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kai Teio：
目錄
①日本年輕人實際上在左轉，只不過左翼年輕人找不到可以投票的政黨；
②年輕人是有極右化的傾向，但極右選民的經濟水平、教育水平並不差，也相當滿意現存政治結構；
③年輕選民普遍不理解意識形態（如「左-右」、「革新-保守」）的含義，政治參與率低下。
以上三點，是我們可以在遠藤景久的著作『意識形態與日本政治——因世代而異的「保守」與「革新」』（2019年）總結得出的。
本文是對以下兩篇回答的補充。即：
日本年輕人里有多少進步人士？439 贊同 · 25 評論 回答
以及：
為什麼熱愛和平的日本平民會選出參拜靖國神社的安倍晉三？1887 贊同 · 101 評論 回答
下面，筆者將簡略地介紹遠藤晶久的發現。
一、「年輕人的保守化」？
不可否認的是，2010年代期間，18～29歲的日本選民雖然投票率偏低，但他們投給自民黨的比例拋離了其他政黨。與此同時，各年齡層之中，總是老年選民投給左翼在野黨（民進黨、立憲民主黨）的比例偏高，在此方面明顯超越了年輕選民。
那麼，年輕選民是否真的保守化了呢？話不多說，現在就擺出World Values Survey（WVS）的第三次（1995～1998年）、第五次（2005～2009年）、第六次（2010～2014年）調查數據。
WVS在詢問選民意識形態時，一般使用的是「左-右」坐標軸，在日本則是「左（革新）-右（保守）」，不過都以1為最左，10為最右。考慮到日本社會的老齡化，我們以18～39歲的選民為「年輕選民」，39歲以上的選民為「老年選民」。
我們可以發現，1995～2014年的20年間，日本的年輕人並沒有保守化。1990年代，自認右翼的年輕人為10.3％，這個數字在2010年代也只是10.8％。與此同時，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日本年輕選民的右翼比例也並未畸高。比起澳洲、德國，日本年輕選民的右翼比例確實偏高，但是與紐西蘭、瑞典、美國相比，日本年輕選民的右翼比例就完全不夠看了。如圖：
右翼比例的推移。「代」即歲。由左向右，國家依次為澳洲、德國、紐西蘭、瑞典、美國、日本
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真正獨一無二的特徵，反而是老年選民中的右翼比例下降了。如果與亞洲的其他地區相比的話，日本年輕人中自認右翼的比例，也與HK、韓國兩地的比例並無區別。
那麼，年輕選民中自認左翼的比例呢？
年輕選民左轉的潮流，也波及了日本。1990年代到2010年代，日本年輕世代中自認右翼比例上升了0.5％，自認左翼的比例卻從10.3％來到了17％，上升了6.3％。的確，在2010年代，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日本年輕選民中自認左翼的比例偏低。然而，普遍被認為政治極化嚴重的美國，自認左翼的年輕人比例居然低於日本。如圖：
左翼比例的推移。「代」即歲。由左向右，國家依次為澳洲、德國、紐西蘭、瑞典、美國、日本
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日本確實有所落伍——在韓國、台灣，年輕選民自認左翼的比例，要比日本高出很多。這一點也佐證了一個結論：日本年輕人也有所左轉，但其幅度明顯低於其他國家。如圖：
左翼比例的推移
既然如此，為何左轉的日本年輕世代，卻大比率地投給自民黨呢？
WVS向受訪者詢問了「假如明天進行選舉，你會投給哪個政黨」的問題。在這裡，我們利用它在2010～2014年的數據，結合上述選民自認的左右傾向，將選民劃分為四個群體，即「左派」（1～3）、「溫和左派」（4～5）、「溫和右派」（5～6）、「右派」（8～10），並將四個意識形態群體的選民，與他們投票的政黨形成比較。
如果我們僅局限於「年輕選民」（即40歲以下的選民），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數據：
左上為美國，右上為澳洲。右上三政黨依順時針順序，為保守黨-國家黨聯盟、工黨、綠黨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美國、澳洲的年輕選民之中，其自認的左右意識形態，都與其投票的政黨存在相當明顯的對應關係：在美國，自認左翼而投票給共和黨的年輕選民不足10％；在澳洲，若將綠黨與工黨的得票比例相加，被稱為左翼的兩黨也得到了83％左翼年輕選民的支持，只有14％的左翼年輕選民投給了保守黨-國家黨聯盟。
到了日本，兩黨的政治立場是「中間派～中間偏左」的民主黨，與中右派的自民黨。然而，日本卻出現了與美國、澳洲相反的情況，大量自認「左派」、「溫和左派」的年輕選民投給了自民黨，自民黨甚至在「溫和左派」中也略勝一籌。
要解答這個問題，或許只需檢視「無支持政黨」的比例。上述的四張圖，都是排除了「沒有支持的政黨」與「我不會投票」的數據以後，繪製而出的數值圖。那麼，假設我們將「沒有支持的政黨」與「我不會投票」合為「無支持政黨」的組別，它們又將佔到年輕選民的百分之幾呢？
在美國的左派年輕選民之中，「無支持政黨」的人群僅佔14％，右派年輕選民也只有10％。然而在日本，這個數據是完全不對稱的：只有17.5％右派年輕選民找不到自己支持的政黨，卻有42.7％自認「溫和左派」的年輕選民、50％自認「左派」的年輕選民沒有可以支持的政黨。如此數據昭示了一個事實：日本或許確實有大量的左翼年輕人，但他們放棄參與到實際的選舉政治之中。
