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eemer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8174442/answer/300731515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几位干部,大多是1966年前后出生。算起来事发时约为:
55-56岁。
你说他们平时不知道一丁点儿养生事项?我是不信的。但他们又不得不喝,不能不尽兴地喝。
官场酒局不但具有社交属性,还肩负着社会治理的特殊职能——在喝酒过程中,上级可以获得对下级的基本印象(知道名字、职务、工作分工),甚至于产生初步的信任(例如认为下级在喝酒过程中态度实在、本分肯干等)。这种快速灵活、低成本且又不违规的信任构建,是官场酒局的最显著的社交功能,也是酒文化长盛不衰的最根本原因。
6名厅官喝7瓶白酒致1人死亡,官场酒文化为何屡禁不衰?❶ 难过的水沟
1952年,中央党校拟在西苑自得园
(南院)扩建50间平房。但由于原址地下水位太高,扩建工作直到1963年才得以完工。为了避免积水问题,南院某些地段的围墙内侧特意加挖了排水沟。
若干年后,中央党校各地进修/培训的学员特别珍惜共同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大家谈到兴头处,难免激情四射地去校外餐馆聚会,聊天喝酒之余还能加深感情,等尽兴后再翻墙进入校内。
然鹅,大部分学员对于地形不太熟悉,翻墙时往往低估了排水沟的威力,落脚时伤害+50%不说,严重时还会遭到钝击伤害(崴到脚)。
直到某一年,鉴于某位翻墙时骨折的学员直接被开除,中央党校宣布了严格的纪律,加强了对学员的管理,内容包括而不只限于“学习考勤制度
、课堂督查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外出请假制度”,以及最直接的:
培训/学习期间不得饮酒。据说,当时流行一个段子是,学员们用“难过”造句,最引发众人共鸣的是:
围墙下的排水沟不深,但你知道我很难过。
2012年底,中央党校响应中央发布的“八项规定”,制定了“学员管理十条规定”。《学习时报》曾刊发了《中央党校严抓学员落实“八项规定”侧记》,形象地描述了“党校学员从对党校严禁吃请表示不理解到由衷拥护,学风和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显著改善”:
一开始有的学员是不太理解这种安排的,他们觉得,为了遵守“八项规定”而杜绝吃请,同学间连互相熟悉的机会都没有了,不利于大家之间的交流沟通。
但很快他们发现,“八项规定”对他们是一种保护。能够自上而下地杜绝酒场的应酬,身体变好了,可用于读书思考的时间增加了,课堂上的学习也更加精力充沛。
再次然鹅,2023年4月27日,中央纪监委网站发布了一则通报,青海省6名厅级官员在培训期间喝掉7瓶白酒,第二天,海北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多杰
在学员宿舍被发现死亡。
多杰同志以生命向其他学员发出警示:
八项规定不只是限制干部,同时也在保护干部。
❷ 那些不得不喝的白酒
从通报中我们得知更多细节。
例如这次酒会的组局者是青海省政府秘书长师存武
,事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提供白酒的省农业厅厅长李青川,事后被留党察看两年、政务撤职;而王学文、洪涛、陶永利
等厅级干部分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你说通报中漏掉了一位?那什么,不是已经在第二天发现死亡了嘛…
人艰不拆啊,大兄弟!
公开资料显示,这几位官员的年龄均在55岁左右,按理说已经到了重视养生的年纪;而且他们也不是“冷酒伤肝、热酒伤肺、无酒伤心”的烂酒鬼,为什么喝起酒来不要命呢?就不能少整两口吗?
很遗憾,在很多时候,官员饮酒是没法喊停的,这是盛行于中国官场的酒文化的潜规则。
2019年,中文核心期刊《社会学研究》
刊发了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强舸的论文《制度环境与治理需要如何塑造中国官场的酒文化——基于县域官员饮酒行为的实证研究》(以下简称《酒》),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不能不喝”的官场酒局
进行了实证研究。
我们根据该文的逻辑框架,对青海酒局
重新进行梳理。
这里先解释一下背景资料:
强舸教授之所以写出这样一篇有深度的论文,一方面是他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为中青班、中央企业班、县委书记班、民族班等主体班次讲授多门课程,对官场酒文化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另一方面,是他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也曾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对于制度环境及体制内官员的行为逻辑有较深入的认识。
强教授基于2011-2015年间全国十几个省份的观察和访谈(所有酒局均被严格限定为“酒桌上的所有人都具有官员身份”的公务酒局,涉及调研干部共112人),试图回答两个重要问题:
1,为什么中国官场会形成独特的酒文化?
