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kai Teio：
目录
①日本年轻人实际上在左转，只不过左翼年轻人找不到可以投票的政党；
②年轻人是有极右化的倾向，但极右选民的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并不差，也相当满意现存政治结构；
③年轻选民普遍不理解意识形态（如「左-右」、「革新-保守」）的含义，政治参与率低下。
以上三点，是我们可以在远藤景久的著作『意识形态与日本政治——因世代而异的「保守」与「革新」』（2019年）总结得出的。
本文是对以下两篇回答的补充。即：
日本年轻人里有多少进步人士？439 赞同 · 25 评论 回答
以及：
为什么热爱和平的日本平民会选出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晋三？1887 赞同 · 101 评论 回答
下面，笔者将简略地介绍远藤晶久的发现。
一、「年轻人的保守化」？
不可否认的是，2010年代期间，18～29岁的日本选民虽然投票率偏低，但他们投给自民党的比例抛离了其他政党。与此同时，各年龄层之中，总是老年选民投给左翼在野党（民进党、立宪民主党）的比例偏高，在此方面明显超越了年轻选民。
那么，年轻选民是否真的保守化了呢？话不多说，现在就摆出World Values Survey（WVS）的第三次（1995～1998年）、第五次（2005～2009年）、第六次（2010～2014年）调查数据。
WVS在询问选民意识形态时，一般使用的是「左-右」坐标轴，在日本则是「左（革新）-右（保守）」，不过都以1为最左，10为最右。考虑到日本社会的老龄化，我们以18～39岁的选民为「年轻选民」，39岁以上的选民为「老年选民」。
我们可以发现，1995～2014年的20年间，日本的年轻人并没有保守化。1990年代，自认右翼的年轻人为10.3％，这个数字在2010年代也只是10.8％。与此同时，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年轻选民的右翼比例也并未畸高。比起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年轻选民的右翼比例确实偏高，但是与新西兰、瑞典、美国相比，日本年轻选民的右翼比例就完全不够看了。如图：
右翼比例的推移。「代」即岁。由左向右，国家依次为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瑞典、美国、日本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真正独一无二的特征，反而是老年选民中的右翼比例下降了。如果与亚洲的其他地区相比的话，日本年轻人中自认右翼的比例，也与HK、韩国两地的比例并无区别。
那么，年轻选民中自认左翼的比例呢？
年轻选民左转的潮流，也波及了日本。1990年代到2010年代，日本年轻世代中自认右翼比例上升了0.5％，自认左翼的比例却从10.3％来到了17％，上升了6.3％。的确，在2010年代，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年轻选民中自认左翼的比例偏低。然而，普遍被认为政治极化严重的美国，自认左翼的年轻人比例居然低于日本。如图：
左翼比例的推移。「代」即岁。由左向右，国家依次为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瑞典、美国、日本
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日本确实有所落伍——在韩国、台湾，年轻选民自认左翼的比例，要比日本高出很多。这一点也佐证了一个结论：日本年轻人也有所左转，但其幅度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如图：
左翼比例的推移
既然如此，为何左转的日本年轻世代，却大比率地投给自民党呢？
WVS向受访者询问了「假如明天进行选举，你会投给哪个政党」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利用它在2010～2014年的数据，结合上述选民自认的左右倾向，将选民划分为四个群体，即「左派」（1～3）、「温和左派」（4～5）、「温和右派」（5～6）、「右派」（8～10），并将四个意识形态群体的选民，与他们投票的政党形成比较。
如果我们仅局限于「年轻选民」（即40岁以下的选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数据：
左上为美国，右上为澳大利亚。右上三政党依顺时针顺序，为保守党-国家党联盟、工党、绿党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年轻选民之中，其自认的左右意识形态，都与其投票的政党存在相当明显的对应关系：在美国，自认左翼而投票给共和党的年轻选民不足10％；在澳大利亚，若将绿党与工党的得票比例相加，被称为左翼的两党也得到了83％左翼年轻选民的支持，只有14％的左翼年轻选民投给了保守党-国家党联盟。
到了日本，两党的政治立场是「中间派～中间偏左」的民主党，与中右派的自民党。然而，日本却出现了与美国、澳大利亚相反的情况，大量自认「左派」、「温和左派」的年轻选民投给了自民党，自民党甚至在「温和左派」中也略胜一筹。
要解答这个问题，或许只需检视「无支持政党」的比例。上述的四张图，都是排除了「没有支持的政党」与「我不会投票」的数据以后，绘制而出的数值图。那么，假设我们将「没有支持的政党」与「我不会投票」合为「无支持政党」的组别，它们又将占到年轻选民的百分之几呢？
在美国的左派年轻选民之中，「无支持政党」的人群仅占14％，右派年轻选民也只有10％。然而在日本，这个数据是完全不对称的：只有17.5％右派年轻选民找不到自己支持的政党，却有42.7％自认「温和左派」的年轻选民、50％自认「左派」的年轻选民没有可以支持的政党。如此数据昭示了一个事实：日本或许确实有大量的左翼年轻人，但他们放弃参与到实际的选举政治之中。