然而，即便不談選舉，安倍晉三內閣在年輕選民中的支持率也還是很高。比如『讀賣新聞』在2018年8月的報導，就指出年輕世代的內閣支持率一向很高。那麼，這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我們可以運用「時事通信社」從2013年1月到2017年10月的民調數據一探究竟。此處，我們主要針對的是年輕選民（18～29歲）的內閣支持率。
如圖：
顯然，年輕選民的內閣支持率並非總是高漲。倒不如說比起總體受訪者的內閣支持率，年輕選民的內閣支持率其實偏低。總的來看，年輕選民的支持率高於全體選民的時間段並不多。2015年夏天，安倍內閣因『安保法案』的爭議，而觸發大規模青年抗議時，年輕選民的內閣支持率也比較低迷。
不過，從內閣不支持率的角度來看，年輕選民的不支持率也總是低於全體選民的不支持率。要問支持率、不支持率雙重低迷的話，大概就是答案就是：年輕選民之中，回答「我不知道」的比率更高。其他年齡段的選民會在回答輿論調查的問題時，選擇「我支持安倍內閣」或「不支持安倍內閣」，但年輕選民未必願意做出這個一分為二的選擇。
遠藤晶久認為，之所以其他輿論調查會得出「年輕選民的內閣支持率，長期領先中高年選民」的結論，是因為不同的輿論調查的方法不同。有些輿論調查收到「我不知道」的回答時，會再次詢問受訪者「如果非要二選一的話，你是支持還是反對」，此時年輕選民才會給出「我支持內閣」的答案。顯然，這樣「強行二分」以後多出來的內閣支持率，是否能用來直接得出「年輕人保守化」的結論，是極其可疑的。或許，這樣的現象只不過更能佐證「日本年輕人不關心政治」的著名定論。
與此同時，遠藤也得到了與境家史郎（2020年）相類似的結論。2017年春季～夏季，因森友學園、加計學園醜聞，安倍內閣的支持率暴跌了20％左右。不過，年輕選民中的支持率只是微有下降、不支持率也只是微有抬頭，二者並未出現死亡交叉點。結果，這一時期年輕選民的內閣支持率，比全體選民的民調高出了10％。遠藤晶久也認為，這是因為年輕選民沒有那麼關心政治醜聞。
另一方面，日本的年輕選民也不是沒有無可比擬的特色：他們的「無黨派層」比例，較其他年齡段高10％左右。與此同時，他們對左翼在野黨的支持率相當低下。在老年選民之中，第一大在野黨的支持率總是可以抵達10％，然而這個數值在年輕選民之中，是不到2％。如圖所示：
換句話說，對於年輕選民而言，他們基本上只有兩個選擇。其中一個，是支持自民黨；另外一個，是作為無黨派層，不支持任何政黨。而在野黨，從一開始就沒有被納入年輕選民的抉擇之中。
儘管年輕選民對自民黨的支持率低於全體選民的支持比例，但他們在投票時，也只有自民黨一個選擇。要麼是支持自民黨，要麼是不關心政治、不信任任何政黨。換言之，絕大部分的年輕選民在選舉進行時，要麼棄權，要麼投給自民黨。或許，這個機制就可以很好的解釋我們的問題：為何比起中高年選民，年輕選民投給自民黨的比例更高。
另一方面，這種在野黨支持率畸低的現象，大概也不難找到根源。2009～2012年間，民主黨政府的災難性執政表現，沉重地打擊了左翼選民對「左翼政治勢力」的信任。民主黨下台以後，該黨內外一系列的內鬥、分裂、合併、再分裂，也給年輕的日本左翼選民帶來了一種持續挫敗、一直敗退的感覺，從而使他們放棄了左翼政治的可能性。
在這一點上，左翼學者岡田憲治的一段經歷，或許可以更深度地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點。他曾經在2016年受友人所託，向其他朋友發去郵件，請求他們成為民進黨（當時的左翼在野黨）的成員。不過，相當多的朋友都斷然拒絕了他。有人這麼說：
「我也覺得執政黨太強大了，會破壞民主，不能容許現在這個政府的胡作非為。然而，我不能成為民進黨的支持者。因為民進黨口上說：『我們會幹的，會幹的』，但民主黨政府那時，不也是最後搞砸了嗎？正因為我希望他們可以真的改變政治，才會有一種『果然還是被背叛了』的感覺。我不能對自己的心情說謊。」
正如遠藤晶久所說，毋寧說日本的年輕選民是將自己放在了意識形態坐標軸的正中心，對政治表露出一副不關心、不在意的態度。但由於他們對左側的選擇完全失去了信任，故而在不了解實情的外人看來，日本的年輕世代就是「保守化」了。
儘管如此，在日本的年輕選民之間，投票給極右政黨的人並不少。促使他們投票給極右派候選人的動機，又是在何處悄悄產生的呢？
二、「支持極右派」的政治構造
在了解日本的青年極右派選民之前，我們不妨了解兩個前提知識。
與其他國家不同，日本的政治詞彙有著自己的特色。日本的媒體與學者在描述不同勢力的政治立場，如果是國外，則會使用「左-右」的坐標軸；如果是國內，則會使用「保守-革新
/自由派」的坐標軸。在國內而被明確指稱「左翼/右翼」的勢力，大多意味著他們的立場為極左/極右。
值得一提的是，實證分析證明：日本選民支持何種經濟政策、收入水平如何、居住在城市還是鄉村、支持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是否支持天皇制、是否支持提高女性社會地位、是否支持核武器、對北方領土感受如何，都對他們自認保守還是革新，沒有關聯性可言。真正影響選民在「保守-革新」坐標軸上自我定位的，始終是外交安保政策。
這一點已經得到眾多研究所證明：2003年的調查認為，最影響日本選民意識形態的三個因素是「國防政策、民族自尊心與外交政策」（kato and laver，2003）；也有外國學者論及，「我們通過實證研究，可以確認：日本政黨之間，最為關鍵的對立，比起說是經濟政策，不如說是沿著外交政策的次元而成立的。」（Proskh et al，2011）。
