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出“左独”立场，思索其困境与可能的出路。

2021年6月28日，北京，演员们在台上表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摄：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本文原载于联经出版社《思想》杂志第49期，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刘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研究专长为酷儿理论、情动研究、批判种族理论、中美帝国之下的亚太平洋地缘政治，以及亚裔美国人的主体性；丘琦欣，创建“破土（new bloom）”的编辑之一，专于撰写社会运动和政治的自由作家偶而亦从事翻译工作。他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是亚洲语言及文化科系的硕士，同时拥有纽约大学的历史、东亚研究及英文文学三项学士学位。）

一、中国新左翼与西方左翼的共构华人左翼有长远的历史，也无法简单地被国家、区域，甚至民族认同的角度统一诠释。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世纪末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之后，华人左翼的论述与西方左翼开始有更高度的交流，在意识形态上也因为后冷战地缘政治、中国主导的国族认同建构，以及西方学派的反帝国主义思考等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且混淆。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先谈及中国“新左派”（New Left）思想的崛起，如何影响西方的左翼论述，又对中国提供了什么看法。接着我们探讨夹在这两大流派之间的“华裔左翼”，如何转译并挪用两者之间的相互参照，建构出自我的中国想像。最后，在各式民族主义崛起以及大国地缘竞争白热化的当代，我们提出“左独”立场，思索其困境与可能的出路。
1990年代，中国的“新左派”因为反对自邓小平时代以降，放弃以国家为主的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而兴起。新左派学者认为后邓小平时期以资本发展为优先，牺牲了左翼的阶级平等原则，使得城乡差距与贫富悬殊持续扩大。他们呼吁对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进行批判性再评价以回应当前局势，其中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注1）最具代表性的新左派学者汪晖主张，中国全面的市场化使得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放置在全球资本主义之下检视，而不能单纯只回到以国家主导的经济；他认为，只有回溯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方法，中国才能去除西方影响，走上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注2）新左派的“新”，除了源自以上对于现代性与市场化连动的批判，也来自他们对全球化下兴起的左翼运动与思想的影响。这些受到各种西方批判理论影响的中国学者，反对那些欢迎中国走向资本化，并依照美国及西欧强国的路线进行政治改革的“自由派”，跟他们有着根本上的对立。因此中国的“新左”，实则与西方1960年代后崛起、多数选择与工运保持距离并且以身分认同诉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的“新左”，（注3）在意识形态上有所矛盾。
即便如此，西方学术界同情中国新左派的为数不少。David Harvey 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以及 Naomi Klein 在《震撼主义》书中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解，以及中国应该走向的去西方现代性路线，与汪晖的思想不谋而合。一方面，西方学者想要从新左派身上，指认政治光谱下的中国“左派”，对比着他们所认知已经被新自由主义入侵至体无完肤的西方；另一方面，无疑有一部分是出于新左派吸收并运用了西方批判理论，强调“中国模式”与西方发展脉络区隔的重要性。因此，中国新左派本身就像是西方学界左派的一种对照产物。自习近平上任后，毛派中的反西方国族意识形态渐成为主流，所谓新左派要跟着重经济发展的自由派对抗的说法，也不再适用。新左派的领导人物汪晖，远远不是反对国家政策的异议知识分子，他论述中的国家主义变得相对显著，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拥护者。（注4）不但被称为“国师”，也不忌讳地为“中国模式”的“一带一路”经济扩张政策辩护，主张此项政策有反资本主义的潜力。
在台湾、香港、西藏以及新疆的主权问题上，以汪晖为首的新左派，大量引述后殖民理论，指出这些地方性的认同感来自于前殖民者文化影响的遗绪，并非合理或正当的，因此坚决支持将台湾与香港并入中国的领土，也反对西藏及新疆的主权，认为需要依靠“后殖民”的思想将其文化与民族认同解构。汪晖列举毛泽东思想对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普世性平等承诺，作为台湾、香港应当成为中国一部分的理由。在此，民族主义又一次居于优先地位。新左派的国家主义转向，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左翼思想，尤其是离散的华裔左翼——身在中国境外、多数立足于西方世界的华裔二代运动者和思想家——提供他们对于“非西方”知识的想像。不过中国新左派与华裔离散左翼的观点还是有重大的差异，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中国想像，前者为“中国模式”的拥护者，而后者将中国作为抗衡美国强权的政治载体，特别是经历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COVID-19之后，离散华裔左翼开始将“中国”作为反抗美帝的一种种族化的想像共同体。

2019年11月12日，警方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与示威者对峙。摄：林振东/端传媒