然而，即便不谈选举，安倍晋三内阁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也还是很高。比如『读卖新闻』在2018年8月的报道，就指出年轻世代的内阁支持率一向很高。那么，这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可以运用「时事通信社」从2013年1月到2017年10月的民调数据一探究竟。此处，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年轻选民（18～29岁）的内阁支持率。
如图：
显然，年轻选民的内阁支持率并非总是高涨。倒不如说比起总体受访者的内阁支持率，年轻选民的内阁支持率其实偏低。总的来看，年轻选民的支持率高于全体选民的时间段并不多。2015年夏天，安倍内阁因『安保法案』的争议，而触发大规模青年抗议时，年轻选民的内阁支持率也比较低迷。
不过，从内阁不支持率的角度来看，年轻选民的不支持率也总是低于全体选民的不支持率。要问支持率、不支持率双重低迷的话，大概就是答案就是：年轻选民之中，回答「我不知道」的比率更高。其他年龄段的选民会在回答舆论调查的问题时，选择「我支持安倍内阁」或「不支持安倍内阁」，但年轻选民未必愿意做出这个一分为二的选择。
远藤晶久认为，之所以其他舆论调查会得出「年轻选民的内阁支持率，长期领先中高年选民」的结论，是因为不同的舆论调查的方法不同。有些舆论调查收到「我不知道」的回答时，会再次询问受访者「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此时年轻选民才会给出「我支持内阁」的答案。显然，这样「强行二分」以后多出来的内阁支持率，是否能用来直接得出「年轻人保守化」的结论，是极其可疑的。或许，这样的现象只不过更能佐证「日本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著名定论。
与此同时，远藤也得到了与境家史郎（2020年）相类似的结论。2017年春季～夏季，因森友学园、加计学园丑闻，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暴跌了20％左右。不过，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是微有下降、不支持率也只是微有抬头，二者并未出现死亡交叉点。结果，这一时期年轻选民的内阁支持率，比全体选民的民调高出了10％。远藤晶久也认为，这是因为年轻选民没有那么关心政治丑闻。
另一方面，日本的年轻选民也不是没有无可比拟的特色：他们的「无党派层」比例，较其他年龄段高10％左右。与此同时，他们对左翼在野党的支持率相当低下。在老年选民之中，第一大在野党的支持率总是可以抵达10％，然而这个数值在年轻选民之中，是不到2％。如图所示：
换句话说，对于年轻选民而言，他们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是支持自民党；另外一个，是作为无党派层，不支持任何政党。而在野党，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纳入年轻选民的抉择之中。
尽管年轻选民对自民党的支持率低于全体选民的支持比例，但他们在投票时，也只有自民党一个选择。要么是支持自民党，要么是不关心政治、不信任任何政党。换言之，绝大部分的年轻选民在选举进行时，要么弃权，要么投给自民党。或许，这个机制就可以很好的解释我们的问题：为何比起中高年选民，年轻选民投给自民党的比例更高。
另一方面，这种在野党支持率畸低的现象，大概也不难找到根源。2009～2012年间，民主党政府的灾难性执政表现，沉重地打击了左翼选民对「左翼政治势力」的信任。民主党下台以后，该党内外一系列的内斗、分裂、合并、再分裂，也给年轻的日本左翼选民带来了一种持续挫败、一直败退的感觉，从而使他们放弃了左翼政治的可能性。
在这一点上，左翼学者岡田憲治的一段经历，或许可以更深度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他曾经在2016年受友人所托，向其他朋友发去邮件，请求他们成为民进党（当时的左翼在野党）的成员。不过，相当多的朋友都断然拒绝了他。有人这么说：
「我也觉得执政党太强大了，会破坏民主，不能容许现在这个政府的胡作非为。然而，我不能成为民进党的支持者。因为民进党口上说：『我们会干的，会干的』，但民主党政府那时，不也是最后搞砸了吗？正因为我希望他们可以真的改变政治，才会有一种『果然还是被背叛了』的感觉。我不能对自己的心情说谎。」
正如远藤晶久所说，毋宁说日本的年轻选民是将自己放在了意识形态坐标轴的正中心，对政治表露出一副不关心、不在意的态度。但由于他们对左侧的选择完全失去了信任，故而在不了解实情的外人看来，日本的年轻世代就是「保守化」了。
尽管如此，在日本的年轻选民之间，投票给极右政党的人并不少。促使他们投票给极右派候选人的动机，又是在何处悄悄产生的呢？
二、「支持极右派」的政治构造
在了解日本的青年极右派选民之前，我们不妨了解两个前提知识。
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的政治词汇有着自己的特色。日本的媒体与学者在描述不同势力的政治立场，如果是国外，则会使用「左-右」的坐标轴；如果是国内，则会使用「保守-革新
/自由派」的坐标轴。在国内而被明确指称「左翼/右翼」的势力，大多意味着他们的立场为极左/极右。
值得一提的是，实证分析证明：日本选民支持何种经济政策、收入水平如何、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支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是否支持天皇制、是否支持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是否支持核武器、对北方领土感受如何，都对他们自认保守还是革新，没有关联性可言。真正影响选民在「保守-革新」坐标轴上自我定位的，始终是外交安保政策。