與此同時，遠藤晶久也幽默地指出了一個事實：日本的選舉政治之中，不太可能發生歐美國家之「傳統左翼選民發生右轉」的現象。這是因為，一直以來，日本傳統左翼選民所珍視的課題不是福利主義的經濟政策，而是和平主義的外交安保政策。正因極右派政黨絕無可能轉向鴿派、反戰的政治主張，傳統左翼選民也絕無可能轉向極右派政黨。
實際上，明確打出極右旗幟的勢力，在日本選舉政治中的表現可謂平平無奇。不管是過去的「次世代之黨」，還是今天的「參政黨」、「保守黨」，累計得票比例都不會超過總數的6％。換言之，它們大都是政界的邊緣小黨，無法打入政壇的主流。
日本保守黨
然而，2014年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之中，知名的極右翼政治人物田母神俊雄
，卻一舉奪得12％的得票。考慮到東京的選民結構，很大程度上可以視作整個日本的選民構造縮影，故而投票給田母神的選民，對本節的課題而言，極具分析意義。
傳統來說，歐美政治學對極右派支持者的特徵，有如此幾個結論。在社會上，他們年齡不高、沒有宗教、教育程度較低、經濟水平低下、失業可能性大；在思想上，他們拒絕多元主義與文化平等的原則，歧視少數群體，擁護攻擊性的民族主義，抗拒當地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共識。比如Knigge（1998年）的措辭，就是「公然地，或巧妙地為種族主義、極端愛國主義的主張做辯護……支持強大的國家。」因此，極右派支持者一般不滿本國政治的現狀。不同的研究已經證明：被排除在主流政治系統之外的選民，特別容易受極右政黨吸引。
具體到日本而言，傳統政治學的分析觀點則是認為日本的極右政治主張，傾向於否定普世的政治價值，強調本國獨有的精神性價值（Eisenstadt，1996）。即如Rozman（2012年）總結的一樣：
（極右派）主張日本文明是特別的，要求強制實行道德教育。隨著（社會為了）應對人口減少問題，進一步吸收外國人勞動者的呼聲高漲起來，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恐懼也瀰漫開來。……擁護國家文化特質的人們，不斷哀嘆大眾失去了文化自信力。
在這裡，日本極右派支持者的精神特質與歐美極右派支持者相差不大。然而，日本極右派的社會性質似乎與歐美的極右派大相徑庭。我們以石原慎太郎
為例，他曾長期出任東京都知事。根據松谷満（2006）的研究，石原的支持者並不是年輕人，也並不貧窮。他們之所以支持石原，是因為石原的國家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排外主義主張使他們感到共鳴。考慮到石原長期處在日本主流政壇的中心地位，石原本人的形象也不是反建制派人物，故而石原的支持者也談不上是「疏離於主流政壇」。
故而，我們對田母神俊雄得票的考察，也就基於這種問題意識來進行。田母神1948年生於福島，畢業後進入自衛隊，一路升遷到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然而，2008年當時，田母神卻以航自幕僚長的身份，公然發表了名為『日本是侵略國家嗎？』的論文，否定二戰日本的侵略行為，為二戰日本的領導人辯護。此文一石激起千層浪，日本政府不得不撤換掉田母神俊雄。此後田母神就一直作為極右派政治人物活動，頻繁地在各種保守派電視節目登場，出版各種關於軍事問題與日本歷史的極右翼書籍。由此，他成為了日本極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偶像。
田母神參選的2014年東京都知事選舉，發生在石原慎太郎辭職後兩年。這場混戰的候選人大都得到了主流政治勢力的支持，得到自民黨支持的舛添要一、得到左翼陣營支持的宇都宮健兒、得到小泉純一郎應援的細川護熙，但田母神所擁有的只是極右派小黨「維新新黨·新風」。除此以外，就是石原慎太郎以個人名義，對田母神俊雄的支持。
選舉期間，田母神並沒有避諱自己的極右派信念。實際上，他依然在街頭演講之中，喋喋不休地宣揚各種謬論，如慰安婦與南京大屠殺不存在，以及宣布自己一定會在當選後參選靖國神社。
選舉當天（2014年12月16日），一如各大媒體所預測，舛添要一得到了43.4％的選票，順利當選東京都知事。宇都宮分得了20.2％的選票，細川則是19.6％選票的持有者。然而，田母神的得票數遠超媒體估計的數目，達到了全體選票的12.6％，即60萬票以上。在20多歲的選民之中，投給田母神的人多達24％，僅次於投給舛添的36％。換言之，田母神在年輕人之中相當受歡迎。
選舉結果
毫無疑問，田母神的支持者，比其他三個候選人的支持者更為右傾。假如以0為革新，以10為保守，以「9～10」為極右派，那麼在全體選民之中，大抵有10％的人自認極右派。不過，這個數字在田母神的選民之中，是22.5％。投給細川的選民，平均地將自己定位於4.4，而宇都宮與舛添的支持者則為4.3、5.8，三個數據都符合一般政治評論家的預想。與此同時，支持田母神的選民，平均地將自己定位為6.6，由此可見其激進右翼群體的性質。
從人口統計學而言，我們可以指出三個事實。第一，田母神支持者的平均年齡為42.6歲，比其他三個候選人的支持者要低5歲以上。值得一提的是，田母神參與選舉時已經65歲，故而他不可能只因年齡而獲得年輕世代的共鳴。第二，投給田母神的選民之中，63％是男性。而從網路調查來看，全體受訪者的男女比例應為55％：45％。
