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秋日，自民党的大腕们刚刚结束一场总裁大位争夺战。各方关注的焦点大概都是“第一位女性总裁”与“最年轻总裁”，哪一个会先成为日本政治的现实，这位待命首相又要如何突破少数执政的困境，进而解决日本内外的一连串困境与挑战。不过在这场五抢一的党魁争霸战中，候选人们不约而同地聚焦在被称为“失落世代”的劳动人口；于此同时，移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这个以单一民族著称的岛国，这些人力填补著从偏乡农田到都会照护的劳动力缺口。

这两股看似平行却深刻交织的潮流，正共同谱写一场日本未来身份认同的宁静革命——一边是政治上对中产阶级的觉醒与讨好，另一边则是经济上对“新日本人”不可逆转的依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阵痛与融合挑战。

银发民主的黄昏？自民党的“中年觉醒”

“我们将创造一个让劳动世代真正感受到‘努力有回报’的日本！”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鹰之在9月22日的联合记者会上，铿锵有力地喊出了这句口号，精准地捕捉了2025年日本政坛的核心变革。

长期以来，日本政治被所谓的“银发民主”（Silver Democracy）所主导——政治人物优先考虑投票率极高的老年族群，政策也向他们倾斜。然而，2025年7月的一场参议院选举，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打醒了执政的自民党。选举结果显示，劳动年龄层的选民大规模地抛弃了自民党，转而将选票投给了承诺削减消费税的反对党。自民党提出的现金发放方案，在他们眼中显得如此不切实际，甚至带有几分轻蔑。

《日本经济新闻》引述选后的检讨报告：“许多声音表示，自民党对双薪家庭毫无作为”、“自民党优先考虑老年人，抛弃了年轻一代”。该报告更直言不讳地承认，这种“银发民主”的标签，正是导致支持度流失、选民转向他党的关键因素。

仿佛大梦初醒，这届大人们终于想通了。在这场决定谁将接替石破茂成为下一任首相的党魁选举中，五位候选人——小泉进次郎、林芳正、茂木敏充、小林鹰之与高市早苗——不约而同地将政策重心转向了中产阶级与劳动人口，上演了一场“讨好中年世代”的政策军备竞赛：包括将平均年薪提高100万日圆（小泉进次郎）、让每年1%的实质薪资成长成为常态（林芳正）、三年内实现10%的薪资成长（茂木敏充），即使是未提出具体数字的小林鹰之与高市早苗，也将增加可支配收入作为核心政见，计划透过修改所得税法来实现。

除此之外，包括提出各种税制改革或减税措施，甚至不排除思考与讨论野党提出的“调降10%消费税”议题，都成为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争取选民认同的方向。不过减税与扩大支出的承诺，导致日本政府公债殖利率近期创下历史新高，以至于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的经济学家斯特凡·安格里克（Stefan Angrick）认为：“无论谁胜出，结果都大致相同：政府将放松财政煞车，缓解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

然而，在这场喧嚣的政治许诺背后，一个更深刻、更无法回避的经济现实，正在快速重塑日本社会的根基。

经济学家打脸“抢饭碗”论：外国人才是日本财政的救星？

当政治人物还在为如何从日本国民口袋里“少拿一点”而辩论时，经济数据早已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没有“外人”的口袋，日本经济可能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根据日本移民服务局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居住在日本的外国国民人数攀升至3,956,619人，创下历史新高，仅半年就增加了超过18.7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停留少于三个月的短期访客。

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新日本人”不再只是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都会。《日经》指出，从2014年到2024年的十年间，在宫崎、熊本、和歌山、青森等七个县，外国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超过四倍。以宫崎县为例，2014年每294名劳动者中只有1位是外国人，到了2024年，这个比例变成了惊人的1比63。

三菱UFJ研究与咨询公司的首席研究员加藤诚直言：“我们看到一个规律，日本本地人越是流失的地区，技能实习生和特定技能劳工就越多。外国人的存在，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日本的住宿和餐饮服务业，每15名员工就有1位是外国人；制造业则是每17人中有1位；建筑业的外国劳工十年内暴增了九倍；医疗与福利服务业（包含安养院照护人员）激增了八倍；就连渔业也成长了六倍。移工的身影如今已是日本经济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他们支撑著因高龄化与少子化而濒临崩溃的产业。

日本社会对于引进外国劳工，一直存在着“抢饭碗”、“影响社会秩序”的忧虑。然而，由《日经》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在2024年共同发起，针对近50位顶尖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家小组”所做的调查，却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高达76%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增加外国居民将提高一般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东京大学劳动经济学副教授田中麻理指出：“外国劳工的增加，将有助于缓解商品和服务的短缺，以及物价的上涨。”

对于“抢饭碗”的担忧，一桥大学比较经济史教授森口千晶引用实证研究表示，外国与日本劳工主要形成互补关系，并未对日本劳工的薪资或失业率产生负面影响。最令人意外的是，针对外国人可能增加福利负担的疑虑，竟有66%的经济学家认为，增加外国居民将改善日本的财政平衡。理由很简单：他们很年轻。根据法务省2024年底的统计，20多岁和30多岁的年轻人占了所有外国居民的55.9%。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贸易教授笠原博幸分析：“接纳更多外国人将提高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从而带来更高的税收和社会保险贡献。”一桥大学公共财政学教授佐藤基宏补充说：“许多外国居民属于劳动世代，他们在税收和保险费上的贡献，远多于他们所获得的福利。”