这一点已经得到众多研究所证明：2003年的调查认为，最影响日本选民意识形态的三个因素是「国防政策、民族自尊心与外交政策」（kato and laver，2003）；也有外国学者论及，「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确认：日本政党之间，最为关键的对立，比起说是经济政策，不如说是沿着外交政策的次元而成立的。」（Proskh et al，2011）。
与此同时，远藤晶久也幽默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日本的选举政治之中，不太可能发生欧美国家之「传统左翼选民发生右转」的现象。这是因为，一直以来，日本传统左翼选民所珍视的课题不是福利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和平主义的外交安保政策。正因极右派政党绝无可能转向鸽派、反战的政治主张，传统左翼选民也绝无可能转向极右派政党。
实际上，明确打出极右旗帜的势力，在日本选举政治中的表现可谓平平无奇。不管是过去的「次世代之党」，还是今天的「参政党」、「保守党」，累计得票比例都不会超过总数的6％。换言之，它们大都是政界的边缘小党，无法打入政坛的主流。
日本保守党
然而，2014年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之中，知名的极右翼政治人物田母神俊雄
，却一举夺得12％的得票。考虑到东京的选民结构，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整个日本的选民构造缩影，故而投票给田母神的选民，对本节的课题而言，极具分析意义。
传统来说，欧美政治学对极右派支持者的特征，有如此几个结论。在社会上，他们年龄不高、没有宗教、教育程度较低、经济水平低下、失业可能性大；在思想上，他们拒绝多元主义与文化平等的原则，歧视少数群体，拥护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抗拒当地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共识。比如Knigge（1998年）的措辞，就是「公然地，或巧妙地为种族主义、极端爱国主义的主张做辩护……支持强大的国家。」因此，极右派支持者一般不满本国政治的现状。不同的研究已经证明：被排除在主流政治系统之外的选民，特别容易受极右政党吸引。
具体到日本而言，传统政治学的分析观点则是认为日本的极右政治主张，倾向于否定普世的政治价值，强调本国独有的精神性价值（Eisenstadt，1996）。即如Rozman（2012年）总结的一样：
（极右派）主张日本文明是特别的，要求强制实行道德教育。随着（社会为了）应对人口减少问题，进一步吸收外国人劳动者的呼声高涨起来，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恐惧也弥漫开来。……拥护国家文化特质的人们，不断哀叹大众失去了文化自信力。
在这里，日本极右派支持者的精神特质与欧美极右派支持者相差不大。然而，日本极右派的社会性质似乎与欧美的极右派大相径庭。我们以石原慎太郎
为例，他曾长期出任东京都知事。根据松谷満（2006）的研究，石原的支持者并不是年轻人，也并不贫穷。他们之所以支持石原，是因为石原的国家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排外主义主张使他们感到共鸣。考虑到石原长期处在日本主流政坛的中心地位，石原本人的形象也不是反建制派人物，故而石原的支持者也谈不上是「疏离于主流政坛」。
故而，我们对田母神俊雄得票的考察，也就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来进行。田母神1948年生于福岛，毕业后进入自卫队，一路升迁到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然而，2008年当时，田母神却以航自幕僚长的身份，公然发表了名为『日本是侵略国家吗？』的论文，否定二战日本的侵略行为，为二战日本的领导人辩护。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日本政府不得不撤换掉田母神俊雄。此后田母神就一直作为极右派政治人物活动，频繁地在各种保守派电视节目登场，出版各种关于军事问题与日本历史的极右翼书籍。由此，他成为了日本极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偶像。
田母神参选的2014年东京都知事选举，发生在石原慎太郎辞职后两年。这场混战的候选人大都得到了主流政治势力的支持，得到自民党支持的舛添要一、得到左翼阵营支持的宇都宫健儿、得到小泉纯一郎应援的细川护熙，但田母神所拥有的只是极右派小党「维新新党·新风」。除此以外，就是石原慎太郎以个人名义，对田母神俊雄的支持。
选举期间，田母神并没有避讳自己的极右派信念。实际上，他依然在街头演讲之中，喋喋不休地宣扬各种谬论，如慰安妇与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以及宣布自己一定会在当选后参选靖国神社。
选举当天（2014年12月16日），一如各大媒体所预测，舛添要一得到了43.4％的选票，顺利当选东京都知事。宇都宫分得了20.2％的选票，细川则是19.6％选票的持有者。然而，田母神的得票数远超媒体估计的数目，达到了全体选票的12.6％，即60万票以上。在20多岁的选民之中，投给田母神的人多达24％，仅次于投给舛添的36％。换言之，田母神在年轻人之中相当受欢迎。
选举结果
毫无疑问，田母神的支持者，比其他三个候选人的支持者更为右倾。假如以0为革新，以10为保守，以「9～10」为极右派，那么在全体选民之中，大抵有10％的人自认极右派。不过，这个数字在田母神的选民之中，是22.5％。投给细川的选民，平均地将自己定位于4.4，而宇都宫与舛添的支持者则为4.3、5.8，三个数据都符合一般政治评论家的预想。与此同时，支持田母神的选民，平均地将自己定位为6.6，由此可见其激进右翼群体的性质。