最重要的是，投給田母神俊雄的選民更不貧窮，也沒有什麼經濟問題。田母神支持者中的75％都是有工作的，比其他三位候選人的支持者高4％。全體受訪者之中，年收入低於400萬日元的佔24.2％，田母神支持者的這個數據是22.5％。與此相對地，相對左傾的宇都宮候選人、細川候選人的支持者，其二者的數據都達到了28.7％、25.2％。比起其他三組選民，支持田母神的選民並沒有什麼家計壓力，也不是社會地位偏低、經濟情況更糟糕，其職業分布也沒有什麼特點。與其說失業的窮人投給了極右派候選人，毋寧說事實正好相反。
支持田母神的選民，也不是教育水平偏低。事實上，有12％的田母神支持者擁有研究生學歷——這個研究生的比例，是四組選民之中最高的。
那麼在政治態度上，田母神俊雄的支持者面貌又是如何呢？是否如同歐美的極右派選民一樣，他們疏離於主流政治系統，為表抗議，而將選票投給極右派候選人呢？為此，研究者向四組選民發出問題，詢問他們是否滿意現存的政黨、國會、國家政治與東京都政府。其具體數據如下：
考慮到舛添得到了自民黨的大力支持，舛添派選民的高滿意度並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驚訝的是，田母神支持者的政治滿意度相當高：絕大部分的他們不但滿意現行的國家政治、東京都政治，也相信國會、政黨可以反映日本人民的意見。與此相對地，投給宇都宮健兒、細川護熙的左翼選民，才是那群不滿日本現行政治，感到疏離在外的人。在這一點上，極右派選民反而與主流右派政黨的選民站在一起，對日本現行政治抱有較高的滿意度。
那麼，日本的極右派支持者們，是否同時也是民粹主義者呢？調查結果表明，事實並非如此。投給田母神的選民之中，認同「決定最重要政策的，不應該是政治家，而應該是人們」這句話的，只有43.8％。此處的43.8％，是四組選民中最低的數值；這個數據在全體受訪者而言，是50.8％。田母神支持者的其他特質，也很難稱得上認同民粹主義：支持「一般而言，政治家沒有庶民的感覺」的人（62.5％），比全體受訪者（73.5％）低11％；認同「政治是善與惡的鬥爭」的人，與全體受訪者的比例相差無幾。如下圖所示：
換言之，投給田母神的極右派選民既不認為自己是反建制派，也不是民粹主義者。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在網路民意調查之中，發現一些意料之中的細節。比如，在對很多議題的態度上，舛添派選民與田母神派選民是一組的，而細川派選民、宇都宮派選民是另一組的。投給舛添、田母神的選民都贊成如期召開東京奧運會，擁護核電站政策，而投給細川、宇都宮的選民則恰好相反。雙方的這種對立，是圍繞著傳統左右議題展開的。
那麼，田母神派選民有沒有獨立於舛添派選民的特色呢？答案是正面的。田母神的支持者們，顯著性地更支持權威主義、民族主義、排外主義。較其他三組選民，田母神派選民的贊同率更高的問題，有「必須經常對有權威的人報以敬意」（49.7％）、「對傳統與習俗產生疑問的人，終究會造成問題」（36.6％）。這種威權主義的心理模式，就與主流保守派選民（投給舛添的人）相當不同。
與此同時，我們也毫不意外地發現，田母神派選民更贊成愛國主義教育。比如，「必須糾正戰後以來的教育，教導孩子們更多關於愛國心、國民義務的事情」（田母神派贊成率87.6％，全體受訪者贊成率為57.6％）、「在教育中導入國歌國旗是理所當然的」（田母神派贊成率94.5％，全體受訪者贊成率為71.8％）。問及受訪者「對於成為日本人，什麼條件才是最重要的」時候（條件如：尊重日本的法律政治制度、人生大半時間都住在日本），三分之二的田母神派選民選擇了「祖先是日本人」，而全體受訪者對這個選項的選擇率不足五成。
如圖：
如果說，歐美排外主義的成因是外國移民奪走了本國工人的工作，那麼這一點在日本並不成立。到今天為止，外國人占日本人口的比例依然只有2.4％左右，遠少於其他歐美髮達國家。此外，假如是因為「被搶走底層工作」而憎恨外國人的話，東南亞人應該遭受中國人、韓國人同等的憎惡。然而，事實卻是日本社會對中國人、韓國人的惡感度遠超東南亞人。日本市民最敵視的，不是與自己各方面差別最大的外國人，也不是從事底層工作的外國人，而是中國人、韓國人。如下圖所示：
倒不如說，田母神派選民的特色，就在於他們的憎惡比較公平。當問及「你是否願意這個地區的人們，越來越多地居住在您的住所附近」時，田母神派選民不僅反對中韓移民入駐，也強烈反對其他國家的移民入駐。在是否接受南美移民入住的文通上，他們與其他全體受訪者的差距最大。
最後，遠藤晶久通過回歸分析的手法，來辨析何種要素可能與極右派選民產生相關。結果如下：
諸如上述，選民的經濟情況、就業情況、教育情況，以及他們是否感到疏離於主流政治、是否有民粹主義意識，都與他們是否成為極右派選民無關。至於是否滿意東京都政治的因素，這個因素對年少的選民影響不大，但對年老的選民有明顯影響。除此以外，如果控制其他變數的話，權威主義的意識其實也並不與極右派選民產生有意義的相關性。
真正對極右派選民產生影響的，還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排外主義的御三家。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控制御三家意識形態的變數，老年選民在投給田母神時，並不會考慮到自己的「保守-革新」定位。然而，一向被認為不在意、不了解「保守-革新」坐標軸的年輕選民，卻會因自己「保守」程度如何，而決定要不要投給田母神。「保守-革新」坐標軸再次滲入年輕選民的日常政治空間之中，不得不說是相當罕見的政治現象。
