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开始的四年时间里，王先生辗转从上海换到西安工作，亦陆续从9个网贷平台中借出共14万元人民币进行“生活周转”。当他尝试进入第十个网贷平台时，他打算一次借一个“大的”——四十万。

四十万不是一个网贷平台愿意给一个累贷用户借出的金额，王先生于是把目光投向身边的一个女性朋友——用信用良好的女性朋友作担保。

这种行为一般被称为“AB贷”，联合操作下，网贷平台有可能借出40万，但王先生的朋友也会因为参与其中而自己也背上贷款。

辅一开口，即便王先生如何努力渲染自己“需要钱”、“借钱不难”、“没有风险”，王先生的朋友依然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无底洞”，利息很高，且“AB贷”两端的人都不能从中脱身。

王先生咬定“这只是一个以贷养贷的游戏”，不断向朋友解释网上贷款平台在追债问题上有“多么愚蠢、无力”，而贷款人“远比借贷平台更聪明”：用B平台的钱还A平台，再从C借钱去还B，辗转十余个平台，只要互相套现的平台足够多，这笔钱就可以一直在账单上滚来滚去、而不用真的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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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认真向朋友解释“白嫖”网贷平台并非难事，但失败了。他的朋友以“双方坦诚以促进合作”为由要求王先生拉出过去四年的所有借贷记录累计。

长长的账单打印出来摆在桌上，朋友拿笔一个一个给他算，王先生这才意识到如果这笔40万借出来，他的债务情况将直接崩盘无回头路——一个工资在一万到三万之间浮动、没有存款也没有家庭支持的人没有人可能以任何形式偿还一笔滚雪球一样的债单——“没有人可以一直幸运”。

账单摆在面前，他如梦初醒：“原来已经借了这么多，原来这是钱，不是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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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借钱？

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和王先生共享侥幸心态不断借钱的人并不少，债务危机一次爆发后面临还贷压力的他们在社交平台上记录自己的“还贷”经历。

研究咨询公司龙洲经讯的数据显示，仅2024年，中国估计有2500万至3400万人拖欠个人贷款，这个数字相较疫情开始的前一年，即2019年的情况，已经翻了一倍。这个数据还显示，如果算上逾期但尚未达到违约的贷款，风险借贷人的数量能膨胀到6100万至8300万——相当于15岁以上总人口的5%到7%。

网上借贷业务部门从业者对BBC中文表示，25到40岁之间的男性是他们的主要目标用户，他们借钱的用处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像王先生这样用于日常消费周转，一种是用于大额开支，比如赌博。

“但一般来说，我们都面向那些不愿意向大机构借钱、或者已经刷爆卡的人，”这位从业者如此表示。由于职业保密需要，她要求匿名接受BBC中文访问。“男性占了绝大多数。女性消费者一般还是偏谨慎，相应的，她们还款概率也更高，信用比较好，我们也愿意多给她们下一点钱。”

借贷成为热门产业

自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形势低迷，发展动力不足。从地方政府到老百姓，财政普遍吃紧，消费降级这个新词贯穿了2022年以来的中国。中国政府曾宣布多重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举措，收效寥寥——王先生所代表的数万市民已经到了需要借钱消费的地步。

金融公司从业者对BBC中文匿名表示：从行业调研和市场反馈来看，本作为银行贷款业务补充出现的民间借贷、以及近年来让王先生深陷其中的互联网贷款呈现出勃勃生机，这“毋庸置疑”。背靠阿里巴巴的“花呗”、背靠京东的“白条”，这些大网贷机构借贷业务蒸蒸日上，中小平台也飞黄腾达。

在这些惊人数据的背后，是金融服务平台不断缩减“借贷感”、基于中国公开大数据建模得出的风险控制模型的结果，目的是促进借贷、促进消费——这实际上诡异地与中国当局近年来不断加以鼓励的促进消费氛围不谋而合。