从人口统计学而言，我们可以指出三个事实。第一，田母神支持者的平均年龄为42.6岁，比其他三个候选人的支持者要低5岁以上。值得一提的是，田母神参与选举时已经65岁，故而他不可能只因年龄而获得年轻世代的共鸣。第二，投给田母神的选民之中，63％是男性。而从网络调查来看，全体受访者的男女比例应为55％：45％。
最重要的是，投给田母神俊雄的选民更不贫穷，也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田母神支持者中的75％都是有工作的，比其他三位候选人的支持者高4％。全体受访者之中，年收入低于400万日元的占24.2％，田母神支持者的这个数据是22.5％。与此相对地，相对左倾的宇都宫候选人、细川候选人的支持者，其二者的数据都达到了28.7％、25.2％。比起其他三组选民，支持田母神的选民并没有什么家计压力，也不是社会地位偏低、经济情况更糟糕，其职业分布也没有什么特点。与其说失业的穷人投给了极右派候选人，毋宁说事实正好相反。
支持田母神的选民，也不是教育水平偏低。事实上，有12％的田母神支持者拥有研究生学历——这个研究生的比例，是四组选民之中最高的。
那么在政治态度上，田母神俊雄的支持者面貌又是如何呢？是否如同欧美的极右派选民一样，他们疏离于主流政治系统，为表抗议，而将选票投给极右派候选人呢？为此，研究者向四组选民发出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满意现存的政党、国会、国家政治与东京都政府。其具体数据如下：
考虑到舛添得到了自民党的大力支持，舛添派选民的高满意度并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田母神支持者的政治满意度相当高：绝大部分的他们不但满意现行的国家政治、东京都政治，也相信国会、政党可以反映日本人民的意见。与此相对地，投给宇都宫健儿、细川护熙的左翼选民，才是那群不满日本现行政治，感到疏离在外的人。在这一点上，极右派选民反而与主流右派政党的选民站在一起，对日本现行政治抱有较高的满意度。
那么，日本的极右派支持者们，是否同时也是民粹主义者呢？调查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投给田母神的选民之中，认同「决定最重要政策的，不应该是政治家，而应该是人们」这句话的，只有43.8％。此处的43.8％，是四组选民中最低的数值；这个数据在全体受访者而言，是50.8％。田母神支持者的其他特质，也很难称得上认同民粹主义：支持「一般而言，政治家没有庶民的感觉」的人（62.5％），比全体受访者（73.5％）低11％；认同「政治是善与恶的斗争」的人，与全体受访者的比例相差无几。如下图所示：
换言之，投给田母神的极右派选民既不认为自己是反建制派，也不是民粹主义者。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网络民意调查之中，发现一些意料之中的细节。比如，在对很多议题的态度上，舛添派选民与田母神派选民是一组的，而细川派选民、宇都宫派选民是另一组的。投给舛添、田母神的选民都赞成如期召开东京奥运会，拥护核电站政策，而投给细川、宇都宫的选民则恰好相反。双方的这种对立，是围绕着传统左右议题展开的。
那么，田母神派选民有没有独立于舛添派选民的特色呢？答案是正面的。田母神的支持者们，显著性地更支持权威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较其他三组选民，田母神派选民的赞同率更高的问题，有「必须经常对有权威的人报以敬意」（49.7％）、「对传统与习俗产生疑问的人，终究会造成问题」（36.6％）。这种威权主义的心理模式，就与主流保守派选民（投给舛添的人）相当不同。
与此同时，我们也毫不意外地发现，田母神派选民更赞成爱国主义教育。比如，「必须纠正战后以来的教育，教导孩子们更多关于爱国心、国民义务的事情」（田母神派赞成率87.6％，全体受访者赞成率为57.6％）、「在教育中导入国歌国旗是理所当然的」（田母神派赞成率94.5％，全体受访者赞成率为71.8％）。问及受访者「对于成为日本人，什么条件才是最重要的」时候（条件如：尊重日本的法律政治制度、人生大半时间都住在日本），三分之二的田母神派选民选择了「祖先是日本人」，而全体受访者对这个选项的选择率不足五成。
如图：
如果说，欧美排外主义的成因是外国移民夺走了本国工人的工作，那么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成立。到今天为止，外国人占日本人口的比例依然只有2.4％左右，远少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此外，假如是因为「被抢走底层工作」而憎恨外国人的话，东南亚人应该遭受中国人、韩国人同等的憎恶。然而，事实却是日本社会对中国人、韩国人的恶感度远超东南亚人。日本市民最敌视的，不是与自己各方面差别最大的外国人，也不是从事底层工作的外国人，而是中国人、韩国人。如下图所示：
倒不如说，田母神派选民的特色，就在于他们的憎恶比较公平。当问及「你是否愿意这个地区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居住在您的住所附近」时，田母神派选民不仅反对中韩移民入驻，也强烈反对其他国家的移民入驻。在是否接受南美移民入住的文通上，他们与其他全体受访者的差距最大。
最后，远藤晶久通过回归分析的手法，来辨析何种要素可能与极右派选民产生相关。结果如下：
诸如上述，选民的经济情况、就业情况、教育情况，以及他们是否感到疏离于主流政治、是否有民粹主义意识，都与他们是否成为极右派选民无关。至于是否满意东京都政治的因素，这个因素对年少的选民影响不大，但对年老的选民有明显影响。除此以外，如果控制其他变数的话，权威主义的意识其实也并不与极右派选民产生有意义的相关性。
