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賈嘉慧在澳門治權移交當晚嚎啕大哭。那年她17歲，被邀請在澳葡政府告別儀式上，給末代總督韋奇立（General Vasco Joaquim Rocha Vieira）表演空手道。

表演結束回家，她和媽媽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直播。踏正十二點，紅綠色的葡萄牙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起，她的淚流了下來，「我是有點不開心、是不捨得的」。她覺得一切好像從此不一樣。

今年42歲的賈嘉慧是第八代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指在澳門出生、擁有葡萄牙血統的人。在殖民時期，他們精通兩文、教育程度高，既在政府擔任要職，又遊走商界專業，社會影響力強。但賈嘉慧說，1999年澳門站在歷史中央，未來社群如何被界定是一個未知，「會不會回歸後，有些人覺得現在我們中國人話事，就要對付這班土生葡人呢？」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東方研究所（Orient Institute）研究員卡洛斯·皮特拉（Carlos Piteira）曾經形容：「土生葡人的歷史，就是澳門的歷史。」但這些活歷史正在消散。根據澳門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2021年土生葡人僅剩13021人，佔總人口不到2%——這一數字在1998年是4.5%。

過去25年，不同的葡人在這個城市流動與紮根，見證政經變化。BBC中文訪問數名葡人，當中有土生葡人在移交前夕離開澳門，有人選擇在留下來靜看大潮變化，也有葡國人因歐債危機，誤打誤撞來到澳門，最後卻抱著失望痛心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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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再回來

自1993年開始，澳門每隔三年都會舉辦一次「土生葡人大會」。這個會議旨在凝聚全球土生葡人社群，回鄉審視現況。今年的大會在12月1日舉行，為歷年最多人參與的一次，有1200人。卡洛斯特意從里斯本飛回來參加。他今年68歲，一頭白頭，但當談起土生葡人與世界勢態，語速仍然飛快。

剛步進餐廳，他用流利廣東話向侍應說：「我哋坐呢度（我們坐在這裡）。」卡洛斯回過頭笑著說，「也許我擁有的最好的禮物，是我媽媽一直讓我記住澳門和廣東話。在葡萄牙的家裡，我經常說廣東話。」

卡洛斯在澳門出生，父親是葡國人，母親是中國人。1960年，他舉家搬返里斯本。卡洛斯對澳門的記憶很淡薄，但他總是覺得自己的「根源就在這裡」。1991年，澳門電力公司邀請卡洛斯擔任人事總監，「我有機會回到澳門，為何不呢？」他馬上答應。

當時卡洛斯正修讀人類學碩士，研究變動時期中的土生葡人。回到澳門之後，他跟很多人聊天，發現社會正瀰漫各種複雜情感。「對於中國人來說，他們覺得回歸很好；對葡萄牙人而言也很好，因為他們完成了工作使命，就像『出埃及記』一樣，可以回去葡萄牙。」

「但夾在中間，是我們土生葡人」。卡洛斯形容，那是土生葡人第一次對未來感到害怕。

葡萄牙殖民澳門442年間，土生葡人擔任華人與澳葡政府之間的橋樑，備受重視。但移交臨近，他們害怕自己的特殊地位迎來劇變。「站在中國角度，現在我們不需要葡萄牙了，我為什麼還需要土生葡人？我可以改變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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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葡萄牙政府為近6000名公務員想好後路，給他們三種選擇：納入葡國編製、提前退休拿補償金，或者繼續留在特區工作。至於身份問題，土生葡人可根據自己意願，選擇中國國籍或葡萄牙國籍。

不過根據澳門大學1994年一份調查，只有不到3%土生葡人覺得《基本法》有足夠保障，而認為不足夠的則有超過36%。「我們可能有一半人跑回葡萄牙，他們在那裡買了房子，結束在澳門的時光，」卡洛斯回憶。

但賈嘉慧沒有離開。他們一家曾在1991年移民加拿大，1995年迴流澳門。「那時候一直在想著，我們多留一年就走了，誰知道留著留著，到現在都沒有走。」之後她在澳門理工大學升讀中英翻譯學系，畢業後成功自薦進入政府，擔任翻譯工作二十年。

「也許是在2001年至2010年之間，土生葡人又獲得了自信，」卡洛斯說，「他們感覺過渡後的澳門很安全，很多事沒有改變，甚至打開了生意之門，所以離開的人覺得也許是時候回到澳門了。」

