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抢救低迷的生育率，自今年元旦起，取消实行长达30年的避孕药、具免税政策，之后购买保险套、避孕药等产品，都必须缴纳13%的标准增值税。这项政策转变被外界视为北京当局从过去“一胎化”时期的鼓励避孕，正式转向全面“催生”的象征。

这项税制改革是中国2024年通过的新增值税法的一部分，旨在现代化税收体系。过去为了配合计划生育，避孕用品自1994年起享有免税优惠，如今走入历史。

《卫报》报道，这是中国政府为提供生育率而采取的“胡萝蔔与棍子”的政策的一部分，相较于过去强制堕胎的残酷手段，现在政府改以“大棒”政策，透过增加避孕成本，试图引导民众建立“积极的婚育观”。

为了挽救人口危机，北京当局也释出不少“胡萝蔔”奖励政策。包括试管婴儿费用补助、提供3岁以下每年每人3600元人民币（约新台币16160元）的育儿补贴、将分娩费用纳入医保，并免除托育服务与婚姻仲介服务的增值税。

然而，中国人口已连续3年减少，2024年新生儿人数仅约954万，几乎只有十年前的一半经济放缓、房地产危机以及高昂的养育成本，让许多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

不少网民更在社群上直言，“人们能看出保险套的价格和养育一个孩子的价个之间的区别”；更有民众戏称要趁涨价前“囤一辈子的保险套”。

除了税收手段，基层官员的催生行为也越演越烈。中国媒体《极目新闻》报道，云南等地的社区官员甚至致电女性，询问其月经周期、最后一次经期时间以及生育计划，引发严重隐私疑虑。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莱文（Henrietta Levin）警告，当政府过度介入私领域，往往会成为自己的敌人，反而加剧年轻人的厌世与疏离感。

尽管13%的税收对中产阶级影响有限，但公共卫生专家忧心，这对经济弱势族群与学生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如果避孕用品变得难以负担，这些族群可能会选择“冒险”，进而导致非预期怀孕增加。

维吉尼亚大学人口专家蔡倩指出，这项政策最危险的后果是堕胎数量与性病传播风险的提高。当民众减少使用保险套，爱滋病（HIV）等性传染病的防治将面临严峻挑战。

此外，由于中国地方政府负债严重，部分官员甚至无法如实发放承诺的育儿补贴。

在此背景下，《BBC》报道，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口统计学家、《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作者易富贤表示，认为提高保险套税会影响生育率的想法是“想太多了”，更直言，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国家债务不断增长，北京热衷于“尽可能”征税。

然而，随着人口老化，西方国家乃至韩国、日本等地区性国家都在努力提高出生率，部分原因是育儿负担过重，研究表明，这项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但还有其他一些变化，例如结婚率下降，甚至约会人数减少。

一名来自河南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措施并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现代社会压力极大，年轻人连人际互动都感到疲惫，性爱玩具的热销反映出人们宁可自我满足，也不愿承担建立关系与生儿育女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