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贾嘉慧在澳门治权移交当晚嚎啕大哭。那年她17岁，被邀请在澳葡政府告别仪式上，给末代总督韦奇立（General Vasco Joaquim Rocha Vieira）表演空手道。

表演结束回家，她和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直播。踏正十二点，红绿色的葡萄牙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她的泪流了下来，“我是有点不开心、是不舍得的”。她觉得一切好像从此不一样。

今年42岁的贾嘉慧是第八代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指在澳门出生、拥有葡萄牙血统的人。在殖民时期，他们精通两文、教育程度高，既在政府担任要职，又游走商界专业，社会影响力强。但贾嘉慧说，1999年澳门站在历史中央，未来社群如何被界定是一个未知，“会不会回归后，有些人觉得现在我们中国人话事，就要对付这班土生葡人呢？”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 Institute）研究员卡洛斯·皮特拉（Carlos Piteira）曾经形容：“土生葡人的历史，就是澳门的历史。”但这些活历史正在消散。根据澳门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2021年土生葡人仅剩13021人，占总人口不到2%——这一数字在1998年是4.5%。

过去25年，不同的葡人在这个城市流动与扎根，见证政经变化。BBC中文访问数名葡人，当中有土生葡人在移交前夕离开澳门，有人选择在留下来静看大潮变化，也有葡国人因欧债危机，误打误撞来到澳门，最后却抱着失望痛心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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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再回来

自1993年开始，澳门每隔三年都会举办一次“土生葡人大会”。这个会议旨在凝聚全球土生葡人社群，回乡审视现况。今年的大会在12月1日举行，为历年最多人参与的一次，有1200人。卡洛斯特意从里斯本飞回来参加。他今年68岁，一头白头，但当谈起土生葡人与世界势态，语速仍然飞快。

刚步进餐厅，他用流利广东话向侍应说：“我哋坐呢度（我们坐在这里）。”卡洛斯回过头笑着说，“也许我拥有的最好的礼物，是我妈妈一直让我记住澳门和广东话。在葡萄牙的家里，我经常说广东话。”

卡洛斯在澳门出生，父亲是葡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60年，他举家搬返里斯本。卡洛斯对澳门的记忆很淡薄，但他总是觉得自己的“根源就在这里”。1991年，澳门电力公司邀请卡洛斯担任人事总监，“我有机会回到澳门，为何不呢？”他马上答应。

当时卡洛斯正修读人类学硕士，研究变动时期中的土生葡人。回到澳门之后，他跟很多人聊天，发现社会正瀰漫各种复杂情感。“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回归很好；对葡萄牙人而言也很好，因为他们完成了工作使命，就像‘出埃及记’一样，可以回去葡萄牙。”

“但夹在中间，是我们土生葡人”。卡洛斯形容，那是土生葡人第一次对未来感到害怕。

葡萄牙殖民澳门442年间，土生葡人担任华人与澳葡政府之间的桥梁，备受重视。但移交临近，他们害怕自己的特殊地位迎来剧变。“站在中国角度，现在我们不需要葡萄牙了，我为什么还需要土生葡人？我可以改变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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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葡萄牙政府为近6000名公务员想好后路，给他们三种选择：纳入葡国编制、提前退休拿补偿金，或者继续留在特区工作。至于身份问题，土生葡人可根据自己意愿，选择中国国籍或葡萄牙国籍。

不过根据澳门大学1994年一份调查，只有不到3%土生葡人觉得《基本法》有足够保障，而认为不足够的则有超过36%。“我们可能有一半人跑回葡萄牙，他们在那里买了房子，结束在澳门的时光，”卡洛斯回忆。

但贾嘉慧没有离开。他们一家曾在1991年移民加拿大，1995年回流澳门。“那时候一直在想着，我们多留一年就走了，谁知道留着留着，到现在都没有走。”之后她在澳门理工大学升读中英翻译学系，毕业后成功自荐进入政府，担任翻译工作二十年。

“也许是在2001年至2010年之间，土生葡人又获得了自信，”卡洛斯说，“他们感觉过渡后的澳门很安全，很多事没有改变，甚至打开了生意之门，所以离开的人觉得也许是时候回到澳门了。”

