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多重结构性问题叠加的结果。首先是少子高龄化。日本生育率长年徘徊在1.3以下，高龄人口占比已超过28%，导致劳动力萎缩、消费力下降。企业难以招工，年轻世代因薪资低、租金高而不敢结婚生子，形成恶性循环。高市强调“家庭价值”，却反对女性主导职场、限制移民政策，等于自我设限。她的社会观念过于保守，不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其次是创新乏力与产业空洞化。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企业普遍采取保守经营策略。终身雇用制与年功序列制让企业缺乏人力弹性，年轻人难以创业或转职。风险投资市场规模远逊美国、中国与韩国，创新生态薄弱。制造业外移又导致技术与人才流失，产业链断裂。即便日本企业仍握有巨额现金储备，却不愿投资新技术，只追求财报稳定。高市若不打破这种“财务保守主义”，任何产业政策都只是纸上谈兵。她虽口头支持创新与数位化，但未提出具体制度改革方案，例如如何改善风险投资环境、如何改革企业治理结构。
十年前，安倍晋三曾以“三支箭”提振日本经济，但真正落实的仅有货币宽松与财政刺激；结构性改革那支箭始终未发射。如今的日本经济，正是当年“改革半途而废”的后果。长期的零利率与量化宽松(QQE)虽支撑了资本市场，却扭曲了资源配置，使企业与银行形成“低效率共存”的病态平衡。货币宽松反而养出了“僵尸企业”与“懒惰资金”，投资报酬率持续下滑。
日本内阁府统计显示，近十年GDP年增率多在1%上下浮动，远低于美欧主要经济体。2024年甚至出现技术性衰退。高市若仅延续这种宽松思维，而无法引入结构调整与市场改革，日本将继续在低成长、低通膨、低信心的三重陷阱中徘徊。
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达GDP两倍以上，是全球最严重的主权负债国。虽然多由国内投资者持有，尚未引发外资信任危机，但政府每年庞大的利息与社会保险支出，几乎吃掉一半预算，削弱了任何积极政策的空间。高市主张“财政重组”，意在减少无效支出、提升效率。然而，在老龄化社会中，削减医疗与退休金开支几乎不可能。若仅靠削支撙节，反而会压抑内需；若加税，又将进一步削弱消费。她若无法在财政“加法”上找到创新突破，如税制诱因、科技研发补助或青年创业减税，则其财政重组只是形式上的平衡游戏。
日圆贬值与通膨压力是失衡的双刃剑。日圆持续走贬，短期有利出口，却推高进口成本。能源、食品价格飙升，民众生活负担沉重。这种“输入型通膨”并非真正的景气复苏，而是结构性脆弱的反映。2024年春斗中企业虽普遍调薪3%以上，看似薪资回暖，但物价涨幅更快，实质购买力反而下降。若高市无法在劳动市场改革、提高生产率与增加可支配收入上取得进展，“通膨假象”将很快崩溃。
面对新能源、半导体、电动车、人工智能等全球新产业竞争，日本本应凭借技术底蕴重夺一席之地。高市也曾宣示要让日本在“固态电池革命”中领跑，但她的产业政策更像政治宣言，而非具体行动方案。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浪潮中，日本企业亟需整合政府、科研机构与产业资源，缩短研发转化周期。然而高市并未提出如何建立“产学研联动”的长期机制。她强调“日本技术+本地制造”的海外合作，但忽略了国内创新基础薄弱、人才流失的现实。缺乏清晰的产业战略，日本将继续被中韩美三方压缩竞争空间。即便固态电池或氢能等新技术取得进展，也难以迅速转化为就业与内需成长。
高市在社会议题上极为保守。她反对同性婚姻、限制性别平权政策、强调家庭角色与民族传统。这种立场或许能迎合保守选民，但却与经济现实背道而驰。日本若要解决少子化与劳动力短缺，就必须鼓励女性充分参与职场，开放外籍劳工，并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工作制度。然而高市的价值观倾向于“回归家庭”与“文化纯化”，这不仅无助于提升生产力，反而可能进一步缩小劳动人口。她想恢复“战后前的日本精神”，却忽视现代经济的开放性、流动性与多元性。结果可以预见，日本不仅在产业上老化依旧，在社会观念上也将更封闭。
日本的真正问题不是缺乏刺激措施，而是缺乏长期改革意志。高市早苗若只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行进，将重演安倍第二任初期的悲剧：政治高调，经济无为。当前日本最需要的，不是象征意义的“女性首相”，也不是复古式的“保守振兴”，而是一场深层结构重建：必须打破终身雇用与年功序列，释放人力市场活力；必须改革税制与企业治理，鼓励创新与风险投资；必须开放移民与性别平权，扩大劳动参与率；更必须以长期法制化的方式推动产业转型与教育改革。若无这些根本性改变，任何新首相都只是延续停滞的轮回。
高市早苗或许能让日本“精神昂扬”，却难让日本经济再度崛起。在民族浪漫与经济现实的夹缝中，她最终恐怕也只能成为“失落三十年”的又一位见证者，而非终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