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前發表的「台灣有事論」，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暗示不排除武力介入台海，引發中日之間嚴峻嘅外交風波，兩國關係未有緩和跡象。

儘管高市早苗事後嘗試為言論降溫，在發表台灣有事論三週後，11月26日稱日本已根據《三藩市和約》放棄對台灣的全部權限，並無認定台灣法律地位的立場，立憲民主黨更認為高市早苗已變相撤回「台灣有事論」。

中國外交部卻不買賬，認為不再提及與撤回錯誤言論是兩回事性質完全不同。日方妄想通過不再提及，淡化、搪塞和掩蓋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論，只是掩耳盜鈴。

2025年8月28日，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北京主持例行記者會。（中國外交部官網）

高市早苗言論的背後到底是單純的外交表態，還是與日本國內長期存在的修憲議題、東亞局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更重要的是當外界普遍將美日安保條約視為日本安全的基石時，一份沉寂已久的國際法文件，聯合國憲章裡面的「敵國條款」在這個時候被中方重新提起，還被指可能動搖美日同盟的法理基礎。本文將會透過回顧日本安保策略在二戰投降80年來的變化，去探討一下日本現在是否處於解除二戰「封印」，重新軍事化的十字路口。

第一章：和平憲法「枷鎖」

事件的觸發點源於高市早苗有關台灣局勢的發言，她將潛在的台海衝突與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聯繫在一起。這句話一出立即引發中方的強烈反彈與多方施壓。

儘管高市內閣官員嘗試降溫，重申對台立場不變，但這番言論所掀起的波瀾已經遠遠超出外交層面。有分析認為高市早苗這個舉動，有助日本加速推動修改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突破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束縛。

為什麼這麼說呢，要理解當前的爭議，我們必須回顧日本戰後的安保政策，是如何一步步演變至今日的狀態。

1946年，日本頒布憲法，其中日本第九條提到，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而為達到剛剛提到的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也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日本法務省網站）

日本憲法第九條提到，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而為達到剛剛提到的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也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不過隨著現實地緣政治變化，日本很快就找到變通的方法。1950年韓戰爆發，在美國的要求下日本成立了「警察預備隊」，之後再於1954年正式更名為「自衛隊」。

日本政府對其合憲性的解釋是，這支軍事力量僅用於自衛，因此不是憲法所禁止的戰爭力量，這個定位本身就在法理上存在模糊地帶。除了武裝力量的名份，日本的軍事工業發展亦受到嚴格限制。

1967年為回應國內外對日本捲入越戰的擔憂，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提出了「武器出口三原則」，嚴格限制武器出口。

1967年，為回應國內外對日本捲入越戰的擔憂，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提出了「武器出口三原則」，嚴格限制武器出口。（網絡圖片）

這個政策雖然為日本贏得了和平形象，但也導致其國防工業因為市場狹窄訂單有限，而陷入研發成本高昂，技術更新緩慢的困境。這種自我束縛的狀態。在安倍晉三執政時期迎來了重大轉變。2015年安倍政府推動國會通過了備受爭議的和平安全法制。

這個法案透過重新解釋憲法，引入了存亡危機事態的概念，在允許自衛隊在特定情況下，有限度地行使集體自衛權。反對者就認為，這樣根本是架空了憲法第九條。

第二章：台海問題成解封「鑰匙」？

和平憲法條款一直被部分日本政界人士，特別是右翼鷹派，視為束縛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枷鎖。向來主張右翼政策的高市早苗，在許多方面都被視為繼承了安倍晉三的路線，而推動修憲正是安倍晉三未達成的政治目標。

高市早苗本人曾經多次強調，憲法必須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進行修訂。她所指的國際形勢，包括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現在高市早苗發表台灣有事論的舉動，正是將存亡危機事態的定義，與一個更具體更迫切的地緣政治場景，台海局勢進行捆綁。

從僅是自衛到行使集體自衛權，再到今日可能介入周邊衝突，在這種背景下台灣有事的論述，客觀上為日本國內討論提升防衛能力，甚至修改憲法，提供了一種現實的危機感與理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