正如遠藤晶久所說，總而言之，一個典型的日本極右派選民臉譜是這樣的：「他」是一個年輕男性，沒有就業、經濟方面的太大困擾，教育程度也不低。與此同時，他也並不感到自己疏離於主流政治。他之所以支持極右派候選人，是因為自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排外主義意識形態。他之所以排外，不是因為外國人爭奪他的工作機會，或者難以融入日本社會，而是因為外國人的母國，在外交領域、領土問題與日本產生了較大的矛盾。
與歐美不同，日本的極右派選民並不窮，也不弱勢，智識也不弱於人。相比於日本傳統右派陣營支持者的多樣性，年輕極右派支持者的形象似乎卻比較單一：一個躋身於中產社會的男性。
三、意識形態坐標軸的解體與重塑——當代日本青年選民的政治認知
日本現代政治形成之始，社會上只有一套意識形態坐標軸，即「保守-革新」，分別代指自民黨一方（保守政黨），與社會黨、日共（革新政黨）一方。隨著1990年代社會黨的衰亡、民主黨的崛起，革新陣營完全崩潰，於是「保守派-自由派」的意識形態坐標軸日益崛起。除此以外，當然還有國內政治使用頻次最低的「左-右」坐標軸。
日本的學界、媒體、政界，一般相信全體選民都能理解這三個政治坐標軸，並且社會全體成員的理解都是一致的：保守＝右翼，革新/自由派＝左翼。遺憾的是，發生的事實與之背道而馳。隨著冷戰結束、主張意識形態對抗的政治形式退出歷史舞台，年輕選民越來越難理解三個政治坐標軸的含義。即使他們對其有所理解，日本年輕選民的這種理解也與經歷過冷戰時代的老年選民所大相徑庭。
過去的「保守-革新」坐標軸，已經不復具備跨越世代的共識。2012年大選前的網路調查表明，50歲以下的選民普遍認為：主張社會主義的日共是中間派政黨，當時轉向極端保守主義的自民黨只是溫和保守派政黨，而主張新自由主義改革、右翼國防政策的「日本維新之會」是革新政黨。如圖：
這種認識的乖離，在高學歷的年輕選民之間也存在。2012年12月，遠藤晶久在早稻田大學
募集了50名學生，要求他們在電腦上進行輿論調查。七年後，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達了當時的震驚：
於是，我們把學生們關在空教室里，在電腦上播放視頻。首先問及學生自己的意識形態定位時，他們的滑鼠游標在螢幕上游移，躊躇著不知該如何回答。其次，學生被問及自民黨的意識形態位置時，他們的游標同樣徘徊不定。此外，他們對民主黨、公明黨、日共的回答也同樣躊躇不定。但是，當畫面切換到詢問「日本維新之會」政治立場的問題時，他們立刻點擊了選項。那就是「革新（政黨）」。
最初看到這些回答的時候，說實話，我很失望「明明是早稻田的學生，卻認為維新之會是『革新（政黨）』嗎……」。但是，下一個學生、再下一個學生的回答都是一樣的。結果，將維新之會定位為保守政黨的，只有3、4人。為什麼會這樣呢？其他調查的數據又是如何呢？之後，2012年眾議院選舉時實施的網路調查的數據傳了過來……不僅是大學生，居然連40多歲的人也持有同樣的看法，這就更加令人震驚了。
毫無疑問，這是因為日本年輕選民已經不再具備對「保守-革新」意識形態坐標軸的理解力。
長期以來，自民黨被視作最保守的政黨、日共被視作最革新的政黨。因而，「以10為數值，在保守-革新的坐標上，自民黨與日共的政治立場相差多遠」，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它可以測算出選民對「保守-革新」坐標軸的理解。在1983年，全體選民對「自民黨、日共距離」的平均數值是6.74，30年間這個數字不斷減小，到2010年只剩下2.65。2010年的Waseda-CASI調查表明，越是年老的選民，越能清晰地認識到自民黨與日共的政治距離；調查的年份越是往後，不同年齡段選民，對「自民黨、日共政治距離」的認識差距就越大。
「一代不如一代」的讖言，很好地體現了日本選民對「保守-革新」坐標軸理解能力的現狀。還是以選民認識的「自民黨-日共政治距離」，1974～1983年出生的世代，在他們20～29歲的時候（2004年）的距離平均值，與1954～1963年出生的世代，在其20多歲的距離平均值（1983年）相比，前者比後者要低很多。與此同時，不同的年齡段之間也有著明確的分水嶺，那就是196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群，是在冷戰結束前「社會化」（對政治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或許因此，他們較196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幾代人，會更能分辨出自民黨、日共的政治距離。
遠藤晶久透過綿密的輿論分析，認為：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兩黨政治距離不斷縮小」的情況，主要原因是出在日共上面。1980年代～2010年代之間，選民的年齡大小，對他們能否判定出日共是「最革新的政黨」的影響力不斷增大。與此相對地，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則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我們可以從一個小數據看出，發生變化的一方是日共：如果以1983年為起點，2010年為終點，且-5為最革新，5為最保守的話，最老的一代人（1914～1923年生）在1983年所認定的兩黨數值，與最年輕的一代人（1971～1983年）在2010年所認定的兩黨數值，就是兩黨的「歷史漂移」。1983～2010年間，自民黨從3.5來到了1.5，而日共從-3.9來到了0.5。事實上，2010年當時，最年輕的一代甚至認為日共是保守政黨。之所以會產生這種世代性的倒錯，或許是因為「革新陣營」在過去四十年間，快速、猛烈的衰退。不管是左翼的『朝日新聞』，還是右翼的『讀賣新聞』，在標題中出現「革新」的次數，都在1965～1985年迎來高潮以後，逐漸走向衰退。1995年以後，新聞標題中的「革新」二字幾乎完全消失。如圖所示：
