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開始的四年時間裡，王先生輾轉從上海換到西安工作，亦陸續從9個網貸平台中借出共14萬元人民幣進行「生活周轉」。當他嘗試進入第十個網貸平台時，他打算一次借一個「大的」——四十萬。

四十萬不是一個網貸平台願意給一個累貸用戶借出的金額，王先生於是把目光投向身邊的一個女性朋友——用信用良好的女性朋友作擔保。

這種行為一般被稱為「AB貸」，聯合操作下，網貸平台有可能借出40萬，但王先生的朋友也會因為參與其中而自己也背上貸款。

輔一開口，即便王先生如何努力渲染自己「需要錢」、「借錢不難」、「沒有風險」，王先生的朋友依然很快意識到「這是一個無底洞」，利息很高，且「AB貸」兩端的人都不能從中脫身。

王先生咬定「這只是一個以貸養貸的游戲」，不斷向朋友解釋網上貸款平台在追債問題上有「多麼愚蠢、無力」，而貸款人「遠比借貸平台更聰明」：用B平台的錢還A平台，再從C借錢去還B，輾轉十余個平台，只要互相套現的平台足夠多，這筆錢就可以一直在賬單上滾來滾去、而不用真的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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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認真向朋友解釋「白嫖」網貸平台並非難事，但失敗了。他的朋友以「雙方坦誠以促進合作」為由要求王先生拉出過去四年的所有借貸記錄累計。

長長的賬單打印出來擺在桌上，朋友拿筆一個一個給他算，王先生這才意識到如果這筆40萬借出來，他的債務情況將直接崩盤無回頭路——一個工資在一萬到三萬之間浮動、沒有存款也沒有家庭支持的人沒有人可能以任何形式償還一筆滾雪球一樣的債單——「沒有人可以一直幸運」。

賬單擺在面前，他如夢初醒：「原來已經借了這麼多，原來這是錢，不是數字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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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借錢？

抖音、快手、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和王先生共享僥幸心態不斷借錢的人並不少，債務危機一次爆發後面臨還貸壓力的他們在社交平台上記錄自己的「還貸」經歷。

研究諮詢公司龍洲經訊的數據顯示，僅2024年，中國估計有2500萬至3400萬人拖欠個人貸款，這個數字相較疫情開始的前一年，即2019年的情況，已經翻了一倍。這個數據還顯示，如果算上逾期但尚未達到違約的貸款，風險借貸人的數量能膨脹到6100萬至8300萬——相當於15歲以上總人口的5%到7%。

網上借貸業務部門從業者對BBC中文表示，25到40歲之間的男性是他們的主要目標用戶，他們借錢的用處一般分為兩類：一種是像王先生這樣用於日常消費周轉，一種是用於大額開支，比如賭博。

「但一般來說，我們都面向那些不願意向大機構借錢、或者已經刷爆卡的人，」這位從業者如此表示。由於職業保密需要，她要求匿名接受BBC中文訪問。「男性佔了絕大多數。女性消費者一般還是偏謹慎，相應的，她們還款概率也更高，信用比較好，我們也願意多給她們下一點錢。」

借貸成為熱門產業

自新冠疫情以來，中國經濟形勢低迷，發展動力不足。從地方政府到老百姓，財政普遍吃緊，消費降級這個新詞貫穿了2022年以來的中國。中國政府曾宣布多重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舉措，收效寥寥——王先生所代表的數萬市民已經到了需要借錢消費的地步。

金融公司從業者對BBC中文匿名表示：從行業調研和市場反饋來看，本作為銀行貸款業務補充出現的民間借貸、以及近年來讓王先生深陷其中的互聯網貸款呈現出勃勃生機，這「毋庸置疑」。背靠阿里巴巴的「花唄」、背靠京東的「白條」，這些大網貸機構借貸業務蒸蒸日上，中小平台也飛黃騰達。

在這些驚人數據的背後，是金融服務平台不斷縮減「借貸感」、基於中國公開大數據建模得出的風險控制模型的結果，目的是促進借貸、促進消費——這實際上詭異地與中國當局近年來不斷加以鼓勵的促進消費氛圍不謀而合。

「只要不暴力催收，從廣告到收利息，整個產業都是合法的，只是不怎麼道德，」一名券商這樣告訴BBC中文。

從業者解釋，貸款平台一般可以簡單分成三大類，大貸平台就是依靠京東、阿里巴巴的產品，比如「花唄」和「白條」，它們和信用卡有互為替代關系，約束力強，有比較嚴格的資質審核。中型貸款平台就包括「拍拍貸」這樣的互聯網貸款平台，小型貸款平台包括比「拍拍貸」更小的平台、以及高利貸。

