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有一个疑问似乎总是时刻围绕着我们，即他为什么鲜少走出国门，无论是青年时期的出国留学，还是建国之后的出国访问，抑或在其他领导人中较普遍的出国休养（养病），毛泽东似乎总是最不“积极”参与的那一个，这究竟是为何，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首先，在新中国15位开国元勋名单上，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和罗荣桓等15人，毛泽东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鲜少（仅两次）走出国门的领导人之一。（仅刘伯承和罗荣桓出国次数少于他，仅为一次。）
据粗略统计，在这15人中，建国前未曾出国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但这些人大多都在建国后常常出国访问或休养，而唯独毛泽东即使在建国后，也极少走出国门。他平生仅有的两次出国，分别是在1949年末～1950年初和1957年11月，当时去的国家都是苏联。

第一次出国，他是为了给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争取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第二次出国，则是为了亲自参加莫斯科会议，此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放出了一颗“深水炸弹”，即举世关注的强烈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共产主义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当时亲自出访苏联也是更加透彻掌握国家形势的变化。

除此之外，毛泽东再无其他任何身居异国的经历。

▲第一批勤工俭学生赴法前在上海的合影（后排右1为毛泽东）。

其次，在上世纪20年代，赴法勤工俭学其实是中国士子普遍向往的梦想，而毛泽东在多方条件完备的条件下，依然没有踏上出国之路。
在赴法浪潮最热烈的1919～1920年期间，前后共有20批多达1600余人奔赴法国，这其中有许多后来都成长为了党的重要领袖，比如周恩来、陈毅、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等等，而身处这场风暴中心的毛泽东，不是没有机会出国，甚至可以说，他其实拥有某种程度上的优先权。1918年～1920年，他身为组织者，多次领导了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帮助同学们筹集资金，亲自到上海送他们上船，所以如果他当时愿意的话，赴法留学是极有可能实现的。
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是，毛泽东当时为什么没有跟随历史的洪流，奔赴法国（或其他国家）留学以探索救国之路，而从始至终都坚定不移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
在此之前，其实有很多人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同样百思不得其解，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或者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总的来说，关于这个问题，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说法：其一、“经济拮据说”；其二、“语言不过关说”；其三、“更想去俄国留学说”；其四、其他个人原因。
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事实依据还是理想假设上，前三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1919年11月26日，新民学会在长沙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为毛泽东。

其一，说毛泽东是因为经济拮据而无法留学，显然是有些不符合实情的。当时他的家庭虽然不算很富裕，但其实在韶山冲是家境较好的，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颇有经商头脑，早年在毛泽东刚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水田15亩，年收产稻谷60多担，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后，等到1918年的时候，毛家已经算是韶山当地标准的富裕人家了。
虽然在1918年和1919年，随着毛泽东的双亲相继因病去世，毛家遭受了致命打击，但毛贻昌留下的田地房产依然是足够应付一次出国留学的。事实上，后来是毛泽东亲自劝说弟弟们，先是变卖家产，后将钱财分给了穷苦人家，带着毛泽民、毛泽覃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
另外，即使毛泽东个人无法承担留学经费，他当时的恩师杨昌济，特别是由杨昌济介绍而结识的爱国民主章士钊，是绝对有能力资助其出国留学的，而这两个人对毛泽东都颇为欣赏和器重。事实上，当时毛泽东组织的几批赴法留学生，最后都是受章士钊的资助才成功赴法。
1920年毛泽东带着杨昌济写的推荐信，在上海找到了章士钊，之后章士钊帮他筹集了多达2万元的留学经费，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将大部分给了赴法的湖南留学生，最后还剩余了一小部分，都用在了后来的湖南反革命斗争上。
所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上来说，毛泽东是不大可能因为经济拮据而被迫放弃出国留学的。

其次，说毛泽东是因为语言不过关而无法留学，也是非常有失偏颇的。事实上，毛泽东的普通话虽然带着浓浓的湖南方言特色，但是他从始至终并不怯于表达，甚至可以说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1918年和1920年先后两次来到北京，他成功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章士钊、熊希龄等社会名流结识，主动与他们探讨时政和学术问题，并受到了广泛的赞赏。
1919年前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的时候，会主动去跟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交流，毫不怯于自己的身份和口语劣势（湖南口音普通话），虽然最后并未成功。
“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

此外，毛泽东还经常写作文章，并在北大旁听期间主动参与学校的许多讨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思想深度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充分认可的。
除了普通话，毛泽东其实对外语是颇有兴趣，且具备一定的外语学习基础。从17岁开始，毛泽东初次接触了英语后，在几年学习经历中，无论是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还是后来的省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一直坚持英语学习，所以客观来说，他对于外国语言是具有浓厚的兴趣和良好的认知的。
换句话说，毛泽东当时如果真愿意出国留学，相信是不会让语言成为了他的“拦路虎”，众所周知，毛泽东拥有十分强大的自学能力，和乐于为学习而吃苦的品质。
1912年秋冬，时年19岁的毛泽东主动从湖南全省第一中学退学，后来，在1913年春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前，他独自一人在长沙的省立图书馆，度过了他“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当时毛泽东在长沙并没有固定居所，一直是被迫寄居在城里的湘乡会馆，那里距离省立图书馆大约有三四里地。当时为了多看点书，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进馆，最后一次出馆，只有在中午才会外出买点烧饼或米糕充饥，日复一日，雨雪无阻，一直坚持了半年时间。
据当时图书馆的李姓管理员后来回忆，“那时候，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迎接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毛泽东，他每天天麻亮就动身，到图书馆已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提醒他，他还不走......”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也曾说：“我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自己拟定了一个以攻读社科书籍为主的自修计划，还制定了别具一格的学习蓝图，最终通过高效率的学习，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书籍，学识上、思想上都得到巨大提升。结束这半年的自修生活后，毛泽东就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成功考入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并入省立第一师范）。
所以，从毛泽东的自学能力和肯吃苦的事实上看，如果他真愿意去法国留学，语言应该不会成为其中的阻碍。