革新陣營的衰退，不僅損害了選民對日共的判斷能力，也帶來了意識形態政治時代的終結。20世紀的多次調查，都證明日本選民會以意識形態來工具，決定自己投票給誰（三宅 1988），但走入2000年代以後，這種意識形態投票不斷衰退。換言之，日本選民自認自己是保守還是革新，與他們投給哪個政黨的關聯性，正在日益消退。1983～2010年間，選民「自認保守」與「投給自民黨」間的關係係數不斷減小，但依然是「有所關聯」；與此相對，到2010年，選民「自認革新」已經與他們是否投給日共，不再具有統計學上的相關性。遠藤晶久總結說，隨著時間進展，除了高學歷選民投給自民黨的選擇以外，選民自認保守還是革新的意識形態定位，已經漸漸不再與投票選擇有關。
那麼，日本選民能夠根據自己「意識形態定位」，與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定位」的遠近，判定自己投給哪個政黨嗎？答案是否定的：
以「意識形態定位的遠近」來判斷投給哪個政黨的邏輯，只在老年選民身上存在。1959年以後出生的幾代人，不會再根據意識形態定位的遠近，來決定自己投給哪個政黨。2010年以後，就連在「保革對峙」最為激烈的年代長大成人的那一代老年選民，也不再進行這種意識形態投票了。隨著高齡選民逐漸離開歷史舞台，「保守-革新」所規定的投票邏輯，已經漸漸地淡去了自己的身影。
如果「保守-革新」這道坐標軸失效的話，「保守派-自由派」、「左-右」能否取而代之呢？遺憾的是，答案依然是否定的。比起其他兩組坐標軸，「保守-革新」依然是最多選民所喜愛的政治坐標軸，儘管人們對它的理解已經支離破碎、不復完整——比如，年輕選民會把原本指代左翼的「革新派」理解成「改革派」，結果支持激進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政黨也變成了最激進的「革新派」。與此同時，「保守派-自由派」也有著自己的問題：第一，「自由派」與「革新」一樣，有著被年輕選民單純地理解成「改革派」的傾向。第二，假如一個政黨又支持社會多元主義，又支持強化國防（日本傳統的反自由派議題），那麼它是什麼派呢？正如下圖所示，面對「日本維新の會」、「みんなの黨」與日共，年輕選民明顯陷入混亂之中：
所幸，日本選民不分年長、年幼，都對不同政黨的「左-右」立場有著一定的共識，而且這種共識也是符合學界、媒體界認識的，比如自民黨最右、民主黨中間偏左、日共最左、維新之會是右翼政黨。遺憾的是，這種精準的判斷力表現，或許是因為我們在分析數據時，排除了那群回答「我不知道」的年輕人。問及年輕選民三個坐標軸時，針對「左-右」坐標軸，回答「我不知道」的人多達45.6％，遠遠超過了其他兩個坐標軸的比例（「保守-革新」為24.6％，「保守派-自由派」為27％）。
事實上，與其說日本的年輕世代不關心選舉政治，不如說他們根本不關心政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年輕選民投票率低下，是全世界共通的現象，但年輕選民在任何政治行動的參與率都不高，是日本獨有的現象。日本市民社會的政治文化本就是忌諱「參與政治」（西澤 2004），尤其是忌諱參與街頭行動（平野 2012）。而且，近數十年來，這種非政治化的情況進一步惡化。舉例而言，從1970年代到2000年代之間，接觸過「政治家或官僚」的人，從15％跌落到6％。在1970年代，參與抗議的人也不過8％，三十年後這個數字下降到1％。
這種去政治化的情況，甚至發展到了一種可笑的程度：經歷過上個世紀左翼運動洗禮的那一代人，在數十年後，依然是全社會最積極參與政治的一代人。1970年代，最積極參與政治的人是30多歲的選民；十年後，這個數字是40多歲的選民；二十年後，這個數字是50多歲的選民；到2000年代，這個數字是60多歲的選民（平野 2012）。
根據立命館大學2019年進行的調查，認同「為政治性的、社會性的主張而起的抗議運動，是可以得到好評的」的年輕選民（20多歲～40多歲）只有45.5％，遠低於老年選民（50多歲的選民為51％，60多歲的選民為67％）。贊成「抗議運動會給全體社會造成麻煩」的年輕選民佔比明顯高於全體，在20多歲的選民中達到51％、30多歲的選民中達到50％，而60多歲的選民只有32％贊成這個想法。同意「抗議運動的主張是偏激的」這句話的人，在20多歲、30多歲的選民中分別達到61％與56％，明顯高於後三個年齡段——40多歲的受訪者為52％，50多歲的選民為39％，60多歲的選民為31％。最後，20～30多歲的受訪者間，認同「抗議運動是社會無法接受的激進事物」這句話的人，竟達44％——與此相對地，60多歲受訪者的贊成率僅僅為16％。除此以外，比起老年受訪者，年輕受訪者（20～30多歲）也顯著地更贊成一些攻擊抗議運動的話語，如「參與抗議的人，是基於個人的怨恨與嫉妒」（47.5％）、「參與抗議運動的人是為了滿足自己而行動起來的」（64.5％）。