二、反送中、COVID-19、离散华裔左翼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引发华语世界乃至全球左翼，对于香港作为后殖民国家反抗国家威权暴力合理性以及中国角色的辩论。一方面，国际左翼认为基于民族自决与反国家暴力的立场，应对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表示支持；而另一方面，其他离散华裔与西方左翼则对于反送中抱持批判态度，他们反对运动之中所呈现的“恋（英）殖主义”，以及香港人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向往。左翼对于反送中运动的辩论，在以离散香港人为主的国际左翼网络媒体“流伞”（Lausan Collective）与离散华裔二代为主的左翼网络媒体“桥”（Qiao Collective）的对峙中白热化。2019年于反送中运动中成立的流伞，致力于在“抵抗西方和中国的帝国主义”两者之间，开辟香港左翼的一条路径；（注5）相反地，2020年初登推特的“桥”，主张反送中的政治内涵不具有任何左翼发展的潜力，并且认为运动者所提倡的“自决权”，是一种受到西方殖民主义所影响的虚假论述，反送中则是美国情报单位所主导的“颜色革命”。（注6）“桥”的基进立场并不止于对于香港议题的发言，也反映在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高度理想化，以及赞同毛主义主张为了对抗帝国思维，国家具有合理扩张其对人民控制的权力。（注7）
“桥”以左翼以及反帝国的论述，反对国际对中国政府的批判，怀抱中国民族主义情怀的立场，在COVID-19疫情进入全球流行阶段时备受关注，甚至被美国知名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邀请投稿，撰写以离散华裔主体出发的反帝国论述。（注8）而在2021年9月18日，“桥”也与历史悠久的左翼组织“人民论坛”（The People’s Forum），于纽约市合办了一场会议，出席的讲者包含知名的左翼学者Vijay Prashad、Roxanne Dunbar-Ortiz、Radhika Desai，奠定了这个短暂窜起、只有社群媒体的组织，在西方以及离散左翼中的正当性。“桥”与“老牌”西方左翼的合作，体现了在COVID-19之后，西方左翼因不满美中之间“新冷战”对峙，以及美国政府对于亚洲国家越渐重视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经济与军事政策，使得他们原先从1960年代起对于中国——尤其是毛时代中国——就持有的高度期望，更加地浪漫化。（注9）
另外，对于离散华裔左派，COVID-19疫情引起内部叙事的一个重大转变，来自于疫情期间，美国引发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包含2021年亚特兰大按摩中心枪击案；这场枪击案造成八人死亡，且死者多数为亚裔女性移民。疫情爆发的时候，川普执政下的美国政府引发的美中贸易战，是所谓新冷战的开头。在离散华裔左翼眼中，中国从一个属于外围、局限在亚裔的身分认同政治的政治议题，突然变为一个主流的、关系地缘政治的议题。“桥”的出现显示一部分离散华裔左翼，因为面对大量反亚裔美国人歧视的冲击，转向对于中国的认同。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体系、国家，在离散华裔族群的想像中，它更是相对于美国而没有种族歧视的乌托邦。“桥”的成员主要是以英语书写为主的华裔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资讯来源为中国政府旗下的英语官方媒体，或是英语学界的左派学者，包括David Harvey与Naomi Klein等本来已经对中国新左派有所同情的学者，以及被翻成英文的中国新左派学者。因此，华裔美国人对于“家乡／祖国”的想像，同时也纳入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投射，认为中国没有美国所有的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平等，以及中国是唯一能脱离全球资本主义并建构实质共产社会的国家。换句话说，英语世界的左翼学者，某方面也将中国的官方宣传在地化（localize）于美国当地左派的论述中。
这样倾中的左翼论述的一大问题是，除了带有对于中国政府当代的权力运作模式与1960年代相等的误判，他们也拒绝将当代中国放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脉络下分析，而仅仅是将中国的运作逻辑视为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意外”。与中国新左派相似，“桥”制造的中国有其投射和想像，但两者也有根本上的差异。中国新左派论述强调过去毛时代的中国和近代邓时代后的差异，认为邓小平的经济开发政策逆转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但“桥”的离散左翼论述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开发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延续，是西方世界将此项发展抹黑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换句话说，中国新左派强调毛时代和邓时代的断绝（discontinuity），“桥”则强调解放后中国的持续性（continuity），但是无论是“桥”或中国新左派，都反映了“翻译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translation）对于西方批判理论乃至世界左翼的影响。（注10）
虽然“桥”所代表的离散华裔左翼观点跟中国新左派有上述明显的差异，随着“新冷战”和美中贸易战的白热化，“桥”在美国的左翼社群中被看成能够代表中国左派的组织，作为翻译管道并重新包装中国官方媒体的论述，成为美国当地左派比较能解读的说法，包含将“一带一路”诠释为援助全球南方的进步政策，并将香港反送中运动定位为西方所指使的颜色革命。企图代表中国观点的“桥”，追求某种离散的“真实性政治”（diasporic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同时被西方左派看成是中国本地的观点，反映西方左派也在追求这种以身分认同取向的“真实性政治”。透过翻译，“桥”的论述也经由Code Pink与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这些讨论地缘政治以及中美台关系的西方左翼相关组织，宣传倾中观点并影响到台湾、香港等华语语系地区，因为亚洲左派论述还是大量受到西方左派论述的影响。这意味着华语界的左翼论述，还是得大量进口并拆装西方左派批判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反殖民的思想。讽刺地，这也将离散亚裔——例如“桥”——对于亚洲的投射和想像转折纳入亚洲地方政治本身。

