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岩永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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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陶宛末代国王明道加斯二世既不是立陶宛人，也不会立陶宛语。明道加斯二世是德国的乌拉赫公爵威廉·卡尔，在1918年7月被立陶宛民族委员会（塔利巴）推举为国王。明道加斯二世在利希滕斯坦城堡里学习立陶宛语，以便将来统治他的王国。教皇本笃十五世还写信祝贺这位天主教徒。然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局已定。还没等他去立陶宛，他就在十一月革命的浪潮中被立陶宛当局废黜。他的孙子伊尼戈在2009年访问了立陶宛，并表示如果立陶宛人民同意，他愿意担任国王，而且是握有实权的国王。立陶宛的君主主义者欢迎伊尼戈的来访，并承认他是立陶宛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立陶宛国王明道加斯二世
2.立陶宛总统安塔纳斯·斯梅托纳，1902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法学院，是克伦斯基、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老学长。老学长斯梅托纳虽然是法学院毕业的，但是并不怎么把法律当回事。1926年12月，他发动军事政变，废黜了总统卡济斯·格里纽斯，逮捕并杀害了立共领导人卡罗利斯·波热拉、尤扎斯· 格赖芬贝格里斯、拉波拉斯·恰尔纳斯、卡吉斯·格德里斯，建立了长达十三年的威权主义统治。他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对意大利法西斯的赞赏，并认为议会是没有效率的政治机构。1940年6月，在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后，他带着家人匆匆逃往德国，后前往美国定居。今天的立陶宛当局在他喜欢的度假胜地帕兰加为他建了一座纪念碑，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出席了揭幕仪式。
立陶宛总统安塔纳斯·斯梅托纳
3.战间期的立陶宛和波兰可谓矛盾重重。维尔纽斯被波兰占领，这使得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仇视波兰。在土地改革中，立陶宛当局没收了波兰地主的大片土地。波兰人护照上的姓氏被立陶宛化。立陶宛的学校给学生阅读的《塔杜施先生》是“删去了所有指涉波兰和波兰人的地方”的删节译本。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波兰社会出现了“立陶宛是波兰的奥地利”这样的言论。在波兰-立陶宛冲突中，立陶宛被迫放弃了对维尔纽斯的主权声索。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立陶宛人。在苏联红军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立陶宛人“对波兰地主遭到报应感到非常高兴”。有趣的是，斯梅托纳的妻子就是波兰人。
1939年10月，立陶宛军队进入维尔纽斯
4.苏联红军进入立陶宛后，许多犹太人拿着鲜花在街头欢迎他们，这是因为立陶宛的犹太人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很难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学习，遭受就业歧视等。立陶宛民族主义者更加憎恨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帮凶”。立陶宛民族主义组织“立陶宛活动家阵线”宣称：
犹太人一直与立陶宛人民格格不入。在俄罗斯的两次占领期间，他们都表明，他们无耻地转而为更强大的人服务，并帮助压迫立陶宛人民，他们甚至敢于公开侮辱和蔑视立陶宛人民。
1941年红军撤离考纳斯后，当地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就开始抢劫、殴打、强奸甚至杀害犹太人。许多立陶宛民族主义者积极地同德国侵略者合作，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甚至令德国人都感到惊讶。绝大多数的立陶宛犹太人在战争中丧生。许多幸存者参加了立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抵抗运动。
立陶宛女游击队员
5.斯梅托纳在1940年逃往德国，倒不一定是怕死。实际上，他在接到苏联的最后通牒后还打算组织抵抗，只不过军方领导人文采斯·维特考斯卡斯、斯塔西斯·拉什蒂基斯都认为抵抗是徒劳的，内阁大多数成员也是这么想的。他不得已根据宪法第71条将总统权力移交给总理安塔纳斯·梅尔基斯，因为“俄国人会强迫他签署各种文件，从而使立陶宛布尔什维克化”。他带走了大量的文件和自己的银行存款。跟他一起逃往德国的还有国防部长卡济斯·穆斯泰基斯。财政部长埃内斯塔斯·加尔瓦瑙斯卡斯在逃亡后抨击了斯梅托纳弃国而逃的行为：
令人愤怒的是，在最艰难、最不幸的时刻，作为军队和国家的领导人，长期在位的共和国总统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推卸责任并逃走，抛弃了土地和国家。
加尔瓦瑙斯卡斯的话也代表了很多立陶宛流亡者的想法。斯梅托纳的威望一落千丈。在定居美国后，他宣称自己“仍然是立陶宛共和国的合法总统”。1944年1月，他死于一场火灾。
立陶宛总理安塔纳斯·梅尔基斯
6.立陶宛人对苏联红军的到来没有那么反感。尽管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宣称在街头欢迎红军的都是犹太人，但事实是欢迎队伍里既有犹太人，也有立陶宛人。根据当事人的回忆，立共党员发动了身边的人去欢迎。也有自发去欢迎的立陶宛人，因为斯梅托纳政权的垮台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甚至有德国观察家认为“立陶宛人对苏联强加的新秩序表现出的热情远远高于拉脱维亚人或爱沙尼亚人”。叶廖缅科元帅在回忆录里写道：
居民热情而真诚地欢迎我们。尽管斯梅托纳集团进行了反对苏联和红军的恶毒宣传，我们一越过边界就到处看到一张张笑脸，听到对苏维埃国家官兵的祝愿。这说明劳动人民正确理解了所发生的事件。我军战士意识到这点，举止适当地回答群众的欢迎。
叶廖缅科在日记中称自己也收到了鲜花。红军的军纪很好。立陶宛军队也没有抵抗，因为国防部长维特考斯卡斯要求军队以友好的态度迎接红军。
1940年的考纳斯
7.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将法西斯德国入侵看成是复国的天赐良机。立陶宛活动家阵线（LAF）是最活跃的民族主义组织，它的领导人是立陶宛驻德国大使卡济斯·什基尔帕，与德国情报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1941年6月，在阿勃韦尔（Abwehr）的帮助下，它在立陶宛各地发动叛乱。6月23日，叛军首领列昂纳斯·普拉普奥列尼斯在考纳斯电台宣布：
新成立的立陶宛临时政府宣布恢复自由和独立的立陶宛国家。面对全世界的良知，年轻的立陶宛国家热情地承诺在新的基础上为欧洲的组织做出贡献。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残酷恐怖中，立陶宛人民决心在民族团结和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未来。
显然，他们的“民族团结”并不包括犹太人和亲苏的立陶宛人，而所谓“社会正义”更是无从谈起——在普拉普奥列尼斯讲话的时候，无政府状态的考纳斯动荡不安，血流成河。以总理尤扎斯· 安布拉泽维丘斯为首的临时政府颁布了私有化的法令，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临时政府还建立了犹太人集中营。他们把德国人看成是解放者，相信“在德国统治下的新欧洲，所有国家都将被授予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但显然，希特勒分子不是什么存亡继绝的正道战士，对立陶宛复国事业也没有任何兴趣。临时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德国的承认，还被勒令解散。立陶宛民族主义组织被禁止活动。什基尔帕则被软禁在柏林。
立陶宛临时政府总理尤扎斯· 安布拉泽维丘斯
暂时写到这里，关于苏维埃立陶宛的有空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