉默。当然,力量强大的学生会却不会因此而罢休。罢课期间,集会辩论并收集签名;罢课结束时,还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利用传播媒介发动公众舆论。
幸好,罢课没有连累外国学生。然而,学生会积极分子还是敲了我们留学生课室的门,问我们是否知道罢课此事。他说,罢课不波及外国人,但欢迎外国学生参加他们的集会和签名运动,并耐心解释罢课意义所在。任课教师虽未言语,但明显可以看出,她因为课被打断而满脸不高兴。 无课可上和罢课,都是出于同一原因;扛着桌椅要求上课与游说罢课,亦是为着相同的目的。责任归谁,永远说不清楚。然而,受害者总是明确实在的
摩登总统与无上装
八月初,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在南部阿尔加维度假。这原本是例行公事,平白无奇,却因为他在海滩上与无上装荷兰女模特儿握手交谈而轰动全球,世界不少大报都刊登了传真照片,港澳报纸亦不例外。而葡萄牙国内新闻界更借机大做文章,声称“我们拥有摩登总统”云云。如此区区小事,搞得满城风雨,决非孤立、偶然,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的。
直至今年夏天,葡萄牙依然是禁止在海滨浴场实行裸泳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令那些主张裸体主义的人士大为不满。为此,他们便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指责政府,并要求修改一九四一年五月颁布、至今仍然有效的三一二四七号法令。该法令规定政府负责维护公共道德以及制订防止习俗堕落的措施,细节还指明男女泳装须符合官方标准,男性须着带有裤腿的短裤和内衣,而女性除要穿上述衣物外,还要外加一条裤,以免走光。
几十年来,社会已经得到预想不到的发展,人的思想亦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此法令却丝纹未动,一如既往地束缚着游客的自由,亦间接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值得可喜的是,葡萄牙人的实际行动反映出其日趋开放的思想。 度假胜地埃斯多里的港务官员说,两、三年前,他们尚时常收到投诉,尤其是那些思想保守的女士,抗议无上装海浴者将乳房公诸于众,伤害了女性尊严和人格,亦给她们的儿子带来不良影响。那时,官员们只好向当事人解释,告诉当事人有哪一位先生、哪一位女士提出抗议,劝她穿上比基尼的另一半。但是,习惯于此道的外国游客却若无其事,常令他们无可奈何
时至今日,葡萄牙人逐渐接受了无上装女郎在海滩游行示众的既成事实,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半裸泳乃至全裸泳的挑战,迫使保守势力江河日下,沉默不语,甚至连道学家们也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了。倒是那些港务官员左右为难,明知法令与社会进化背道而驰,自己亦不赞同,却又要执行。闭一只眼开一只眼吧,无上装就随它去了,一丝不挂还是要干涉的。
对那些自然主义者、尤其是女性裸体主义者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无上装不仅是裸体合法化过程的突破性进展,更意味着性别歧视的末日即将来临。男人因为没有高耸的乳峰可以自然地除去上衣,而女性美丽的胸部却被社会划为禁区,要用衣物遮掩得密密实实。这是欠公平的。
女性乳房是哺乳工具,而人们却错误地把它们当作性器官看待。众所周知,非洲的女人经常是袒胸的,而在葡国内陆地区,女人在大庭广众下哺乳的现象到处可见。为什么偏偏沙滩里出现的无上装引起人们的争议呢?有人说,无上装带有色情味道,男人看见乳波臀浪而想入非非,但亦有人说,若隐若现的包装比裸露更能挑起男人的情欲;有人更提出高见,谓男女差别缩小,会令男人失去兴趣而造成性无能,而持反对意见的女性,则因“资本”不够雄厚,害怕货比货,从而产生强烈的嫉妒心理。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习惯使人们麻木不仁,然而,一旦习惯有所改变,我们就变得有点神经质了。 无上装和裸泳者队伍的日益壮大,将迫使政府修改法令。据说,正在休假的葡萄牙议会希望绿党或其他党尽快向政府提交法案,以便复会后拿到议会辩论通过
葡国华侨要学中文
里斯本一位年青华侨说,他要去意大利学中文。意大利有教授汉语学校,西班牙也有,更别提发达的法国了。只是地处欧洲边缘的葡萄牙,因为没有正式的华侨组织,中文学校自然只是奢谈的话题。几乎所有的中文学校,都是强大的华人团体为了不让后代忘记中华传统文化而开办维持的。