2,在正式制度禁止,甚至官员自己也不情愿的情况下,为什么官场酒风还具有生命力?
(一)中国地方治理的困境
通常说来,中国的地方治理存在至少三方面的困境:
首先是金字塔层级结构信息不足。例如县级行政区辖区人口在数十万甚至百万以上,且职能部门众多,书记、县长、组织部长等实权领导甚至不认识需要他评价的干部,自然会造成提拔过程中的信息不足。
某位受访者对此解释道:
我分管领域的科级干部都认识,但有些副科干部并不熟。而对乡镇和不分管的委办局,正职我能对上脸,副职很多对不上号。不是说我官僚,一个县上千科级干部,很难都熟悉。可是,干部任用的时候,我在常委会上是要表态、投票的(W37,S3省某县县委常委,2014年9月)。而私下交往又饱受诟病,风险太高,多数官员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宁可婉拒。此时,公务酒局
中的接触就显得很重要:
在地方光干得好不够,领导管的人太多,可能都不知道有你这号人。我们在乡镇平常见领导机会有限,多数还是开会,这种场合也不可能有接触。好在书记一年总得来我们乡调研一两次,其他领导也会来,来了总得吃饭。酒桌上,我敬领导一次,领导回一次,随便再来几次,一场酒总有三四次接触。喝了酒都放松了,机会把握得好,拉着手和领导说几句真心话,能留一些好印象(W38,S3省某县某乡党委书记,2014年9月)。在喝酒过程中,上级可以获得对下级的基本印象(知道名字、职务、工作分工),甚至于产生初步的信任(例如认为下级在喝酒过程中态度实在、本分肯干等)。这种快速灵活、低成本且又不违规的信任构建,是官场酒局的最显著的社交功能。
青海酒局中,师存武、李青川、王学文曾在2011年间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搭班子”:
师存武于2011年6月至2013年5月任互助县委书记;
李青川于2011年6月至2014年3月任互助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长;
王学文于2011年6月任互助县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而李青川等人与另外3人虽不存在工作上的明确交集。但是,另外几人也曾在海东市(互助县是海东市的下辖县)地委办公室、交通局
等部门工作过。
因此可以推测,在这次培训班学习期间,洪涛、陶永利等人与李青川等人偶然间相互确认身份后,有着尽快融入同一官场社交网络的刚性需求。而通过酒局结识,是最快捷、最直接的第一步。
至此,这酒就不能不喝。
其次是治理任务的非制度化
。“非制度化”意味着资源分配与绩效评价的巨大弹性,这不是“照章办事”可以简单评判与分配的。例如下级部门为争取上级部门拨款,需要与上级官员构建更良好的关系;例如下级部门为了凸出本部门工作的重要性,需要时常在上级领导面前“露脸”。甚至于,为了把一些临时性的任务落到实处,上下级之间的深入互动也是必须的。
例如一位干部就认为,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给下级敬酒也是常事:
每次下乡吃饭, 我肯定要给在场的每个乡镇干部敬杯酒。咱得给下面同志留下好印象, 好让他们认真完成我的工作。毕竟我不是书记, 乡镇干部能多努力地落实我的工作,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我的认可程度。但县里干部太多, 乡镇又远, 而我工作忙, 平时没机会接触, 就得抓住酒桌上的机会(W29, S4省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2014年6月)。在青海酒局中,担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的师存武已经是省政府党组成员
,前途相当远大,但他就能够主动张罗酒局,并且柔软地放下身段:
利用职权要求省政府机关食堂为其提供并安排公务车运送菜肴。而与喝酒身亡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多杰,是地方的实职一把手,能调动相当多的资源。但他却成为喝酒最猛的一个,直至第二天身亡。
他们这种“你敬你的,我敬我的,互敬互爱,共同进步”的复杂关系,随着热热闹闹的酒局而遽然升温。
可惜,坏就坏在某位同志的身体不允许哇。
