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经济面貌发生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广泛投资。自从1998年有可比数据开始，中国工商业几乎每个季度都有外资流入。外资进入中国之后，其投资触角深入进了三大产业中的绝大部分。客观来说，对于长期对外封闭和落后的中国，外资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带来中国急需的资金。外资带来了先进的经济和产业理念，提升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程度；外资也带动了社会就业，在2013年的最高峰，外资企业就业人数达到了3000万，占城镇就业人口比重为8%。特别重要的莫过于对于中国科技进步的推动。
外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而西方风险投资的对华加码则助益了中国尖端科技的突破。数据显示，仅美国一国的风险资本在最高峰的2018年，其对华投资总额就达创纪录的485亿美元，募集资金数量则达107笔。
可以说，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而言，外资的积极作用是全方位且深刻的。而外资的大量涌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深度参与，关键意义莫过于推动了中外经济的融合程度和利益一体化程度。受益于中国市场的丰厚收益，外资对于中国市场也日益看重和充满期待。在疫情封控措施解除之后，高盛集团率先发表对中国经济的积极看法并鼓励投资人对华加码。

但是，自2023年以来，外资的整体趋势却是自华抽身，流出中国市场。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去年1—10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870.1亿元人民币，按年下降9.4%。此前数据显示，去年前9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99.7亿元人民币，按年下降了8.4%。自去年6月份以来，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累计按年增速持续为负值。而外商直接对华投资在去年三季度甚至一度沦为负值。美国大量储蓄投资基金也逐步离开中国市场，而风投基金在2022年就创下了31笔的年度最低投资笔数。《华尔街日报》此前分析指出，截至去年9月底，外国企业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金额总计超过1600亿美元，这使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急剧减弱减弱。
为提升吸引力，中国在政策领域内进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调整。今年一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明确宣布，取消银行保险机构的外资股份比例限制，包括取消外资参股、收购、增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限制。现在外国资本可以持有银行保险机构100%的股权，实现完全控股。另外，《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里关于金融业的相关限制措施目前已经完全清零。同时，外资准入门槛也大幅降低。同时，去年10月，中国政府明确提及将会全面取消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中国政府和相关宣传机构也反复表示，中国市场对于外资而言绝对是必选项，而非仅仅只是可选项。但是，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认为，利用市场开放度来吸引外资，过去是可以的，现在则依旧不行，因为重点在于近几年整体形势的变化已经使得外资和中国形成了“离心离德”的基本态势，与中国市场的“离心离德”才是重点，因此外资撤离的整体趋势恐怕难以扭转。
首先，全球市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是一个很强的因素。逆全球化趋势之下政治-经济二者关系的全面易位对外商的“离心离德”影响比较大。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为政治服务，在消费端产生重大作用，彼时中国特别强调招商引资和国际接轨。对于妨碍资金流入的政策制度限制则进行了一系列的积极改革以配合外资需求。中国政府的诚意成功取信了全世界。而现在，中国整体上越发强调政治和安全的重要性。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的新法规大大拓展了安全的边界，令外企感到无所适从。
去年，中国相关部门展开了针对在华外资讯息咨询企业的多轮行动并逮捕数人，甚至限制外国IP地址访问知网等关键讯息网站，正常的讯息流通也受到干扰。并且，针对在华和来华的外企人员，中国相关部门的搜检举措更为频繁和深入，不少外企限制来华人员配备专门的电子设备以避免显露过多讯息，而相关安全举措的繁密使得五分之一的外籍雇员倾向于减少赴华商务旅行，基本是能不去就不去。平心而论，中国的很多举措也是针对外国类似举措的不得已的反制举动，但是安全环境的改变、安全概念的泛化和安全举措的繁密给外企带来了无所适从感，无疑会加强外企对华的离心倾向。