真正对极右派选民产生影响的，还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排外主义的御三家。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控制御三家意识形态的变数，老年选民在投给田母神时，并不会考虑到自己的「保守-革新」定位。然而，一向被认为不在意、不了解「保守-革新」坐标轴的年轻选民，却会因自己「保守」程度如何，而决定要不要投给田母神。「保守-革新」坐标轴再次渗入年轻选民的日常政治空间之中，不得不说是相当罕见的政治现象。
正如远藤晶久所说，总而言之，一个典型的日本极右派选民脸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年轻男性，没有就业、经济方面的太大困扰，教育程度也不低。与此同时，他也并不感到自己疏离于主流政治。他之所以支持极右派候选人，是因为自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意识形态。他之所以排外，不是因为外国人争夺他的工作机会，或者难以融入日本社会，而是因为外国人的母国，在外交领域、领土问题与日本产生了较大的矛盾。
与欧美不同，日本的极右派选民并不穷，也不弱势，智识也不弱于人。相比于日本传统右派阵营支持者的多样性，年轻极右派支持者的形象似乎却比较单一：一个跻身于中产社会的男性。
三、意识形态坐标轴的解体与重塑——当代日本青年选民的政治认知
日本现代政治形成之始，社会上只有一套意识形态坐标轴，即「保守-革新」，分别代指自民党一方（保守政党），与社会党、日共（革新政党）一方。随着1990年代社会党的衰亡、民主党的崛起，革新阵营完全崩溃，于是「保守派-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坐标轴日益崛起。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国内政治使用频次最低的「左-右」坐标轴。
日本的学界、媒体、政界，一般相信全体选民都能理解这三个政治坐标轴，并且社会全体成员的理解都是一致的：保守＝右翼，革新/自由派＝左翼。遗憾的是，发生的事实与之背道而驰。随着冷战结束、主张意识形态对抗的政治形式退出历史舞台，年轻选民越来越难理解三个政治坐标轴的含义。即使他们对其有所理解，日本年轻选民的这种理解也与经历过冷战时代的老年选民所大相径庭。
过去的「保守-革新」坐标轴，已经不复具备跨越世代的共识。2012年大选前的网络调查表明，50岁以下的选民普遍认为：主张社会主义的日共是中间派政党，当时转向极端保守主义的自民党只是温和保守派政党，而主张新自由主义改革、右翼国防政策的「日本维新之会」是革新政党。如图：
这种认识的乖离，在高学历的年轻选民之间也存在。2012年12月，远藤晶久在早稻田大学
募集了50名学生，要求他们在电脑上进行舆论调查。七年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当时的震惊：
于是，我们把学生们关在空教室里，在电脑上播放视频。首先问及学生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时，他们的鼠标光标在屏幕上游移，踌躇着不知该如何回答。其次，学生被问及自民党的意识形态位置时，他们的光标同样徘徊不定。此外，他们对民主党、公明党、日共的回答也同样踌躇不定。但是，当画面切换到询问「日本维新之会」政治立场的问题时，他们立刻点击了选项。那就是「革新（政党）」。
最初看到这些回答的时候，说实话，我很失望「明明是早稻田的学生，却认为维新之会是『革新（政党）』吗……」。但是，下一个学生、再下一个学生的回答都是一样的。结果，将维新之会定位为保守政党的，只有3、4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他调查的数据又是如何呢？之后，2012年众议院选举时实施的网络调查的数据传了过来……不仅是大学生，居然连40多岁的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这就更加令人震惊了。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日本年轻选民已经不再具备对「保守-革新」意识形态坐标轴的理解力。
长期以来，自民党被视作最保守的政党、日共被视作最革新的政党。因而，「以10为数值，在保守-革新的坐标上，自民党与日共的政治立场相差多远」，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可以测算出选民对「保守-革新」坐标轴的理解。在1983年，全体选民对「自民党、日共距离」的平均数值是6.74，30年间这个数字不断减小，到2010年只剩下2.65。2010年的Waseda-CASI调查表明，越是年老的选民，越能清晰地认识到自民党与日共的政治距离；调查的年份越是往后，不同年龄段选民，对「自民党、日共政治距离」的认识差距就越大。
「一代不如一代」的谶言，很好地体现了日本选民对「保守-革新」坐标轴理解能力的现状。还是以选民认识的「自民党-日共政治距离」，1974～1983年出生的世代，在他们20～29岁的时候（2004年）的距离平均值，与1954～1963年出生的世代，在其20多岁的距离平均值（1983年）相比，前者比后者要低很多。与此同时，不同的年龄段之间也有着明确的分水岭，那就是196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群，是在冷战结束前「社会化」（对政治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或许因此，他们较196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几代人，会更能分辨出自民党、日共的政治距离。