曾有一个时候，所有事情都很有希望

根据澳门理工大学学者欧雯巧（Vanessa Amaro）的研究，在2010年左右，澳门还重新迎来了一波葡萄牙人。

当年葡萄牙深受欧债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崩溃、失业率倍升，不少人把目光投向前殖民地澳门——那时候，澳门每年都有新赌场建成，赌场收益早已超过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2011年8月10日，伊内斯·贡萨尔维斯（Inês Gonçalves）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从里斯本来到澳门机场。那年她25岁，读完国际新闻硕士，想找一份海外的记者工作。“我网上投了几百万份履历，他们要我，我就来了。”

一份本地葡文报社请了她。此前，伊内斯对这里一无所知，“我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但是她感到澳门“非常有趣”，“人们在争论要不要普选，这是一个好制度还是不好制度。如果你来自欧洲，这是一个已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再争论了。”2012年，立法会在讨论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这对伊内斯来说，“好像在研究政治制度的起源一样，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气氛。”

在澳门当记者，伊内斯觉得曾经“我们有100%的自由”。澳门几乎所有媒体都受政府资助，但葡文媒体被认为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没有人看得懂，它没有影响力，”伊内斯笑着说。澳门是一个新鲜的地方，从政治、体育到美食，她什么都可以写，而这里好像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2014年，澳门发生“反离补运动”，两万人上街反对时任特首提出的离任补偿法案。“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所有事情都很乐观，你会有一种想法，好像一些东西正在改变。”伊内斯托着头感慨说，“但几年之后，你感觉到‘这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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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总是慢慢发生，但她感觉转捩点在2019年。当年6月，港府因修订《逃犯条例》引爆示威浪潮。“维护国家安全”后来成为特区首要任务。澳门政府也开始加强社会控制，一切都变得非常敏感。“我们不能批评任何事，我们不能谈论中国政治、香港政治。一切都必须非常爱国”。

2021年，“六四”集会被法院判定违法，之后23名民主派立法会候选人被撤销参选资格，“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对吧？”伊内斯反问，但澳门人不愿意再谈论它，社会气氛变得异常压抑，“一切都是敏感的、政治敏感的。”

“我入你屋企，要不要脱鞋？”

面对政治和社会气氛的变动，土生葡人高天赐有着不同的感受，“我觉得（澳门人）越来越开心。”

他今年67岁，曾在主权移交后担任经济局知识产权厅厅长。目前是澳门公职人员协会理事会主席，也是澳门首位土生葡人议员，自2005年担任至今19年。

高天赐有着一张混血脸孔，一开口却是流利广东话。他的父母在葡萄牙印度殖民地果亚出生，后来移居澳门。在移交过后，土生葡人大多变得政治冷感，但高天赐却积极参选立法会议员。他批评议会内大部份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没有人代表我们公务员，”他连说两遍。所以参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公务员和市民争取福利。

在议会中，高天赐曾提出多项具争议的法案，又在“六四致意动议”、“辩论普选特首”等敏感议案表决时，与传统民主派站在同一阵线，一度被社会归为民主派。但在“DQ”（即撤销资格）事件过后，高天赐明显小心很多，“很多人标签了我是民主派，但我自己觉得是自由派，你没有自由就做不到事，你很难去生存。”

对于被“DQ”的人，他说自己“没有条件评论他们的行为”，只想做好自己的本份。但他觉得自己仍然有自由，“（议会内）骂官员骂得最厉害就是我，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有这种自由去讲这些说话。”不过，当被问及澳门近年的变化和看法，他这样回答——

澳门是否越来越靠近中国？高天赐回答，“没有，我靠近泰国多。”他把话题拉开，说自己经常坐飞机到泰国吃饭。

那么澳门25年来的自由度有收窄吗？“没有，你看我多开心，”他发出一阵高亢笑声。

访问在他的议员办公室进行，在他的背后，有一张候任特首岑浩辉会见土生葡人团体的照片，照片中的高天赐就坐在岑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