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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內在關係和家庭里發生的事情，按其固有性質來說，是最難調查、統計數字最少的。所以不容易說得准，家庭破裂在現時是否比過去〔是指實在生活方面，而不是紙上文章〕來得輕易和頻密，我們很大程度上要依賴親身目擊。再者革命前的時代和現在的分別，是前者在工人階級家庭中發生的矛盾，和戲劇性的糾紛，工人自己通常都是視而不見；而現在，有好大一群上層工人處在負責任的地位，他們多少會引人注目，於是每一宗家庭悲劇都會成為人們品頭論足和閒言閒語的話題。
儘管有這麼重大的保留性，也無法否認，家庭關係，包括無產階級的家庭關係在內，業已支離破碎。莫斯科黨宣傳分子第二次大會上，已經把這點作為證據確鑿的事實予以透露。人們只是各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因此大為惴惴不安，有人持保留態度，也有人似乎仍茫然不解。而不論是哪種情況，大家都清楚的是，將有某種劇變發生，這個過程動蕩不止，時而以病態或令人作嘔的、或荒誕或悲劇性的形式交替發生；至於隱藏在這個過程內的開創一種嶄新的、更高級的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卻仍未顯現。有關家庭解體的一些消息，已經悄悄地偶爾登載在報章上，而使用的詞彙仍是空泛和一般性的。我讀到的一則文章，把工人階級間的家庭解體呈現為「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的案例。事情決非這般簡單。問題的根由實在更深入和複雜。資產階級在過去和現在造成的影響，現時仍在，但最主要的過程卻是包含在無產階級家庭本身的痛苦的演變中，這種演變導向一種危機，我們現在正目睹這個進程的第一個紛亂的階段。
戰爭對家庭的毀滅性的深重影響，大家都耳熟能詳。首先，戰爭令家庭自動解體，把人長久分離，或使人隨機契合。戰爭的這種影響，由革命將其持續和加劇。戰爭的年月，把歷來所有僅僅是藉助於傳統的惰性才得以維持下去的家庭，弄得分崩離析。戰爭的歲月把沙皇的權力、階級特權和古老家庭傳統，搗得稀巴爛掉。革命由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開始，達到了其最簡略和緊迫的目的。經濟方面的問題，更為複雜得多。戰爭動搖了舊有的經濟秩序；革命將之推翻。現在我們建設一個嶄新經濟的國家——卻是絕大部分由舊有的元素做起，將之用新的方法重組。在經濟範疇內，只是到了最近期，我們才從破壞的時期走出來，開始上爬。進步仍是十分緩慢，而各種新的社會主義方式的經濟生活的成就，仍是十分遼遠的事。不過我們是確定地走出了破壞時期的殘垣敗瓦，1920~21年已經到達了最低點。
家庭生活的第一個破壞時期，卻遠遠仍未結束。瓦解過程正在全速進行。我們必須緊記著這點。家庭和家居生活，打個比喻說，仍然在度過它的1920~21年時期，仍未達到1923年的標準。家居生活比經濟更為保守，其中理由之一，是前者比後者仍是少些自覺。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工人階級是作為一個整體而行動，將其先鋒——共產黨推上最前列，通過這個媒體〔註：宜譯為「媒介」、「中介」、「中間環節」等。——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來完成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而在家庭生活，工人階級分裂成由家庭構成的各個細胞。政權的變更，甚至國家的經濟秩序的變更——把工廠和作坊轉交到工人手上——所有這些，肯定對家庭狀況是有發揮某些影響，但這些影響只是間接性的，外在的，沒有觸及從過去承襲下來的家居生活的傳統方式。