再次，说毛泽东是因为想去俄国而放弃了去法国留学的说法，从事实看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过，当然这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早在1918年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当时的世界观还比较局限，对西方的思想政治理论了解并不多，后来是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才逐渐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产生兴趣，并认可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所以，从1918到1919，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欧洲转向俄国的变化过程，到1919年底，毛泽东已经基本丧失了对赴法留学的兴趣，对俄国留学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1920年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一个游俄队。”后来，其还曾在《致陶毅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
同毛泽东一样，陶毅和彭璜也都是湖南湘潭人。陶毅时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新民学会时期，毛泽东曾与其交往甚密。彭璜早年曾与毛泽东共同创立湖南党组织。

之后，毛泽东确实曾计划去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过后来因为党内事务繁重，1921年国内政治形势风起云涌，最终并未成行。
总的来说，无论是事实依据上，还是理论假设上，上述三个外在客观原因，其实并不能成为毛泽东没有赴法留学的阻碍。

最后，要说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没有跟随大流出国留学，最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在其价值观和性格上。简单说， 他当时也许根本就不想去国外，换句话说，要想寻找救国之路，他更认可通过在国内学习和实践的方式去探索，而不是“盲目”地出国留学。
多年后，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解释自己不去法国的原因，是“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事实上，当时无论是出国留学的周恩来一类人，还是留在国内的毛泽东一类人，他们的初衷都是一致的，就是寻找救国的“药方”，即毛泽东后来所述的：“吃饭睡觉都是想的如何把中国搞好。”而毛泽东之所以更愿意留在国内探索，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在毛泽东看来，世界文明可以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而东方文明则以中国文明为主。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有着超乎一般人的浓厚求知欲。在他看来，如果不了解本国历史和文化，贸然出国的结果不会好，最终归来可能仍旧是“糊涂”。
二、在毛泽东看来，想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并不一定拘泥于地理位置，亲身经历虽好，但书本同样可以提供大量的知识。

早在省立图书馆的半年自修生活里，毛泽东对国外的文学、思想名著，欧美国家发展史等书籍，都已经是如数家珍了，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等。后来1919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近水楼台先得月”，大量阅读了北大图书馆里的许多西方书籍。
应该说，1920年前后，毛泽东通过读书，对西方思想政治理论已经有良好的认知，书本上的知识对他来说已经是浩如烟海，他十分认可和擅长这种学习方式。
所以在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极力抨击了某些人罔顾本国文化知识，盲目出国追求西方戏论的作法，是错误的、愚蠢的，即“我觉得求学实在没‘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看来只是一种迷。中国出国洋的，总不下几万甚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太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

三、毛泽东当时对中国人自己的文明史和国内社会实践，有着更浓厚的兴趣，更愿意以此来寻求突破。
据蔡和森回忆，“当1918年他因足疾在北京同仁医院医治，一个月中在床上看了全部《资治通鉴》，且加批注。”后来，毛泽东一生都非常喜爱读这本书，据统计前后一共读了17遍，《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无一不是通读了一遍又一遍。
除了对国学的理论研究，毛泽东还对社会实践非常看重，尤其是农村地区、农民相关的革命斗争。事实上，在1919～1920年，中国士子争先恐后出国留学的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都在湖南从事反革命斗争，率领湖南穷苦大众反动军阀政客的无理欺压，即当时著名的“驱张运动”。
受母亲影响，毛泽东从小养成了良好的价值观，尤其对穷苦大众富有极强的同情心。早在童年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私塾上学时候，当时其家境尚属优渥，班上有些学生因为穷，中午都不吃饭，毛泽东知道后便把自己的午饭分给他们吃，自己通常饿着肚子回家。后来其母亲偶然发现这件事后，非常赞赏他的作法，后来便主动给毛泽东准备了两份午饭，让他和没有带饭的同学一起分享。
正是由于对底层群众的浓厚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让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更愿意去农村实地探访和调研，从实践中探索真理，这也是他后来总结后提出的“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所以在那段普遍向往留学的时期里，毛泽东一头扎进了湖南广大农村地区，为他们伸张正义，带领农民进行反革命斗争。

▲1919年，李大钊（左六）和毛泽东（左四）等人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总的来说，当时毛泽东之所以并没有随大流，去法国或其他国家留学，主要还是他自己不乐意出国，这是由他的家庭教育、成长经历和学习经历所共同决定。
他出于对中国本土文明的求知欲和责任感，而选择率先、着重研究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他出于对底层群众的同情心，而选择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农民反革命斗争中去；他出于对社会实践的向往，而选择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是农村地区，去探索一条更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他出于对过往自学经历的高度自信，而选择留在国内，通过大量的书籍、刊物、老师学者等渠道去研究外国思想、外国文化和外国革命经验。
所以，长时间以来毛泽东都很少出国，直到建国后出于公务才出访了两次苏联，而1957年从苏联回国后直到逝世，他都再没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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