“只要不暴力催收，从广告到收利息，整个产业都是合法的，只是不怎么道德，”一名券商这样告诉BBC中文。

从业者解释，贷款平台一般可以简单分成三大类，大贷平台就是依靠京东、阿里巴巴的产品，比如“花呗”和“白条”，它们和信用卡有互为替代关系，约束力强，有比较严格的资质审核。中型贷款平台就包括“拍拍贷”这样的互联网贷款平台，小型贷款平台包括比“拍拍贷”更小的平台、以及高利贷。

和银行贷款项目比起来，也就是信用卡、房贷、车贷等，互联网贷款尝试去托举更小额、更日常的消费行为。信用卡和房车贷审核动辄花费数周，而对于互联网贷款来说——从申请到钱款到账，耗时五分钟都叫“太长”，叫“不专业”。

简单来说，为了和银行贷款、大贷款平台竞争，中小型贷款平台不断用“低风险”、“短时间”、“轻松”来做广告区分。

但实际上，来自网贷的钱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旦到账，用户不能返还，而且必须面对强制分期付款以保障利息的条款。

网贷平台的利息较银行更高——高到什么程度呢？王先生告诉BBC中文，以他的借贷经历举例，如果他从京东、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借走一万元，那么他最终可能需要分期共返还一万一千元。但如果同样从中小网贷平台借走这笔钱，他可能需要分期共返还一万三千元。

即便如此，中国官方媒体近年来热衷于报道网贷平台放出高利贷的案例。以《澎湃新闻》为例，今年3月其发布一篇报道称，一家网贷平台放出的1560元借款仅在17天内即利息累计到13764元——这就是高利贷。

民间借贷的司法保护利率，也就是被允许的利率，一般以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为上限。

今年8月20日，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将高利贷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从严打击。这条新规明确了一条红线：实际年利率不能超过36%。

中国金融从业者告诉BBC中文，这项政策在业内多被讨论为“敲打”，是一种对于从业人员“打包”金融理财产品销售的规束，实操中的意义远大于“高利贷入刑”这一件事本身，而是告诉所有从业者：当局确实重视拉高内需消费，但要在一条线内进行操作。

扎眼的广告

“正规与否、具体怎么落实‘正规’这个要求最终还是平台自己的事情，但是对于观众来说，这个体验感就不一样了，”王先生这样说。

实际上，各个互联网贷款平台的广告是中国近年来出现频次最高的广告内容之一，和求职软件广告、二手交易广告一起，成为中国互联网上广告界的三巨头，横跨各个品类、多种风格博主接连出现。

以被中国官方定义为“青少年友好网站”的视频网站Bilibili为例，小额借贷平台广告并不少见，且常常出现在首页显眼位置，配文字为“三万五万的小钱就不用去求人啦”。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友好网站”在中国的定义是，当一个未成年人造访这个网站的时候，屏幕上所显示的所有内容都必须是正面积极、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引导的。由此，投放在这一类平台上的广告等内容有特别的审核要求。但反过来，深谙此理的民众更容易相信此类网站上的广告内容——审核部门的存在吊诡地看起来起到了给广告背书的作用。

这些广告无孔不入，一些用户告诉BBC中文，哪怕是修图软件都有可能遭遇开屏广告——虽然是“摇一摇”才会跳转到软件商店下载网贷平台界面，但实际上稍有晃动幅度即直接跳转，防不胜防，存在感极高。

BBC中文对话的所有中国金融从业者都提起“拍拍贷”这家网贷公司，并以此作为分界点。而“拍拍贷”的网站首页上，占据了半篇画幅的是中国国家举重队的照片——仅是广告又或是代言无从查证。

但实际上，公开资料亦显示，拍拍贷不仅在2024年和国家举重队有合作，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亦有联动——哪怕早在2021年，由于高利息、暴力催收、隐私泄露，中国媒体曾多次曝光称数万人投诉“拍拍贷”，在今天，中国国家举重队依然在为这家被多个中国官媒以及金融从业者指为“臭名昭著网贷平台”的“拍拍贷”背书。

再去看这些借贷广告的实际内容，三五万乍看似乎只是一个数字大小，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刚过4万，“三万五万”在这个语境下作为“小钱”事实上站不住脚。而“求人”又精准命中了中国民众的社交心理——找人借钱亘古就是兄弟离心的话题。短短一句话命中两个民众心理弱点，又悄然出现在青少年友好网站上，显得轻巧又正式。