远藤晶久透过绵密的舆论分析，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两党政治距离不断缩小」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出在日共上面。1980年代～2010年代之间，选民的年龄大小，对他们能否判定出日共是「最革新的政党」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与此相对地，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则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一个小数据看出，发生变化的一方是日共：如果以1983年为起点，2010年为终点，且-5为最革新，5为最保守的话，最老的一代人（1914～1923年生）在1983年所认定的两党数值，与最年轻的一代人（1971～1983年）在2010年所认定的两党数值，就是两党的「历史漂移」。1983～2010年间，自民党从3.5来到了1.5，而日共从-3.9来到了0.5。事实上，2010年当时，最年轻的一代甚至认为日共是保守政党。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世代性的倒错，或许是因为「革新阵营」在过去四十年间，快速、猛烈的衰退。不管是左翼的『朝日新闻』，还是右翼的『读卖新闻』，在标题中出现「革新」的次数，都在1965～1985年迎来高潮以后，逐渐走向衰退。1995年以后，新闻标题中的「革新」二字几乎完全消失。如图所示：
革新阵营的衰退，不仅损害了选民对日共的判断能力，也带来了意识形态政治时代的终结。20世纪的多次调查，都证明日本选民会以意识形态来工具，决定自己投票给谁（三宅 1988），但走入2000年代以后，这种意识形态投票不断衰退。换言之，日本选民自认自己是保守还是革新，与他们投给哪个政党的关联性，正在日益消退。1983～2010年间，选民「自认保守」与「投给自民党」间的关系系数不断减小，但依然是「有所关联」；与此相对，到2010年，选民「自认革新」已经与他们是否投给日共，不再具有统计学上的相关性。远藤晶久总结说，随着时间进展，除了高学历选民投给自民党的选择以外，选民自认保守还是革新的意识形态定位，已经渐渐不再与投票选择有关。
那么，日本选民能够根据自己「意识形态定位」，与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的远近，判定自己投给哪个政党吗？答案是否定的：
以「意识形态定位的远近」来判断投给哪个政党的逻辑，只在老年选民身上存在。1959年以后出生的几代人，不会再根据意识形态定位的远近，来决定自己投给哪个政党。2010年以后，就连在「保革对峙」最为激烈的年代长大成人的那一代老年选民，也不再进行这种意识形态投票了。随着高龄选民逐渐离开历史舞台，「保守-革新」所规定的投票逻辑，已经渐渐地淡去了自己的身影。
如果「保守-革新」这道坐标轴失效的话，「保守派-自由派」、「左-右」能否取而代之呢？遗憾的是，答案依然是否定的。比起其他两组坐标轴，「保守-革新」依然是最多选民所喜爱的政治坐标轴，尽管人们对它的理解已经支离破碎、不复完整——比如，年轻选民会把原本指代左翼的「革新派」理解成「改革派」，结果支持激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党也变成了最激进的「革新派」。与此同时，「保守派-自由派」也有着自己的问题：第一，「自由派」与「革新」一样，有着被年轻选民单纯地理解成「改革派」的倾向。第二，假如一个政党又支持社会多元主义，又支持强化国防（日本传统的反自由派议题），那么它是什么派呢？正如下图所示，面对「日本维新の会」、「みんなの党」与日共，年轻选民明显陷入混乱之中：
所幸，日本选民不分年长、年幼，都对不同政党的「左-右」立场有着一定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也是符合学界、媒体界认识的，比如自民党最右、民主党中间偏左、日共最左、维新之会是右翼政党。遗憾的是，这种精准的判断力表现，或许是因为我们在分析数据时，排除了那群回答「我不知道」的年轻人。问及年轻选民三个坐标轴时，针对「左-右」坐标轴，回答「我不知道」的人多达45.6％，远远超过了其他两个坐标轴的比例（「保守-革新」为24.6％，「保守派-自由派」为27％）。
事实上，与其说日本的年轻世代不关心选举政治，不如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政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年轻选民投票率低下，是全世界共通的现象，但年轻选民在任何政治行动的参与率都不高，是日本独有的现象。日本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本就是忌讳「参与政治」（西澤 2004），尤其是忌讳参与街头行动（平野 2012）。而且，近数十年来，这种非政治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举例而言，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之间，接触过「政治家或官僚」的人，从15％跌落到6％。在1970年代，参与抗议的人也不过8％，三十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1％。
这种去政治化的情况，甚至发展到了一种可笑的程度：经历过上个世纪左翼运动洗礼的那一代人，在数十年后，依然是全社会最积极参与政治的一代人。1970年代，最积极参与政治的人是30多岁的选民；十年后，这个数字是40多岁的选民；二十年后，这个数字是50多岁的选民；到2000年代，这个数字是60多岁的选民（平野 2012）。