其次，中国市场在规模和经济吸引力方面发生的变化也会逐步促使外企离开。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经济增长率近年来一路走低，市场增长前景日益有限。而同时，房地产市场低迷和随之而来的银行债务的恶化，也意味着中国经济-金融隐患日益严重。
2022年底，全国非银金融企业的存款规模是24.04 万亿，到去年9月份为24.23万亿，增幅仅为0.8%。非银金融企业手里的资金不再增长，这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正在剧烈萎缩的表现，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之所以萎缩，只有一个原因，市场上所有的流动资金都被地方债的化债工程抽干净了。沪指因此一直在3000点的位置上苦苦挣扎。去年地方债的还款压力已经抽干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再加上中国房地产企业在2020年就高达30万亿人民币的恐怖规模和恒大的最终破产，未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危机十分严重。仅这一点就足够令外资心生恐惧。
并且，由于市场不景气和民众消费意愿降低，外企的盈利能力已经减弱。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大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872.1亿元，按年大幅下降22.9%。其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降幅35.7%，下降幅度最大。而这一趋势至今年上半年也仍未出现实质性好转，赚不到钱，自然不可能一条心。
更为深刻的变化莫过于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安邦创始人陈功指出，当下的中国市场机制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和扭曲，整体上将会转变为一种“中央经济模式”。在此模式之下，中央经济不仅仅是管理国有企业，而且还管理民营企业，这也就是说，是国有、民营一把抓，恐怕比计划经济时代的单纯国有经济还要厉害得多。“中央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还在于有一个处于强管理的市场，因为中国毕竟还有民营经济。但现在民营经济正在褪色和转型，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供应”，满足政策需要，不是为了市场！不是创造需求、增长、潜力、资源以及创新这些属于市场的东西，而是要保证“供应”，保证“不乱”，保证控制。市场机制的扭曲和萎缩也意味着机会和可能性的大为减弱，这对于渴望机会和可能性的外资来说注定会加强其离心倾向。

再次，关键案例的刺激作用。在过去“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政府反复强调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应法规，但是在民营企业家看来，万卷条文比不过一个真正客观公正的判例。自疫情结束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扶持民营经济，但是在涉及对公经济纠纷中，民营企业却往往处在不利地位。先有江西企业家向镇政府讨债十年未果，最终独生子病亡且自己也罹患绝症。后有贵州六盘水的以刑化债。一系列负面案例打击了民营企业的信心。
对于外企（含港澳台资企业）也是如此。去年，郭台铭放话要参选“台湾总统”之后，中国大陆迅速启动了针对富士康的税务和土地使用调查，涉及经济规模高达1800亿，但是最后却仅仅只罚款2万元。这种巨大的反差凸显了此次调查的政治意义，而不是仅仅因为税务、土地以及所谓的产业链转移。这一案例表明，对于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企业，尚不能置身事外，那么其余外资企业自然是如履薄冰和欲摆脱“是非之地”了。
第三，外商自身生产方式重组等客观原因。外商、外资离开中国，也有其自身的原因，这一点经常为外界所忽略。比如疫情对供应链和价格产生冲击之后，生产方式的重组，供应链的调整对外商是必然的。因此外商在全球市场重新布局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一种客观的调整。

因此综合来看，外资的这种“离心离德”既有原因，也是明显的趋势；既有外资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既是中国的市场，也是世界的事情。现在甚至墨西哥总统在大选中，也将大力吸引从中国撤离的外资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实际除了墨西哥之外，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也都是这种态度，而且他们还往往都有相应的政策配套。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言，外资企业的作用都是十分巨大的，它们促进了中国市场机制的完善，提升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加强了中国雇员的专业化水平并促进了中国就业。可以预见的是，此后中国还会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但是，考虑到当下政治-经济因素的易位，中国市场前景所面临的问题和市场机制的扭曲，加上关键案例的寒蝉效应，外企对华的基本态度就是“离心离德”，而其逐渐撤离的趋势也难以扭转。今年1-5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按年又下降了28.2%，即为明证。
原文网址: “离心离德”之下　外资撤出中国是必然趋势？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103493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