如圖所示，三十年間，政治參與率日益惡化：
第一行為「參與投票的比例」，第二行為「參加選舉運動的次數」，第三行為「參與支持（政治）系統行動的次數」，第四行為「參與市民行動的次數」
學界一般認為，隨著年輕世代長大，他們也會變得更加熟悉政治、更願意參與政治。但是，這種「加齢効果」的效力正在逐漸衰退。1944～1958年出生的一代人，到他們三十多歲時（1983～1993年），投票率上升了23％；然而，1959～1973年出生的一代人，當他們相同年紀（1994～2003年）時，投票率只上升了5％。與此同時，選民自認「革新」，與他們參與市民運動之間的關聯性也逐漸下降。在1950、1960年代長大的選民，經歷了革新陣營最為強大的時代，明白「革新」與反體制運動有關；但他們之後出生的幾代人，就不再將「革新」與反體制民眾運動聯繫到一起了。
說了那麼多，讓我們回歸正題——當今的日本年輕選民，是如何理解政治的呢？如果「變革現狀」、「維持現狀」的坐標軸，與「保守-革新（自由派）」的坐標軸發生了混淆，這種混淆的現象，又在年輕選民的腦海中形成了何種的布局呢？
通過2017年7月實施的『讀賣新聞』、「早稻田大學」聯合輿論調查，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表格：
兩個坐標系的縱軸均為「傾向改變現狀的程度」，橫軸均為「自由派-保守派的立場」。縱軸、橫軸的中間值均為5，縱軸的3.5～5代表「不傾向於改變現狀」，5～6.5則為「傾向於改變現狀」；橫軸的3.5～5代表「傾向於自由派」，5～6.5則為「傾向於保守派」。如圖所示，這份2017年的輿論調查不僅測出了全體受訪者的平均自我定位，也測出了受訪者對日本政壇各大政黨政治立場的認識。
對於50歲及以上年齡的「中高年選民」來說，他們的認識與學界主流的思路並無很大差別：最保守的是自民黨，其次是公明黨，然後是日本維新之會，無黨派層與民進黨位於中間，日共是自由派。
然而，我們還可以發現：除了公明黨以外，自民黨、日本維新之會、民進黨、日共都幾乎在一條傾斜的直線上。這意味著，在中高年選民的觀念之中，「改變現狀-維持現狀」與「自由派-保守派」的坐標軸是合二為一的，這與1995年的全國輿論調查結果吻合。只不過，與22年前恰好相反，如今的中高年選民將「保守派」與「改變現狀」連結在一起，將「自由派」與「維持現狀」連結在一起。20年前，他們認為自民黨是最支持「維持現狀」的政黨；如今，自民黨反倒是最支持「改變現狀」的政黨。學者認為，這種對稱性的交換位置，是因自民黨政府的立場漂移——或者說，第二次安倍內閣的新經濟政策、新外交安保政策而起的。
正如22年前一樣，2017年的中高年選民也並未將自己定位到「政黨對立」的一次元坐標軸上。全體中高年選民認為自己「改變現狀」的意願比現存任何政黨都要強烈，且他們略微傾向保守派。平均的中高年選民，離任何一個政黨都拉開了一定距離。
與此同時，50歲以下的「年輕選民」，則展示出了超越二元化的政治思維。在他們看來，最保守的政黨是公明黨，其次是自民黨、日共，以上三黨都在「保守派」一側；無黨派層與民進黨在相當中間的位置，而日本維新之會則被年輕選民安置到了「自由派」的位置。與此同時，日本維新之會也被視為最支持「改變現狀」的政黨，自民黨則緊隨其後。至於無黨派層、民進黨、公明黨、日共，則被掃到了「維持現狀派」的那邊。事實上，日共更是被視作最不支持改革、最支持維持現狀的政黨。
全體中高年選民所理解的「保守派-自由派」，其寬度大於他們理解的「維持現狀-改變現狀」；全體年輕選民則正好相反，他們所理解的「保守派-自由派」，其寬度小於他們理解的「維持現狀-改變現狀」。這點凸顯出了一個微妙的現實：比起「保守派-自由派」的坐標軸，對於年輕選民而言，「維持現狀-改變現狀」的坐標軸更為強力。
此外，他們並沒有像中高年選民一樣，將「維持現狀-改變現狀」與「保守派-自由派」的坐標軸合二為一。對於年輕選民來說，這是兩條不同的坐標軸，共同構成他們理解的政治坐標系，各黨就散落在這個坐標繫上面。自民黨是「保守派、改變現狀」，日本維新之會是「自由派、改變現狀」，公明黨與日共是「保守派、維持現狀」，民進黨是「中間派、維持現狀」。與此同時，年輕選民將自己的坐標安置在各黨坐標的正中間，離他們的定位最接近的，正是自民黨。不僅如此，自民黨與日本維新之會甚至較他們更支持「改變現狀」。這一點或許可以解釋，年輕人對自民黨的高投票率。
最後，此圖還揭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中高年選民與年輕選民，其實都傾向於將「改變現狀」與自由派聯繫在一起，將「維持現狀」與保守派聯繫在一起。或許，這是因為中高年選民分開了政治知識的「應然」與「實然」，依舊承認「保守派-自由派」的意識形態坐標軸；而年輕選民使用的只有「維持現狀-變革現狀」這條坐標軸，並將其依照一定的角度投射成「保守派-自由派」罷了。換言之，對於年輕選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某黨或某個政治人物的政治立場如何、是保守派還是進步派，而是某黨/某個政治人物能否展現出大刀寬斧地變革現狀的氣魄與能力。因此，假如自民黨政府有這樣的姿態，他們也會堅決支持自民黨政府；假如進步自由派政黨沒能表現出這樣的氣魄與能力，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譴責其為保守派、守舊派政黨。
那麼，年輕選民是如何將兩套坐標軸構成的坐標系，使用到實際的政治空間之中的呢？如圖：