移民初期,华侨多忙于生计,难以将子孙教育提到议事日程。更有不少华侨,把刚出生的孩子寄养于外国人家庭,只在周末抱回尚未完全安定的家。孩子接受的启蒙教育,毫无疑问,是清一色西式的。三、四岁了,除开爸、妈等各种语言发音均相似的词汇,不会讲半句汉语。而华侨本身,当地语言说得比孩子的中文好不了多少,开始感到潜在的危机:沟通的困难。
“我得把孩子抱回来了。否则,再过几年,连父母他们都不认了。”一位华侨这样说,尽管他的环境还不甚安定。但是,满口洋话的孩子留恋养母且不说,共同生活多年的养母更是对孩子情深似海,恋恋不舍。 “你可以不付寄养费,让安娜在我这里多住些日子。”养母恳求着说。这位五十多岁的养母与丈夫和一个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已婚多年,但尚未有孩子。安娜出生后,从医生证明、出生纸、入籍手续,全由她一手操办。甚至连名字,有一半都是她起的,只在后面冠以生父的中国姓氏。据这位华侨朋友说,她视小安娜比亲生孙女还要亲,咳嗽一声,便要连夜带去医院诊病。尽管每月只收二万士姑度的寄养费,小安娜却是要什么有什么。这位华侨笑着说,回忆起遇见过的包租婆,根本想像不到会碰到这样的好人。 不单新移民,有的与葡人通婚的老华侨,也感到与从小接受西洋教育的儿女感情沟通困难。他们希望自己的后代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以期与自己更接近。尤为重要的,不数典忘祖。但如何?送到中国大陆或中国台湾去,自然是个办法,却非每人都有此经济条件。办一所中文学校,一是缺乏资讯,更关键的乃无人出面牵头组织。也有人说,华侨人数有限,难以维持一间学校(往往是一个班),但此理由论据不足。 在葡国,有美国文化中心、英国书院、德语学院、西班牙语学院,享誉世界的法语联盟更是遍布各地。这些机构,全是各国创办的,由国内提供师资和教学材料、设备。细小的葡国,派驻世界各地的讲师室也有一百多个,旨在传播其语言文化和辅导侨民教育。目前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在几内亚等非洲前殖民地的语言争夺战,颇让人深思:世界最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否更应渗透到地球的每一角落?散居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尤应受益于中华文化并帮助她的传播
阻街女郎
在里斯本生活过的人,都不难碰到穿梭于街头巷尾的“流莺”。她们带着孩童般的微笑,本来应该坐在学校的课桌旁,如今却涂脂抹粉,穿着高跟鞋、紧身裤,四处招揽顾客。
尽管经济不甚景气,失业人数增加,她们的顾客仍旧出手大方,世界最古老的职业依然“蓬勃发展”。这种现象,引起许多社会人士忧心忡忡。步法国、巴西之后尘,葡萄牙在里斯本创立一个协会,称作“收容中心”。这个类似戒毒所的收容中心的建立完全是受宗教启示的产物,由慈善机构维持。自一九六七年起,收容中心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试图向这些女人提供机会以摆脱现状,放弃出卖肉体的生活。
中心不单为她们放弃卖肉生涯提供物质援助,还尽力医治其心灵的创伤。她们集中在一个工场,制作工艺品或电器零件,领取一份薪金。尽管工资微不足道,但她们仅需象征性缴交房租和伙食费,之所以不称作“补助”,是因为挣工资的目的是“让她们和其他人一样学会管理自己,让她们意识到金钱来之不易”。收容中心将她们安排在不同地方居住,使她们养成准时离开家门,赶乘公共汽车,按时上街购物的良好习惯。
靠肉体谋生的女孩子,普遍缺乏专业技能,很难找到新的职业,为此,收容中心开办了一所职业学校,由教育部派遣教师传授专业知识和技术。此外,还组织专家调查研究造成妓女生活的前因后果,分析社会环境对她们的影响。 有人说,妓女之所以不肯放弃卖肉生涯,是因为收入远高于其他任何职业,即是说,社会无法向她们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脚跟,却又不无道理。妓女生活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世界里,却并不富裕。她们要付房租水电,雇保姆看孩子,还要时不时买几件鲜艳的衣服,甚至养一个“吃软饭”的——她们也是人,需要感情的慰藉。
即便如此,从事卖淫业的人数日趋增长。市场需求刺激供应的增长,但是,与其他行业相反,价格并不受“市场调节规律”的制约,不但不降,还不断上升。卖淫已经可悲地履行着一种社会功能——为某些不能解决性问题或夫妻关系不融洽的男人分愁解忧,亦为那些尚未成熟且担心受骗的顾客提供服务。妓女还会挖空心思变换花样吸引顾客。而投入此行的女孩的境况却是大致相同的:缺乏家庭温暖和父母的爱护、不幸的婚姻、家庭经济负担等。当然,虚荣心强,追求享受的事例,也决非无独有偶。但是,无论那一类人,其命运的归宿都是悲惨的