2024年3月18日，台北，太阳花学运10周年晚会。摄：陈焯辉/端传媒

三、台湾的左独出路？虽然中国新左派和离散华裔左派的“桥”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左翼力量，并且引述西方左派的逻辑来提升自身在全球左翼的地位。无论是晚清的“中体西用”概念，民国时期鲁迅的“拿来主义”，或是其他时期，虽然华裔左翼倾向推翻西方霸权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知识架构，但他们长期以来接受西方的影响，这也突出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理论所必要面对的困境。
创造台湾的“左翼”论述也面对类似的问题。台湾夹杂在帝国的边界，古代和现代的中国、日本，与美国等等强权的环绕在侧，因此知识生产也势必夹杂在这些国家之间。日治时代台湾，许多反殖民的知识分子在日本留学，关注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的左翼理念，而近代比较多左翼学者则是于欧美留学，尤其是美国的知识、教育体系与左翼论述影响甚巨。有鉴于此，台湾的左倾学者也多数引述了美帝的自我批评论述。但关于台湾独特的观点或地位却相对比较少有理论架构的生产，这也造成了学术左翼容易掉入复制西方左翼论述的窘境，进行Edward Shils所说的“重复性的知识活动”（reproductive intellectual activity）。（注11）当然，位于帝国边陲的困境并不代表具有爬梳本土脉络的左翼论述完全不存在，但在当代的台湾，本土的左翼论述难以与统一和独立的国族政治辩论全然脱钩。深受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以及毛主义影响的华裔左翼，放置在这个脉络下，经常使得台湾的国家主权成为在阶级以及（美）帝国之后的次要问题，即使毛泽东在国共内战时期曾主张台湾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并应享有一定的主权，与当代的中共政权不同。（注12）
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让新世代受到了“左独”启发，但这股能量却是稍纵即逝。对于广泛的台派而言，中国因素与中共武统的问题，仍是当下政治的首要考量，也因此可能会将左翼的关怀，包含劳权、人权，以及对于政府公权力的批判，放入次要的考虑。太阳花运动后“第三势力”政党的短暂崛起——一个渴望建立能够制衡两大党的本土政权的政治范畴——也逐渐被摇摆不定、功利主义导向的政治操作模式所取代。在当代，夹杂在中、美大国政治之间的“左独”，究竟能否成为一个有实质影响力的政治范畴与论述？必须源于“左独”的政治社群思考如何制造符合台湾独特性的左翼独派论述，而不是复制西方的反美帝论述。左独在立足于台湾主权的基底上，必须同时批判中国民族主义、汉人垦殖殖民主义，以及美国帝国霸权。在中国侵略台湾意图越加明显，以及灰色地带战争越加频繁的现况下，要维持“左”与“独”两者的兼容更为困难。与其在两者的立场之间摆动，左独的位置能做的，即是对两者皆提出合理的社会分析，并与两国中受到政权压迫的少数族群建立连线政治，才是能够扩大左独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出路。“左独”的思想，必须理解和反映台湾的政治现实状况，而不是依附中国或美国不符合真实的政治想像。在一个离散华裔、香港人、西藏人，新疆人以及台湾人都受到政治压迫的时代，“左独”的政治和离散左翼的交集，即在于提供这些运动批判汉人文化霸权的思想资源，扩张世界左翼对于“华人左翼”的理解，以超越单一绝对的民族主义。

《华人左翼思辨（思想49）》

出版社：联经
编者：思想编辑委员会
出版时间：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