曾有一個時候，所有事情都很有希望

根據澳門理工大學學者歐雯巧（Vanessa Amaro）的研究，在2010年左右，澳門還重新迎來了一波葡萄牙人。

當年葡萄牙深受歐債危機影響，國內經濟崩潰、失業率倍升，不少人把目光投向前殖民地澳門——那時候，澳門每年都有新賭場建成，賭場收益早已超過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

2011年8月10日，伊內斯·貢薩爾維斯（Inês Gonçalves）拖著一個大行李箱，從里斯本來到澳門機場。那年她25歲，讀完國際新聞碩士，想找一份海外的記者工作。「我網上投了幾百萬份履歷，他們要我，我就來了。」

一份本地葡文報社請了她。此前，伊內斯對這裡一無所知，「我必須從頭開始學習」。但是她感到澳門「非常有趣」，「人們在爭論要不要普選，這是一個好制度還是不好制度。如果你來自歐洲，這是一個已解決的問題，沒有人再爭論了。」2012年，立法會在討論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法》。這對伊內斯來說，「好像在研究政治制度的起源一樣，我真的很喜歡這樣的氣氛。」

在澳門當記者，伊內斯覺得曾經「我們有100%的自由」。澳門幾乎所有媒體都受政府資助，但葡文媒體被認為有更大的自由度。「因為沒有人看得懂，它沒有影響力，」伊內斯笑著說。澳門是一個新鮮的地方，從政治、體育到美食，她什麼都可以寫，而這裡好像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2014年，澳門發生「反離補運動」，兩萬人上街反對時任特首提出的離任補償法案。「我覺得在那個時候，所有事情都很樂觀，你會有一種想法，好像一些東西正在改變。」伊內斯托著頭感慨說，「但幾年之後，你感覺到『這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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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總是慢慢發生，但她感覺轉捩點在2019年。當年6月，港府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爆示威浪潮。「維護國家安全」後來成為特區首要任務。澳門政府也開始加強社會控制，一切都變得非常敏感。「我們不能批評任何事，我們不能談論中國政治、香港政治。一切都必須非常愛國」。

2021年，「六四」集會被法院判定違法，之後23名民主派立法會候選人被撤銷參選資格，「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對吧？」伊內斯反問，但澳門人不願意再談論它，社會氣氛變得異常壓抑，「一切都是敏感的、政治敏感的。」

「我入你屋企，要不要脫鞋？」

面對政治和社會氣氛的變動，土生葡人高天賜有著不同的感受，「我覺得（澳門人）越來越開心。」

他今年67歲，曾在主權移交後擔任經濟局知識產權廳廳長。目前是澳門公職人員協會理事會主席，也是澳門首位土生葡人議員，自2005年擔任至今19年。

高天賜有著一張混血臉孔，一開口卻是流利廣東話。他的父母在葡萄牙印度殖民地果亞出生，後來移居澳門。在移交過後，土生葡人大多變得政治冷感，但高天賜卻積極參選立法會議員。他批評議會內大部份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沒有人代表我們公務員，」他連說兩遍。所以參選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公務員和市民爭取福利。

在議會中，高天賜曾提出多項具爭議的法案，又在「六四致意動議」、「辯論普選特首」等敏感議案表決時，與傳統民主派站在同一陣線，一度被社會歸為民主派。但在「DQ」（即撤銷資格）事件過後，高天賜明顯小心很多，「很多人標籤了我是民主派，但我自己覺得是自由派，你沒有自由就做不到事，你很難去生存。」

對於被「DQ」的人，他說自己「沒有條件評論他們的行為」，只想做好自己的本份。但他覺得自己仍然有自由，「（議會內）罵官員罵得最厲害就是我，所以我覺得很開心，有這種自由去講這些說話。」不過，當被問及澳門近年的變化和看法，他這樣回答——

澳門是否越來越靠近中國？高天賜回答，「沒有，我靠近泰國多。」他把話題拉開，說自己經常坐飛機到泰國吃飯。

那麼澳門25年來的自由度有收窄嗎？「沒有，你看我多開心，」他發出一陣高亢笑聲。

訪問在他的議員辦公室進行，在他的背後，有一張候任特首岑浩輝會見土生葡人團體的照片，照片中的高天賜就坐在岑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