和銀行貸款項目比起來，也就是信用卡、房貸、車貸等，互聯網貸款嘗試去托舉更小額、更日常的消費行為。信用卡和房車貸審核動輒花費數周，而對於互聯網貸款來說——從申請到錢款到賬，耗時五分鐘都叫「太長」，叫「不專業」。

簡單來說，為了和銀行貸款、大貸款平台競爭，中小型貸款平台不斷用「低風險」、「短時間」、「輕松」來做廣告區分。

但實際上，來自網貸的錢款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一旦到賬，用戶不能返還，而且必須面對強制分期付款以保障利息的條款。

網貸平台的利息較銀行更高——高到什麼程度呢？王先生告訴BBC中文，以他的借貸經歷舉例，如果他從京東、阿里巴巴這樣的平台借走一萬元，那麼他最終可能需要分期共返還一萬一千元。但如果同樣從中小網貸平台借走這筆錢，他可能需要分期共返還一萬三千元。

即便如此，中國官方媒體近年來熱衷於報道網貸平台放出高利貸的案例。以《澎湃新聞》為例，今年3月其發布一篇報道稱，一家網貸平台放出的1560元借款僅在17天內即利息累計到13764元——這就是高利貸。

民間借貸的司法保護利率，也就是被允許的利率，一般以市場報價利率LPR的四倍為上限。

今年8月20日，中國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關於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將高利貸行為定為刑事犯罪，從嚴打擊。這條新規明確了一條紅線：實際年利率不能超過36%。

中國金融從業者告訴BBC中文，這項政策在業內多被討論為「敲打」，是一種對於從業人員「打包」金融理財產品銷售的規束，實操中的意義遠大於「高利貸入刑」這一件事本身，而是告訴所有從業者：當局確實重視拉高內需消費，但要在一條線內進行操作。

扎眼的廣告

「正規與否、具體怎麼落實『正規』這個要求最終還是平台自己的事情，但是對於觀眾來說，這個體驗感就不一樣了，」王先生這樣說。

實際上，各個互聯網貸款平台的廣告是中國近年來出現頻次最高的廣告內容之一，和求職軟體廣告、二手交易廣告一起，成為中國互聯網上廣告界的三巨頭，橫跨各個品類、多種風格博主接連出現。

以被中國官方定義為「青少年友好網站」的視頻網站Bilibili為例，小額借貸平台廣告並不少見，且常常出現在首頁顯眼位置，配文字為「三萬五萬的小錢就不用去求人啦」。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友好網站」在中國的定義是，當一個未成年人造訪這個網站的時候，屏幕上所顯示的所有內容都必須是正面積極、有利於青少年心理健康引導的。由此，投放在這一類平台上的廣告等內容有特別的審核要求。但反過來，深諳此理的民眾更容易相信此類網站上的廣告內容——審核部門的存在吊詭地看起來起到了給廣告背書的作用。

這些廣告無孔不入，一些用戶告訴BBC中文，哪怕是修圖軟件都有可能遭遇開屏廣告——雖然是「搖一搖」才會跳轉到軟件商店下載網貸平台界面，但實際上稍有晃動幅度即直接跳轉，防不勝防，存在感極高。

BBC中文對話的所有中國金融從業者都提起「拍拍貸」這家網貸公司，並以此作為分界點。而「拍拍貸」的網站首頁上，佔據了半篇畫幅的是中國國家舉重隊的照片——僅是廣告又或是代言無從查證。

但實際上，公開資料亦顯示，拍拍貸不僅在2024年和國家舉重隊有合作，和《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亦有聯動——哪怕早在2021年，由於高利息、暴力催收、隱私洩露，中國媒體曾多次曝光稱數萬人投訴「拍拍貸」，在今天，中國國家舉重隊依然在為這家被多個中國官媒以及金融從業者指為「臭名昭著網貸平台」的「拍拍貸」背書。

再去看這些借貸廣告的實際內容，三五萬乍看似乎只是一個數字大小，但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剛過4萬，「三萬五萬」在這個語境下作為「小錢」事實上站不住腳。而「求人」又精准命中了中國民眾的社交心理——找人借錢亙古就是兄弟離心的話題。短短一句話命中兩個民眾心理弱點，又悄然出現在青少年友好網站上，顯得輕巧又正式。