最后是组织激励不足的问题。我国的地方治理呈现出“越往下, 任务越繁重、工作越难做、压力越大”的特征,而上级部门所能提供的具体激励措施其实有限(提拔是有坑位的,灰色收入是被严查的,加班甚至是没有加班费的)。
为了凝聚下级官员的干劲,以酒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激励
”、“精神激励”显得很有必要。
例如访谈中有人说到“婉拒的逻辑”:
和机关干部喝酒, 我主要看身体, 状态好、人不多, 敬我的酒我就干了;状态不好, 我就随意。但在乡镇, 状态再差, 该干的酒、该敬的酒, 我绝不会少。他们这么辛苦, 我喝酒不是为自己喝, 我是代表县委县政府喝, 代表县委县政府感谢做出牺牲和贡献的干部(D27, J2省某县县委书记, 2015年6月)。可见,酒文化不能给出具体的承诺与物资的激励,但有助于构建组织成员紧密的关系网络。这种非正式制度
嵌入正式的人事制度中,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青海酒局中,参与者身份包括省政府秘书长、省农村厅厅长、省文旅厅厅长、省国资委书记、省交控集团董事长、地委书记等人,他们的行业背景各有不同,工作过程中的压力与委屈也存在差异。现在有机会聚在一起,分享下各自经历,释放下内在情绪,还能由此结下“心有戚戚”的情谊,似乎…挺好的?
更妙的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之下,一些埋在官员们内心深处的话才会说出来,一些平时听起来毕竟敏感的话也能“听后即焚”。
——所以这酒,必须喝得干脆,喝得投入。大家都喝高了就你清醒,你这是要淦什么?
❸ 解决之道
早在2008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
曾提出一个重要的学术理论:
在政府运作层面, 许多看似违背正式制度的潜规则恰恰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它在更大层面上满足了整个制度体系和治理的需要, 因而具有广泛的合法性基础。从表面看,官员的饮酒行为似乎破坏了既定制度(例如“八项规定”),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官场的人情逻辑与社会治理的需要。
具体而言,因为中国地方治理存在着的金字塔科层结构信息不足、治理任务非制度化、组织激励不足等三方面困境,官员之间的饮酒行为发挥了构建信任、提供激励的作用,也部分地缓解了以上冲突,提升了组织治理绩效。因而具有“屡禁不止”的生命力。
从这个角度看,提升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是彻底解决官场酒文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以正式制度替代上级个人,为组织提供激励,也是扭转酒文化困境的前提条件。
但无论如何,制度的沉疴不应当成为个人放纵的借口。
尤其是2012年提出“八项规定”以来,因其详细具体的规定,有针对性的特征,让上下级之间都有了明确的“挡箭牌”,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强制性社交”,因而得到了众人的好评。
一位体制内的朋友曾吐槽说:
以前是钱少事多身体差。现在嘛,至少“三高”指标下来了…所以,在“八项规定”提出10周年后,你说这样的政策规定,大家资瓷不资瓷啊?
我就明确告诉你,肯定是要资瓷滴!
欢迎阅读全文:
6名厅官喝7瓶白酒致1人死亡,官场酒文化为何屡禁不衰?
mp.weixin.qq.com/s?__biz=Mzg2NjY2NjU3OQ==&mid=2247488852&idx=1&sn=a622ce7e084b48b8df8000846abdda09&chksm=ce460468f9318d7e8bb37b421c5fb39842c56ee432d9845aaa81f6196c59dac7300c07beb54b&token=384952895&lang=zh_CN#rd
更多内容请访问公众号将军箭
(jiangjunjian31)。左走天堂,右走金盆,弓开弦断,一往无前。本号关注财经与民生,虽是自娱自乐,仍求立足干货!欢迎关注,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