自由大道小心行
萨拉查独裁统治时期社会风气良好,社会秩序井然,至今仍令很多老人怀念感叹。尽管有识之士认为那仅是表面形势,人民耳不闻目不见,皆因新闻受到检查封锁,实际上远非如此。但民主制度实施后,大中城市大街小巷“莺歌燕舞”,倒是大家都不希望的,且成为众矢之的,市民纷纷谴责警方和市政当局无能。
自由大道是里斯本主要马路之一。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路经自由大道的不少游客却抱怨身不由己,原因是沿路“企街女郎”向他们献媚卖俏,令他们十分难为情。本来,妓女有执业自由,但过于竭诚拉客,虽不与职业道德相违,却是有碍于民主制度的。
里斯本的老居民称,自由大道神女云集,是近年的现象。她们原本多在“高区”、“总管”以及圣安娜广场古旧城区一带阴暗的街头巷尾兜客。大概年轻人容易接受现代民主思想,冲破黑暗涌往灯火通明的自由大道,把旧据点留给那些人老珠黄的老妓驻守,接待源源不断的黑皮肤的建筑工人。而她们则倚仗青春貌美,将工作对象转移到外国寻芳游客。
除开“大街”一处的性感女郎,自由大道的尽头——爱德华七世公园,还时常徘徊着随时向独守闺房的寡妇或春心犹存的老妇提供周到服务的男妓。里斯本人一说“爱德华七世公园”,听者就应明辨其含义。
此外,同在自由大道,介乎于阻街女郎和阻街男士势力范围之中间,生存着一批人妖,慰藉正常化了的变态男女。因此,仅在一条街上,品味俱全,应有尽有。对很多发达国家的游客来说,还可以说是价廉物美。 然而,里斯本名副其实的红灯区,则是座落在特茹河岸边的“苏特列码头”。别以为那灯红酒绿完全是泰国、南韩和日本水手的世界,没有出过航的不少中国侨民同样颇受欢迎,且向来被视作上宾,不购门票便可迳直进入任何一间酒吧。而可怜的非洲人却没有这般礼遇。一位暂时还是以摆摊卖货为生的华侨常客说,东方人出手大方而性格刚中带柔,是受那些多半是兼职中学生欢迎的原因。有的常客还由于过于热情奔放,拈花过多,招致吧女之间的互相嫉妒甚至斗殴而卷入感情纠纷。不过,人生地不熟的寻芳客,尽管不必为这个问题担忧,却需提防“高买”,切记细心存放好钱包证件。否则,次日醒来两袖清风之时,门外的警察是不甚理会的
爱情俱乐部生意兴隆
葡萄牙一个细小的国家,五十万失业大军的重压,连获得大多数选民支持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也感到喘不过气来,纨袴子弟赚钱虽劳累伤神,但周末可以举办豪华“派对”,轻松神经;贫穷人家的女儿嘛,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到爱情俱乐部去“充军”,做按摩女郎或陪酒女郎,替人消遣时光。对社会深有分析的人,不失时机开设爱情俱乐部、花酒吧、按摩院。一时间,变相色情“架步”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所谓爱情俱乐部,是帮助情人搭桥牵线的场所,不少尚带有婚姻介绍所性质。但实质上,其功能远非如此。加入此类俱乐部的人,多是有家室和一定社会地位的男士,不便随街吃零食,他们向俱乐部缴交入会费和月费之后,俱乐部便通过电话联络,应他们要求随时向他们派送“志愿女兵”。这些应征的女郎,与葡萄牙的消防队至今沿用“志愿消防员”称号、但实际上是受薪的一样,当然要收取报酬。与其说是志愿兵,不如称雇佣军,而俱乐部仅充当媒娘角色。前些时日,一份娱乐报刊的一名女记者微服轻访一个爱情俱乐部,出来时,已被聘为应召女郎,令她惊奇不已。手续很简单,只需留下联络电话。
花酒吧和部份迪斯科里面的陪酒女郎,倒是更为直接,无需介绍,更不必“买钟”,客人看得合意,随时可出街,是现成的交易。而按摩院除开提供此一方便,还多备有按摩室,就地解决。至于那些工作紧张,抽身不脱去现场挑肥拣瘦的人,尽可翻开报纸广告栏,挂个电话,可人儿在他指定的时间送货上门,无论他在家、写字楼还是酒店,不用跨出门口半步。略为破费,她们甚至可以做“秀”,供亲朋好友齐齐观赏,饱享眼福。富贵子弟结婚前的“单身告别礼”,就有大办此类“派对”的。
应召女郎多是失业或收入有限的年青妇女,包括家庭主妇出来兼职,以补家计,大、中学生也为数不少。警方对这一社会问题无可奈何,也有其苦衷。自一九六一年起,葡国就宣称灭绝卖淫现象。葡国的刑法,只制裁那些操纵、包藏妇女操丑业的皮条客或屋主。皮条客鲜有被人“出卖”,而房子多次易手,不易查出房主的下落,原来的东主甚至可能已作古。面对现实,警察唯有袖手旁观,有时还不得已给予“积极”合作,维持社会治安
引自
《葡萄牙印象》
作者简介:吴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