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1年以来,全球稻米产量成长了2.5倍,而日本则反其道而行,给农民掏补助金,让他们减产足足4成,粮食自给率下降可谓情理之中。在二战前,推翻了农林省减耕方案的是陆军省。事实上,减耕与安保是背道而驰的政策。
如果废除减耕政策,日本可以生产1700万吨稻米。国内消费700万吨,出口1000万吨,这样即使国内供需发生变化,也只需要调整出口量,就能解决问题。
目前,日本与美国加州稻米几乎已经不存在差价,有时日本米甚至更便宜。如果废除减耕政策,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推动出口的成长。如果产量超过国内消费量,多余部分用于出口,那么该作物的自给率将超过100%。稻米的自给率可达到243%,粮食整体的自给率将超过60%。最有效的粮食安保政策,便是废除减耕,增产稻米并推动出口。平时出口稻米,一旦出现进口中断的危机,就将原本用于出口的稻米转为国内消费。现在,日本为了储备米每年需要花费500亿日圆,但是如果采取上述方案,平时的出口米实际上就能起到无偿的储备作用,无需增加财政负担。
然而,日本无法废除减耕政策,因为这是JA发展的基础。高米价留住了成本高昂的小型兼职农户。这些农户将超过其农业收入4倍以上的非农业收入(如薪资收入)存入JA银行。此外,这些对农业失去兴趣的农户,将他们的农地转为宅地出售,并将获得的巨额收益也存入了JA银行,这使JA发展成为存款总额超过100兆日圆的巨型银行。透过减耕抬高米价,维系兼职农户,加之JA是日本唯一可以同时经营银行业和其他业务的法人,两者交织在一起,推动了JA的发展。
但是,承担了减耕补助成本的纳税人,支付著高昂粮价的消费者,因交易量减少而倒闭的中小型稻米批发商,因小型兼职农户的存续而无法扩大规模的全职农户,在进口一旦中断的危机时刻失去粮食供应保障的国民——所有这些人都是现行农业政策的牺牲品。尤其是没有政治影响力的稻米销售商,他们无力抗议农业政策,只能关门倒闭。日本国宪法第15条第2项规定“所有公务员都是为整体服务,而不是为一部分人服务”,农林水产省的行为显然是违反宪法的。
有观点指出,米价下跌会导致稻米生产难以为继。然而,为了维持稻米生产而减少产量(即“减耕”),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美国和欧盟早已改革保障农户收入的措施,由保护农产品价格,转为政府向农户直接支付津贴。即便米价下跌,只要向全职农户直接支付费用,那么不仅是全职农户,透过向其出租耕地获得租金收入的兼职农户也能从中获益。如果采取这种政策,财政负担仅1500亿日圆便足以。
过去,农民在收完小麦后,6月开始插秧,但由于受到农户兼职化的影响,插秧时间提前到了日本黄金周连假期间,复作随之消失。如果恢复到原来的插秧时间,10月收割水稻,那么既能避免高温带来的生产风险,也能增加小麦产量,进一步提高粮食自给率。
从国民的利益出发,政府应该废除减耕,实行直接支付,恢复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