“欢迎光临，但别在我家后院”：东京的融合阵痛

当镜头转向世界最大的都会区——东京。在这里，外国人不仅是劳动力，更已成为人口结构的核心驱动引擎。根据总务省的人口调查，截至2025年1月，东京年增的9万多人口中，竟有81%是外国人。若是在新宿区和丰岛区，这个趋势更加惊人：2024年，20至24岁的年轻人中，外国人占比分别高达37%和38%。走在这些区域的街头，你听到的语言、看到的脸孔，都在宣告一个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

然而急遽的人口结构转变，正引发剧烈的社会摩擦。

2025年9月，东京的都厅连续多日聚集了抗议人群。他们高举“反对移民”的标语，高呼口号，要求撤回东京都政府与埃及商业团体在8月达成的一项协议。该协议旨在协助埃及劳工在日本找到工作，以应对日益恶化的劳动力短缺。但这个单纯的劳务合作计划，却在社群媒体上被谣言和过度反应所扭曲，点燃了排外情绪的火焰。

这股暗流也渗入了政治领域。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高举“日本人优先”口号的新兴保守政党“参政党”获得了显著的斩获。移民政策，也因此成为自民党党魁选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甚至在9月25日，因为不实讯息的传播，撤回了一个旨在促进与非洲交流的计划。东京都政府官员忧心忡忡地表示，他们收到的基于不实讯息的投诉越来越多，“这可能使推行有关外国人的政策变得更加困难”。

在江户川区，这个矛盾被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来。近年来，该区的尼泊尔居民急遽增加，截至2025年7月已达58,185人，是三年前的2.2倍，超越越南裔成为仅次于中国和韩国的第三大外国族群。2021年开办的尼泊尔学校“喜马拉雅国际学院”，在今年4、5月开学季收到了大量投诉，例如学生们上学途中占满了整条马路。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差异，成了社区摩擦的导火线。

但融合的努力也同时在发生。9月17日，区公所为该校学生举办了关于交通规则和礼仪的研讨会。学校也迅速反应，为学生和家长开设了关于日本生活礼仪的课程。9月20日，校长卡卢·梅塔（Kalu Mehta）带领约30名师生，在附近的小岩车站周边捡拾垃圾。他感同身受地说：“如果在我尼泊尔的家附近突然涌入大量外国人，我也会担心。我参加这个活动，是为了与当地居民沟通。”

江户川区对此并不陌生，因为从2000年左右，该区南部就有大量印度居民移入，如今印度社群已成功融入当地，甚至有印度移民在小型季节性祭典中担任筹备委员。江户川区区长齐藤猛预测，到2100年，该区每五位居民中就有一位是外国人。他务实地说：“外国劳工在护理和建筑等领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并非给予外国人特殊待遇，但确保他们能获得与日本人同等水平的政府服务，是政府的使命。”

双轨并行：菁英吸引战与底层管理术

面对这股不可逆转的浪潮，东京都政府正采取一种双轨并行的策略：一手向全球顶尖人才张开双臂，另一手则试图更有效地管理庞大的蓝领移工社群。为了实现其“全球第一城市”的长期目标，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正积极推动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高技能外国专业人士的数量从2024年的水平翻倍至5万人。

为此，东京都政府最早将于11月推出针对国际学校的全面支持计划。从协助寻找校地、媒合土地与建筑所有者，到协助制定商业计划、引入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东京都政府将提供一站式服务，以改善教育环境，吸引更多有家庭的海外菁英迁入。此外，一个英语咨询中心也将在9月成立，提供从陪同就医到协助开设银行帐户等全方位的日常生活支持。

小池百合子7月在美国华府的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时强调：“我们将消除语言障碍，透过支持高阶外国人才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减少他们移民和投资的障碍。”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在调整其劳工引进制度。备受争议的“技能实习生”计划将于2027年被新的“育成就劳”计划取代，旨在鼓励劳工获得更高级的技能，并有机会过渡到允许携带家属、可无限次续签的“特定技能劳工2号”身份。截至2025年6月，持有这种高级签证的人数已飙升270%，达到3,073人；不过法务大臣铃木馨祐在这个月的记者会上宣布，根据5月推出的“零非法外国居民计划”，6月至8月期间，共有119人被驱逐出境，是2024年同期的两倍。(推荐阅读)“能去韩国工作，就像是民乐透！”直击缺工国度的矛盾：当中小企业“非外劳不可”，韩国年轻人竟成最大输家

一手吸引、一手管理；一手开放、一手收紧。日本政府正小心翼翼地走在钢索上，试图在经济需求、社会稳定与国家认同之间寻找平衡点。自民党的“中年觉醒”究竟是一时的选举策略，还是真正意识到国家发展必须建立在劳动世代福祉之上的结构性转变？对“新日本人”的依赖，又将如何改变这个国家的文化肌理与自我认同？“谁是日本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不仅决定日本的经济未来，更将定义它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