解說：此圖的星號意味著「在統計學上有意義」，兩個星號意味著關聯性很強。左側的「保守·リベラル」（保守派-自由派）之下，數字為正值，則是「自認的立場越保守派，越喜愛此黨/此政治人物」，為負數則為「自認的立場越自由派，越喜愛此黨/此政治人物」。與此同時，右側的「改革志向」（維持現狀-改變現狀）之下，數字為正值，則是「自認的立場越支持『改變現狀』，越喜愛此黨/此政治人物」，數字為負值則相反。
顯然，我們可以發現，越是支持變革現狀的年輕選民，就越傾向於支持自民黨、日本維新之會、麻生太郎、安倍晉三、石破茂、岸田文雄、小池百合子、橋下徹、松井一郎、山口那津男，左翼政黨與左翼政治家一個也未能上榜。更為諷刺的是，對於時任民進黨黨魁、被政治學界視作自由派政治家的蓮舫，人們對她的好感度與兩個坐標軸都無關。蓮舫別說支持改革現狀的人，連自由派沒能爭取到。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視點，論證此前的結論。日本的年輕選民，會如何將不同的政策，與實際的兩條政治坐標軸聯繫到一起呢？答案如下：
如圖所示，年輕選民比起「保守派-自由派」的坐標軸，顯然對「維持現狀-變革現狀」的坐標軸更為敏感，這點與中高年選民完全相反。另一方面，年輕選民也只是將幾個支離破碎的政策課題，充作「維持現狀-變革現狀」坐標軸的政策基礎——僅憑這幾個單薄的政策，我們根本無法描繪出年輕選民心中的政治圖景。這意味著，年輕選民雖然偏愛「維持現狀-變革現狀」的政治坐標軸，卻無法將足夠的政策實體、政治實體，與之聯繫到一起。結果，與其說「維持現狀-變革現狀」在年輕選民心目中，是兩種政治主義、主張在對撞，不如說它只是一種模糊的、缺乏現實政治事物的觀念論。
或許，當去政治化的日本年輕選民試圖理解政治時，他們也只能得到「去政治化的政治坐標軸」。
尾聲：年輕選民的『渴望改變』
『意識形態與日本政治』的寫作時間是2019年，如今已是五年以後。當時遠藤所參考、建基的各種政治現實，如今已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例如，雖然年輕選民依然拒絕投票給左翼政黨，但他們也開始逐漸捨棄自民黨，不再集中地給自民黨灌票。
從此書之中，我們可以勾勒出這樣的一種日本年輕人形象：長期以來忌諱參與政治的市民社會氛圍，再加上近年來令人失望的政治現實，使他們對政治失望，也不想關心政治、談論政治，主動地將自己隔絕在政治之外。日積月久之下，年輕選民被凍結在政治冷感的堅冰之中，缺乏對政治現實的知識與判斷力。然而，壓抑的社會現實，卻使他們的心靈里涌動著「呼喚變革」的呼聲，這種模糊籠統的改變慾望，促使年輕選民願意投票給每一個宣布自己要改變一切的政黨——我們不應忘記，在2017年大選的選戰之中，安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才是高呼「革命」次數最多的政黨，日共都甘拜下風。
2017年大選後的安倍晉三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中，左翼陣營早已失去了過去可以倚靠的「保守-革新」政治坐標軸，「保守派-自由派」的坐標軸也遭到政治冷感的侵蝕。由於社會上根本沒有一個「左翼陣營」——在與右翼陣營的對壘過程之中，不斷傳承與再生產左翼觀念的左翼陣營——可以作為基礎，日本的左翼在野黨無法像其他歐美髮達國家的左翼政黨一樣，較為自動地得到「進步派青年」支持。儘管越來越多的青年認同歐美國家的一些正道議程，但他們不會主動因此成為左翼在野黨的支持者。相反，只有年輕時就是左翼的人，老去以後繼續支持左翼在野黨。
當然，日本的左翼政黨不是沒有「變革社會」的主張。但政治現實就是，由於第二次安倍內閣（2012～2020年）的巨大成功為日本右翼陣營所創造出的主動權，「變革社會」的議程被牢牢掌握在右翼政黨手中。過去十年以來，在憲法、福利等課題上，左翼政黨一直在攻防戰中處於守勢，試圖捍衛曾經得到的左翼政治內容，根本談不上實現什麼新鮮的政治議程。右翼政府是推進改革的一方，他們是反對改革的「守舊派抵抗勢力」。在過去十年吸收了更多新鮮血液的右翼陣營，開始靈活熟練地使用各種年輕選民熟稔的資訊途徑，向年輕選民輸出簡單明快的右翼改革理念。與此同時左翼政黨的宣傳思路還停留在十年前，無法傳達出自己的改革主張，結果左翼在野黨更加被視作「提不出改革」的守舊派主張，在網路上被右翼壓倒。
因此，年輕人「渴望改革」的旋律，只能從右翼政黨一方得到共鳴，左翼在野黨則曲高和寡。若說起日本年輕人是「右轉」、「保守化」，他們大概也會付之一哂，只因左右本來就不是他們會關心的事情。我們也無須為之哀嘆——毋寧說，左翼學者不斷哀嘆年輕選民背離左翼的言語方式，也是年輕選民右轉的原因之一。曾有人比喻道，只有右翼、沒有左翼，如同缺失了左眼的視野。或許，真正的問題不是「年輕人為何右轉」，而是「非政治化的右眼緣何能存在」？這個問題，正迫切地等待著左翼陣營的回答。而他們的時間，興許已經不多了。
參考文獻：
『イデオロギーと日本政治——世代で異なる「保守」と「革新」』（遠藤晶久/ウィリー·ジョウ）
『なぜリベラルは敗れ続けるのか』（岡田憲治）
『安倍官邸の正體』（田崎史郎）
『若者の「社會運動嫌い」？——社會運動に対する忌避感とその原因』（富永京子）
日本年輕人里有多少進步人士？439 贊同 · 25 評論 回答
為什麼熱愛和平的日本平民會選出參拜靖國神社的安倍晉三？1887 贊同 · 101 評論 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