家庭，及更廣義來說，家庭生活秩序的激烈改革，要求有來自工人階級的所有群眾的有意識的重大努力，並假設這個階級本身內在存有渴求文化和進步的強大有力的分子力量。把累積的泥巴翻轉，須有力透土壁的犁耙。由國家任命蘇維埃國家內的男人女人享有政治平等是一個問題，這並且是最簡單的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會是更為困難得多——那就是由國家任命男性女性工人在工廠、作坊和工會，同樣享有工作平等，這種平等而且要求男人不應把女人置於不利的位置。可是要男女在家庭內確實達到平等，更是個遠為艱巨得多的問題了。要出現這種情形，我們所有的家庭生活習慣，就必須要革命化。但很明顯地，除非丈夫和妻子在家庭里有通常意義的和生活條件上的實在平等，否則就無從認真談到他們在社會工作甚至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平等，只要婦女仍然備受家務束縛，仍得照料家庭、煮食和縫紉，她能參與社會以及政治生活的機會便會大幅度減少。
取得政權是最易解決的問題，然而單就這一項，已經在革命的早期把我們所有力量吸吮殆盡。它要求無盡的犧牲。內戰令最嚴酷的措施成為必須。凡夫俗子們因而大吵大鬧，說什麼道德的野蠻化、無產階級變得嗜血和墮落，云云。而實際上發生的事，是無產階級持著強塞到其手中的革命暴力的手段，為新的文化、真正的人類價值進行著鬥爭。我們在最初的四、五年里，錙銖必較地經歷了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破敗時期。在其時，勞動生產力崩潰，產品質量低得駭人。敵人們看到，或選擇性地看到，在這樣的時期下的蘇維埃政權的腐朽徵兆。而實情是，這只不過是舊有的經濟方式毀滅，而創造一個新的經濟方式在沒有援手的嘗試下，必須要經過的階段而已。
新家庭關係和個人的生活方式的廣義方面，凡是一切未經思想控制的既有事物和傳統，也同樣必得經過必然瓦解的時期。可是在家庭生活這個範疇，批評和破壞的時期會在稍後才開始，維時十分漫長，而且帶有病態和痛苦的面貌；然而膚淺的觀察往往不能夠看穿這樣複雜糾結的方式。這些在國家的條件、經濟和生活總體上發生關鍵變化下顯示出來的進步性標誌，必須清楚無誤地給予界定，以防止我們對看到的現象豎起警號。我們必須學習在正確的照明下判斷這些現象，必須學習去明了他們在工人階級的發展中所處的正當位置，並且有意識地把新的狀況引導向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去。
這種警告是必須的，因為我們已經聽到表示警告的聲音。在莫斯科黨宣傳分子大會上，一些同志憂心忡忡地談到家庭關係輕率地離散，舊有的家庭聯繫因新的關係而破裂，但新關係也一樣地稍縱即逝。不論任何情況，母親和兒童都是受害人，另一方面，我們之中有誰不曾在私人閒談中突然聽到抱怨，以至是嗟嘆，說蘇維埃青年，尤其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的道德「淪喪」。並非所有抱怨都是誇大之詞——當中是頗有些真實的。我們肯定會、必會打擊這些真實的黑暗面——進行打擊，是為了更高的文化和提高人類個性。可是為了展開我們的工作，為了解決問題的基本方面而又不至於掉入反動的道德教誨或傷感的意志消沉，我們必須首先把事實弄清，清楚明了到底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正如前述，巨大的事件（戰爭和革命）已經以其古老的投影降落到家庭中。隨之而來的是，在地洞里緩慢爬行的土撥鼠對家庭關係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思想、有意識的研究和評價。偉大事件的機械性力量和覺醒的頭腦的批判力量兩者結合，遂開啟了家庭關係的破壞時期，這就是我們在當前目睹的事。俄國工人在奪取了權力後，現在必須踏出有意識的一步，向其生活各個層面的文化推進。在各種強大衝突產生的衝力下，令他的個性第一次摔掉傳統的所有生活方式、家居習慣、教會活動和關係。毫不奇怪的，在剛開始時，個人的抗爭、對昔日傳統的反叛，是帶著無政府色彩的——更粗魯地說，是放蕩的方式。我們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已經目睹過了；無政府的個人主義以各種極端主義的形態、黨派偏見和在公眾集會上高談闊論的形式出現。這種過程在家庭關係中用最親密的方法，從而也是最痛苦的方式，作出反響，是不足為奇的。在這裡，覺醒的個性需要用新的方法重組，離棄莫斯科會議所指責的「胡鬧」、「搗蛋」的所有罪惡行為的舊有軌道。