根据立命馆大学2019年进行的调查，认同「为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主张而起的抗议运动，是可以得到好评的」的年轻选民（20多岁～40多岁）只有45.5％，远低于老年选民（50多岁的选民为51％，60多岁的选民为67％）。赞成「抗议运动会给全体社会造成麻烦」的年轻选民占比明显高于全体，在20多岁的选民中达到51％、30多岁的选民中达到50％，而60多岁的选民只有32％赞成这个想法。同意「抗议运动的主张是偏激的」这句话的人，在20多岁、30多岁的选民中分别达到61％与56％，明显高于后三个年龄段——40多岁的受访者为52％，50多岁的选民为39％，60多岁的选民为31％。最后，20～30多岁的受访者间，认同「抗议运动是社会无法接受的激进事物」这句话的人，竟达44％——与此相对地，60多岁受访者的赞成率仅仅为16％。除此以外，比起老年受访者，年轻受访者（20～30多岁）也显著地更赞成一些攻击抗议运动的话语，如「参与抗议的人，是基于个人的怨恨与嫉妒」（47.5％）、「参与抗议运动的人是为了满足自己而行动起来的」（64.5％）。
如图所示，三十年间，政治参与率日益恶化：
第一行为「参与投票的比例」，第二行为「参加选举运动的次数」，第三行为「参与支持（政治）系统行动的次数」，第四行为「参与市民行动的次数」
学界一般认为，随着年轻世代长大，他们也会变得更加熟悉政治、更愿意参与政治。但是，这种「加齢効果」的效力正在逐渐衰退。1944～1958年出生的一代人，到他们三十多岁时（1983～1993年），投票率上升了23％；然而，1959～1973年出生的一代人，当他们相同年纪（1994～2003年）时，投票率只上升了5％。与此同时，选民自认「革新」，与他们参与市民运动之间的关联性也逐渐下降。在1950、1960年代长大的选民，经历了革新阵营最为强大的时代，明白「革新」与反体制运动有关；但他们之后出生的几代人，就不再将「革新」与反体制民众运动联系到一起了。
说了那么多，让我们回归正题——当今的日本年轻选民，是如何理解政治的呢？如果「变革现状」、「维持现状」的坐标轴，与「保守-革新（自由派）」的坐标轴发生了混淆，这种混淆的现象，又在年轻选民的脑海中形成了何种的布局呢？
通过2017年7月实施的『读卖新闻』、「早稻田大学」联合舆论调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表格：
两个坐标系的纵轴均为「倾向改变现状的程度」，横轴均为「自由派-保守派的立场」。纵轴、横轴的中间值均为5，纵轴的3.5～5代表「不倾向于改变现状」，5～6.5则为「倾向于改变现状」；横轴的3.5～5代表「倾向于自由派」，5～6.5则为「倾向于保守派」。如图所示，这份2017年的舆论调查不仅测出了全体受访者的平均自我定位，也测出了受访者对日本政坛各大政党政治立场的认识。
对于50岁及以上年龄的「中高年选民」来说，他们的认识与学界主流的思路并无很大差别：最保守的是自民党，其次是公明党，然后是日本维新之会，无党派层与民进党位于中间，日共是自由派。
然而，我们还可以发现：除了公明党以外，自民党、日本维新之会、民进党、日共都几乎在一条倾斜的直线上。这意味着，在中高年选民的观念之中，「改变现状-维持现状」与「自由派-保守派」的坐标轴是合二为一的，这与1995年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吻合。只不过，与22年前恰好相反，如今的中高年选民将「保守派」与「改变现状」连结在一起，将「自由派」与「维持现状」连结在一起。20年前，他们认为自民党是最支持「维持现状」的政党；如今，自民党反倒是最支持「改变现状」的政党。学者认为，这种对称性的交换位置，是因自民党政府的立场漂移——或者说，第二次安倍内阁的新经济政策、新外交安保政策而起的。
正如22年前一样，2017年的中高年选民也并未将自己定位到「政党对立」的一次元坐标轴上。全体中高年选民认为自己「改变现状」的意愿比现存任何政党都要强烈，且他们略微倾向保守派。平均的中高年选民，离任何一个政党都拉开了一定距离。
与此同时，50岁以下的「年轻选民」，则展示出了超越二元化的政治思维。在他们看来，最保守的政党是公明党，其次是自民党、日共，以上三党都在「保守派」一侧；无党派层与民进党在相当中间的位置，而日本维新之会则被年轻选民安置到了「自由派」的位置。与此同时，日本维新之会也被视为最支持「改变现状」的政党，自民党则紧随其后。至于无党派层、民进党、公明党、日共，则被扫到了「维持现状派」的那边。事实上，日共更是被视作最不支持改革、最支持维持现状的政党。
全体中高年选民所理解的「保守派-自由派」，其宽度大于他们理解的「维持现状-改变现状」；全体年轻选民则正好相反，他们所理解的「保守派-自由派」，其宽度小于他们理解的「维持现状-改变现状」。这点凸显出了一个微妙的现实：比起「保守派-自由派」的坐标轴，对于年轻选民而言，「维持现状-改变现状」的坐标轴更为强力。
此外，他们并没有像中高年选民一样，将「维持现状-改变现状」与「保守派-自由派」的坐标轴合二为一。对于年轻选民来说，这是两条不同的坐标轴，共同构成他们理解的政治坐标系，各党就散落在这个坐标系上面。自民党是「保守派、改变现状」，日本维新之会是「自由派、改变现状」，公明党与日共是「保守派、维持现状」，民进党是「中间派、维持现状」。与此同时，年轻选民将自己的坐标安置在各党坐标的正中间，离他们的定位最接近的，正是自民党。不仅如此，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之会甚至较他们更支持「改变现状」。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年轻人对自民党的高投票率。
最后，此图还揭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中高年选民与年轻选民，其实都倾向于将「改变现状」与自由派联系在一起，将「维持现状」与保守派联系在一起。或许，这是因为中高年选民分开了政治知识的「应然」与「实然」，依旧承认「保守派-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坐标轴；而年轻选民使用的只有「维持现状-变革现状」这条坐标轴，并将其依照一定的角度投射成「保守派-自由派」罢了。换言之，对于年轻选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某党或某个政治人物的政治立场如何、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而是某党/某个政治人物能否展现出大刀宽斧地变革现状的气魄与能力。因此，假如自民党政府有这样的姿态，他们也会坚决支持自民党政府；假如进步自由派政党没能表现出这样的气魄与能力，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谴责其为保守派、守旧派政党。