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一些粉丝量很高的博主也经常接借贷平台广告，常出现的广告词包括但不限于“很快就能下钱”、“轻松”、“不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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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下钱”，强制借贷

这些平台所言非虚，从王先生的经验来看，从打开网站到钱款到账，前后最多花费5分钟——并不是虚假广告。

王先生所接触的9个不同贷款平台对于他的资质审核仅包括：姓什名谁，年龄几何，家住哪里，个人照片生物验证——这就结束了。

区别于银行贷款的强资质审核，从申请详细贷款项目筛选到填表要经历繁杂的过程，民间借贷显得有些过于轻巧，甚至大方。

王先生回忆，有一次他为了应急，想要借出6000块。平台在简单审核他的个人信息——也就是他的姓名、年龄、性别、居住地以及确定生物信息为本人之后，直接给他打了12000元到银行卡上，并规定分三期还款。

你要借，我就给。 中国当前的民间借贷竭力呈现的姿态和政府尝试推动民众消费、拉动内需的决策方向保持一致，从数据上看也确实大有效果：艾瑞咨询公司的调研报告指出，相较于此前中国人主要为置业借贷，2015到2020年期间，中国金融机构中消费贷比例显著上升，借贷市场明显活跃。

中国一头部证券公司券商金融公司从业者杨女士告诉BBC中文，她曾在一个背靠大平台的信贷机构工作。由于工作保密需要，她要求匿名接受访问。

“觉得下钱快就对了，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业务重点——让借贷人觉得借贷没有门槛，而且要竭力减少用户对于借贷这件事本身的感知力，”杨女士这样说。“这就是我们产品的优势。区别于传统借贷，我们就是要把下钱这件事缩短到几十秒内，即便如此，借多少、分多少钱，风险控制怎么处理，背后是各种大数据、人工智能还有各种金融量化风险的技术在里面。”

“信息公开到今天，一个人能挣多少钱，有多大还款能力，其实已经不需要一对一去核实了。”

“不借也好，但借了会更好”

回顾第一次通过网贷平台拿钱的场景——就像大部分在消费上略显保守的中国人，王先生对这个略显灰色的产业还有些忌惮，甚至觉得有点“荒谬”。

王先生在销售行业工作。虽然他本人并不购买奢侈品，也没有固定大额开销，比如养老或者给小孩付补课费这样的中年男性借贷常有的情景，但他经常在一些聚会上出没。席间，一瓶酒的价格是一千二，一晚酒会的开销是三千，出行打车的费用是一百五——这些“半大不小”的账单的累积分散在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他曾接待过的一位顾客总是在朋友圈发借贷平台的广告，他一度觉得“很好笑”。但不久后，疫情封控增多，他的工作开始放缓，他要维持正常的生活运转逐渐变得困难。直到上海封城开始，他的财务状况已是捉襟见肘。

在这时，他想到了那个客户工作的网贷平台，并在五分钟后拿到了第一个九千元——没什么审核，没什么约束，甚至看起来没什么代价。网贷平台表达了对他现状的极大理解：谁没有个困难时候。王先生很满意。

“下钱太容易了，你都很难觉得这些网站、或者这个模式有问题，”王先生这样说。

在用贷养贷的几年里，他沉浸在“下个月工资发了就能填上”的想法里，以自己的月薪为尺，去丈量自己借贷的边界——但如果每个月的工资都被超前取出，但凡遇上搬家、生病，自己的财务状况就会崩溃，但没有任何借贷平台会去警告他“按需借钱”。

实际上，以王先生的经验来看，从疫情期间由于工资紧缩而借贷、到后来打算一口气借出四十万，这个“需”也是可以被创造的：“网贷来钱太快了，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钱，但是很容易让我觉得没钱能过，但是有钱会更好。”

如今回忆起不断贷钱的日子，他觉得自己生活的关键词变成了“欲望”。

当时的自己如同“赌狗”，总以为还款的那一天不用那么早到来——而实际上，他也没有用这笔钱买下任何“能升值的东西”、或者他真正需要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