動員把丈夫拉離開他慣常的環境，轉變為一個革命者，站在公民前線：這是一次重大的改變：他的視野擴大了，他的精神振奮了，他已今非昔比進步了。然後他回到原處，發現所有事物毫無改變。家庭關係里的原有和睦和人際親切已經消失。彼此缺乏新的理解。共同的疑惑變成共同的不滿，再進而成為惡感。家庭於是破裂。
丈夫是個共產主義者。他的生活繁忙活躍，投入社會工作；他的頭腦發展，可是他的妻子也是個共產主義者。她要參加社會工作，出席公眾集會，在蘇維埃或工會裡工作。在他們警惕此事之前，家庭生活已變得蕩然無存；又或在接連不斷地衝擊下，家庭溫暖漸漸消失。終於夫婦不和，家庭破裂。
丈夫是共產主義者，妻子是個無黨派者。丈夫忘情於工作，而妻子一如既往，只是著眼於家庭。關係是「平順」的，即是通常的同床異夢。但丈夫所屬的委員會——共產主義「小組」——規定他必須除下家裡張掛的宗教偶像。他願意遵命，覺得這是自然不過的事。但對他的妻子，這卻是一場災禍，這一宗小故，把夫婦間的思想鴻溝暴露無遺。終於關係惡化，家庭破裂。
一個古老家庭。共同生活由十到十五年。丈夫是個好工人，對家庭全心全意；妻子也一樣，為家庭付出所有精力。在一次偶然機遇，妻子接觸了共產主義婦女團體；一個新世界在她眼前展現。她的精力找到了更新更廣闊的對象。家庭給忽略了。丈夫激惱。妻子新生的公民覺悟受到傷害。家庭破裂。
這類家庭悲劇例子，全都帶引到一個結局——家庭破裂——同樣的例子，可以引之不盡。我們列出一些最典型的案例。列舉中的所有悲劇例子，是由於共產黨員和非黨員的衝突而致。不過，家庭的破裂，也即是舊的破裂，並不局限在階級的最上層，也即是最受新條件影響的成員。家庭關係解體的勢態無孔不入，更深更廣。整個階級必然要經過的，只不過由共產主義先鋒們先行經過，並且更為激烈而已。對舊有狀況的苛刻態度，對家庭的新的訴求，遠遠超過共產主義者在工人階級的整體中的界線。
採用世俗結婚制，對經由傳統方式確立下來的家庭規矩已經是重大的打擊；後一類家庭的同居生活，許多時候只是做出來給外人看的。在舊式的婚姻維繫里，個人間的情感維繫愈少，則來自外力、社會傳統，尤其是宗教禮儀的約束力越有就愈大。對教會權力的重擊也就是對家庭的重擊。禮儀被剝奪了約束意義和國家認同後，出於惰性而仍然沿用，作為道具之一來為搖搖欲墜的家庭效勞。可是當家庭已經沒有了內部盟約，當除了因循的惰性外再沒有維持家庭免於破產的其他東西，那麼，外來的每一下推力，都有可能令這個家庭四分五裂；與此同時，這也是對教會儀式的聚合力的一擊重擊。而現在，外來的推力更是空前地、無窮地多。這就是家庭為什麼搖搖欲墜、無從復原的理由。生活按其狀況做出裁判，並由此對家庭做出殘酷和痛苦的責難。歷史令古老的森林坍塌——而變為微瑣碎屑隨風而逝。
可是生活有演化出新式家庭的任何元素嗎？這毫無疑問。我們只須清楚地看出這些元素的性質，及其形成的過程就是。就如對待其他事例一樣，我們必須把物質條件和心理狀況區分開來，把一般與個別分開。一般來說，新的家庭和新的人際關係，在我們心理上意味著工人階級的文化進步，是個人的發展，是要求和內在紀律的標準的提高。從這方面來看，當然是意味到革命本身已經踏前一步。至於瓦解中的家庭的最惡劣的現象，只不過是階級及階級中的個人覺醒的借喻性的表達，用上了痛苦的方式，如此而已。我們所有和文化有關的工作、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及我們應該進行的工作，從這個觀點來看，遂成了為新的關係、新的家庭而做的準備功夫。每個工作中的男女個人，假若文化標準沒有提高，就不可能有新的、更高級的家庭。這誠然是由於在這個範疇之內，我們只能談得上用內在紀律，而不是用外力強制。因而，是由此維繫著丈夫和妻子的精神生活，這種精神生活的闊度和價值，對個人在家庭里的內在紀律的力量，又起著制約的作用。