那么，年轻选民是如何将两套坐标轴构成的坐标系，使用到实际的政治空间之中的呢？如图：
解说：此图的星号意味着「在统计学上有意义」，两个星号意味着关联性很强。左侧的「保守·リベラル」（保守派-自由派）之下，数字为正值，则是「自认的立场越保守派，越喜爱此党/此政治人物」，为负数则为「自认的立场越自由派，越喜爱此党/此政治人物」。与此同时，右侧的「改革志向」（维持现状-改变现状）之下，数字为正值，则是「自认的立场越支持『改变现状』，越喜爱此党/此政治人物」，数字为负值则相反。
显然，我们可以发现，越是支持变革现状的年轻选民，就越倾向于支持自民党、日本维新之会、麻生太郎、安倍晋三、石破茂、岸田文雄、小池百合子、桥下彻、松井一郎、山口那津男，左翼政党与左翼政治家一个也未能上榜。更为讽刺的是，对于时任民进党党魁、被政治学界视作自由派政治家的莲舫，人们对她的好感度与两个坐标轴都无关。莲舫别说支持改革现状的人，连自由派没能争取到。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视点，论证此前的结论。日本的年轻选民，会如何将不同的政策，与实际的两条政治坐标轴联系到一起呢？答案如下：
如图所示，年轻选民比起「保守派-自由派」的坐标轴，显然对「维持现状-变革现状」的坐标轴更为敏感，这点与中高年选民完全相反。另一方面，年轻选民也只是将几个支离破碎的政策课题，充作「维持现状-变革现状」坐标轴的政策基础——仅凭这几个单薄的政策，我们根本无法描绘出年轻选民心中的政治图景。这意味着，年轻选民虽然偏爱「维持现状-变革现状」的政治坐标轴，却无法将足够的政策实体、政治实体，与之联系到一起。结果，与其说「维持现状-变革现状」在年轻选民心目中，是两种政治主义、主张在对撞，不如说它只是一种模糊的、缺乏现实政治事物的观念论。
或许，当去政治化的日本年轻选民试图理解政治时，他们也只能得到「去政治化的政治坐标轴」。
尾声：年轻选民的『渴望改变』
『意识形态与日本政治』的写作时间是2019年，如今已是五年以后。当时远藤所参考、建基的各种政治现实，如今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例如，虽然年轻选民依然拒绝投票给左翼政党，但他们也开始逐渐舍弃自民党，不再集中地给自民党灌票。
从此书之中，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的一种日本年轻人形象：长期以来忌讳参与政治的市民社会氛围，再加上近年来令人失望的政治现实，使他们对政治失望，也不想关心政治、谈论政治，主动地将自己隔绝在政治之外。日积月久之下，年轻选民被冻结在政治冷感的坚冰之中，缺乏对政治现实的知识与判断力。然而，压抑的社会现实，却使他们的心灵里涌动着「呼唤变革」的呼声，这种模糊笼统的改变欲望，促使年轻选民愿意投票给每一个宣布自己要改变一切的政党——我们不应忘记，在2017年大选的选战之中，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才是高呼「革命」次数最多的政党，日共都甘拜下风。
2017年大选后的安倍晋三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左翼阵营早已失去了过去可以倚靠的「保守-革新」政治坐标轴，「保守派-自由派」的坐标轴也遭到政治冷感的侵蚀。由于社会上根本没有一个「左翼阵营」——在与右翼阵营的对垒过程之中，不断传承与再生产左翼观念的左翼阵营——可以作为基础，日本的左翼在野党无法像其他欧美发达国家的左翼政党一样，较为自动地得到「进步派青年」支持。尽管越来越多的青年认同欧美国家的一些正道议程，但他们不会主动因此成为左翼在野党的支持者。相反，只有年轻时就是左翼的人，老去以后继续支持左翼在野党。
当然，日本的左翼政党不是没有「变革社会」的主张。但政治现实就是，由于第二次安倍内阁（2012～2020年）的巨大成功为日本右翼阵营所创造出的主动权，「变革社会」的议程被牢牢掌握在右翼政党手中。过去十年以来，在宪法、福利等课题上，左翼政党一直在攻防战中处于守势，试图捍卫曾经得到的左翼政治内容，根本谈不上实现什么新鲜的政治议程。右翼政府是推进改革的一方，他们是反对改革的「守旧派抵抗势力」。在过去十年吸收了更多新鲜血液的右翼阵营，开始灵活熟练地使用各种年轻选民熟稔的资讯途径，向年轻选民输出简单明快的右翼改革理念。与此同时左翼政党的宣传思路还停留在十年前，无法传达出自己的改革主张，结果左翼在野党更加被视作「提不出改革」的守旧派主张，在网路上被右翼压倒。
因此，年轻人「渴望改革」的旋律，只能从右翼政党一方得到共鸣，左翼在野党则曲高和寡。若说起日本年轻人是「右转」、「保守化」，他们大概也会付之一哂，只因左右本来就不是他们会关心的事情。我们也无须为之哀叹——毋宁说，左翼学者不断哀叹年轻选民背离左翼的言语方式，也是年轻选民右转的原因之一。曾有人比喻道，只有右翼、没有左翼，如同缺失了左眼的视野。或许，真正的问题不是「年轻人为何右转」，而是「非政治化的右眼缘何能存在」？这个问题，正迫切地等待着左翼阵营的回答。而他们的时间，兴许已经不多了。
参考文献：
『イデオロギーと日本政治——世代で異なる「保守」と「革新」』（远藤晶久/ウィリー·ジョウ）
『なぜリベラルは敗れ続けるのか』（岡田憲治）
『安倍官邸の正体』（田崎史郎）
『若者の「社会運動嫌い」？——社会運動に対する忌避感とその原因』（富永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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