在抖音等短視頻平台上，一些粉絲量很高的博主也經常接借貸平台廣告，常出現的廣告詞包括但不限於「很快就能下錢」、「輕松」、「不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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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松「下錢」，強制借貸

這些平台所言非虛，從王先生的經驗來看，從打開網站到錢款到賬，前後最多花費5分鐘——並不是虛假廣告。

王先生所接觸的9個不同貸款平台對於他的資質審核僅包括：姓什名誰，年齡幾何，家住哪裡，個人照片生物驗證——這就結束了。

區別於銀行貸款的強資質審核，從申請詳細貸款項目篩選到填表要經歷繁雜的過程，民間借貸顯得有些過於輕巧，甚至大方。

王先生回憶，有一次他為了應急，想要借出6000塊。平台在簡單審核他的個人信息——也就是他的姓名、年齡、性別、居住地以及確定生物信息為本人之後，直接給他打了12000元到銀行卡上，並規定分三期還款。

你要借，我就給。 中國當前的民間借貸竭力呈現的姿態和政府嘗試推動民眾消費、拉動內需的決策方向保持一致，從數據上看也確實大有效果：艾瑞咨詢公司的調研報告指出，相較於此前中國人主要為置業借貸，2015到2020年期間，中國金融機構中消費貸比例顯著上升，借貸市場明顯活躍。

中國一頭部證券公司券商金融公司從業者楊女士告訴BBC中文，她曾在一個背靠大平台的信貸機構工作。由於工作保密需要，她要求匿名接受訪問。

「覺得下錢快就對了，這是我們當時的一個業務重點——讓借貸人覺得借貸沒有門檻，而且要竭力減少用戶對於借貸這件事本身的感知力，」楊女士這樣說。「這就是我們產品的優勢。區別於傳統借貸，我們就是要把下錢這件事縮短到幾十秒內，即便如此，借多少、分多少錢，風險控制怎麼處理，背後是各種大數據、人工智能還有各種金融量化風險的技術在裡面。」

「信息公開到今天，一個人能掙多少錢，有多大還款能力，其實已經不需要一對一去核實了。」

「不借也好，但借了會更好」

回顧第一次通過網貸平台拿錢的場景——就像大部分在消費上略顯保守的中國人，王先生對這個略顯灰色的產業還有些忌憚，甚至覺得有點「荒謬」。

王先生在銷售行業工作。雖然他本人並不購買奢侈品，也沒有固定大額開銷，比如養老或者給小孩付補課費這樣的中年男性借貸常有的情景，但他經常在一些聚會上出沒。席間，一瓶酒的價格是一千二，一晚酒會的開銷是三千，出行打車的費用是一百五——這些「半大不小」的賬單的累積分散在他生活的每一個方面。

他曾接待過的一位顧客總是在朋友圈發借貸平台的廣告，他一度覺得「很好笑」。但不久後，疫情封控增多，他的工作開始放緩，他要維持正常的生活運轉逐漸變得困難。直到上海封城開始，他的財務狀況已是捉襟見肘。

在這時，他想到了那個客戶工作的網貸平台，並在五分鐘後拿到了第一個九千元——沒什麼審核，沒什麼約束，甚至看起來沒什麼代價。網貸平台表達了對他現狀的極大理解：誰沒有個困難時候。王先生很滿意。

「下錢太容易了，你都很難覺得這些網站、或者這個模式有問題，」王先生這樣說。

在用貸養貸的幾年裡，他沉浸在「下個月工資發了就能填上」的想法裡，以自己的月薪為尺，去丈量自己借貸的邊界——但如果每個月的工資都被超前取出，但凡遇上搬家、生病，自己的財務狀況就會崩潰，但沒有任何借貸平台會去警告他「按需借錢」。

實際上，以王先生的經驗來看，從疫情期間由於工資緊縮而借貸、到後來打算一口氣借出四十萬，這個「需」也是可以被創造的：「網貸來錢太快了，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錢，但是很容易讓我覺得沒錢能過，但是有錢會更好。」

如今回憶起不斷貸錢的日子，他覺得自己生活的關鍵詞變成了「欲望」。

當時的自己如同「賭狗」，總以為還款的那一天不用那麼早到來——而實際上，他也沒有用這筆錢買下任何「能升值的東西」、或者他真正需要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