同樣，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條件而作的物質準備，基本上不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一般工作分離開來。工人國家必須變得更富裕，俾令〔註：即「使得」。——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兒童的公共教育、將家庭從廚務和洗濯工作的重擔下解放出來，予以嚴肅解決。我們的經濟若沒有顯著的改善，就無從想像把家務工作和兒童教育社會化。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主義經濟方式。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把家庭從家務勞動的重擔中解放出來；這些重擔現在正壓迫著家庭，令其解體。洗衣工作應交給公共洗衣房，膳食應交由公共食堂，縫紉交由公共工場。兒童必須交由敬業樂業的良好公共教師來教育。這樣一來，丈夫和妻子間的盟約才得以從任何外來的或偶然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一方不再依賴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終於確立，雙方的盟約將繫於相互愛慕。當然這盟約會因人而異，但對誰都是沒有強制性的。
因此，走向新家庭的路，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提高工人階級及組成這個階級的個人的文化、教育標準；（二）由國家組織料理，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質條件。這兩種過程，本質上是互為關聯的。
上面的陳述，當然不是說，到了物質改善的某個特定時刻，未來的家庭就會一蹴而就，端正過來。不是的。即使在目前，新家庭同樣有可能向前邁進幾步的。國家仍未能肩負起兒童教育之責，未能設立較私家廚房改進的公共廚房，也未能設立不致令衣服破損或被偷走的公共洗衣房。但這不等於一些較有企業心和進取心的家庭，現在就不能集合一道，組成集體處理家務的家庭組合。當然這類實驗必須小心地試行；用集體組合的技術與器材，已達成這類小群體的利益和要求，並能給予每個成員顯著的便利，即使這些便利在初期是微薄的。謝馬什科同志最近針對重新建構家庭生活的必需性的問題寫到；「這個任務，應切實執行，最為奏效；僅自限於法令和說教，不會有大收效。而舉出一個例子、描繪一種新的方式，要比上千本夸夸其談的小冊子更有用。外科手術醫生在一種名為移植方法的實踐里，最深的務實宣傳的三昧。在損傷或灼傷的皮膚的一大幅缺皮的表面，除了讓皮膚能充裕地自行生長癒合，此外別無他法。方法就是在身體的健康部位切取一張皮膚塊片，敷放在缺皮的表面；敷皮逐漸粘合生長，至皮膚覆蓋全部傷肉為止。」
「務實宣傳得到同樣結果。當一間工廠或一項工作採用共產主義方式，其他工廠會相繼效仿。」（N·謝馬什科：《死者拖著生者》，《消息報》1923年4月14日第81期）
上述集體處理家務的家庭組合的經驗，代表著一種最初的、並不完全的，近乎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經驗；這種經驗應予小心研究，謹慎考慮。個人主動性加上國家權力支持——首先來自地方蘇維埃、經濟機關的支持，這種結合，應該獲得優先。建造新房舍——我們畢竟將要造屋了！——必須按家庭組合的社群的要求來管制。在這個方向上第一宗可見的、公認的成功，哪怕是多麼微小和小規模，勢必會在更廣泛的團體間鼓起慾望，朝著相類似的路線來組織生活。不論從國家擁有物質資源的限度，或無產階級本身的準備性兩方面的觀點來看，由上面主動，推行這個深思熟慮的計劃，在時機上還未成熟。只有通過建造模範社區，我們才能走出死胡同（原文為死巷。——錄入者注）。我們的立足地，必須一步一步的加強，不應該跑到太前，也不應該陷入官僚妄想的實驗之中。到了某個特定時刻，在地蘇維埃、各類合作社組織等等的幫助下，國家將會把完成的工作社會化、推廣和深化，由此，引用恩格斯的話，人類的家庭將會「從必然的王國走向自由的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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