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两会”召开，中共二十大换领导班子之后，由李强带领的新政府带来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而今届两会，最受关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中国是2023年的输家”、“中国是反全球化的输家”、“中国是贸易战的输家”……这是《华尔街日报》在2023年岁末报道中国时用的句式。此外，“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停滞的十年’”、“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这些杂音也不绝于耳。当然，西方媒体将中国定义为“loser”，这不是一个新闻，而是西方媒体多年来的惯用伎俩，同“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登顶论”如出一辙。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新能源等新赛道远远超越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越日德成为全球第一……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言：中国经济没崩溃，反而“中国崩溃论”屡屡崩溃。
但从数据上看，确实“出口连续数月下降”、“吸引外资创历史新低”，“消费者信心指数委靡不振”，从社会层面来说，更存在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信心不足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事实。有人说：“微观经济感受才是真实的，无法用宏观数据修饰、打扮出来”。但是，难道说5.2%仍高于大部份经济体的GDP增长是“粉饰”的数据吗？更何况需要注意的是，炒作“中国经济陷入疲态”时，年均增长仍在全球大国中领先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已经悄然发生。
哪个才是真实的中国？何谓好？何谓不好？是看数据还是凭感觉？我们将通过十三个角度试着回答。原文网址: 十三问中国经济之十一：抽象的“新质生产力”是什么？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100049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新质生产力”成为两会热词。但其实这个词并不是首次出现。习近平2023年在地方考察时首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而后，才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3月5日下午，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如此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同“高质量发展”什么关系？

理解“新质生产力”，首先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新环境与全球竞争发展的新趋势，否则很难理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量变引起质变。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G8的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50%左右下降到35%左右。一旦中国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标准，世界上属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将翻一番。这就是中国经济量变引起的世界经济格局质变。
这个质变会有双重影响。对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升级。虽然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左右，但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生产力水平并非平均分布，东中西部有巨大的梯度落差，北上广深等超级都市圈早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很多企业和产业已经逼近世界技术前沿。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内生需求。对外，中国早已成为房间里的大象，无法隐身。
在中国崛起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GDP占美国GDP的比例连续多年超过65%。根据2023年的数据，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17.89万亿美元）已经相当于第三（德国4.45万亿美元）、第四（日本4.25万亿美元）、第五（印度3.73万亿美元）和第六（英国3.32万亿美元）的总和。

目前这个质变的衍生反应就是，美国面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即将短兵相接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严防死守，美国的反应其实正是中国经济量变引起世界经济格局质变的必然结果。这是贸易摩擦、“小院高墻”的根源。再加上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落差本身也在缩小，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引进技术后吸收再创新的空间。
中国经济本来还可以继续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一步步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这个世界本质上是渐变与突变的叠加。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气候变化都是典型的突变。地缘政治的突变会使中国更难引进尖端技术，气候变化的突变也压缩人们对碳排放的容忍度。还有一个突变来自技术。ChatGPT问世和快速叠代，俄乌冲突中马斯克的星链突然发力，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质生产力的非同寻常，这不仅关系到产业竞争力，还可能关系到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如果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不能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恐怕要面临更大的压力。这也是一个事实情况。

有人会问，如果没有俄乌冲突，没有中美贸易摩擦，中国会不会转向高质量发展？会不会大力推进新质生产力？答案显然也是肯定的，因为中国原来粗放型、高投入型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
说“新质生产力”，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旧”的生产力？远的不说，如果从改革开放说起。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自由市场启动与发展的结果，是内地廉价劳动力及土地资源，与国际资本及技术，在自由市场的配置下形成了高效率，推动了经济增长。
中国在1965年到1975年出现了一波“婴儿潮”，他们正好在八九十年代成为了青年劳动力。同时，数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进入工厂工作，成为出口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纺织服装、箱包、鞋靴、塑料制品、玩具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上仍达30%左右。
中国改革开放早期资本匮乏，80年代初港资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批资本，接着90年代美资大举进入，2001年加入WTO后全球资本蜂拥而至，加上国内几十年累积的资本反复持续投入到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中，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带来了大量先进的设备、流水线，中国在短短30多年里建立了全球完整的产业链。

过去中国持续多年经济高增长是转轨国家的一种特殊事件，接下来经济潜在增速递减是一个趋势。当前，中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旧的生产力遇到挑战，在国际竞争中已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人口已经转向负增长，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再，中国自己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包括国际贸易环境，都已经无法持续支撑粗放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需要新的增长模式。
也就是说，逆全球化、地缘政治趋紧只是中国向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一个加速器，关键还是发展的内在要求、底层逻辑。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是有天花板的。“劳动力”“土地”“资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都不是无限可得的。尤其，是“劳动力”和“土地”进行“配置、组合、使用”的过程，本质上都是“消耗”的过程。所以中国经济需要立新破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什么是“新”？ 1月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给出过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其中“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句话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陈彦斌教授等测算发现，2008-202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均值为1.2%，相比1978-2007年增速均值下降了1.5个百分点。
这个数据更加证明，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从过去的大规模数量积累到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需要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大幅提升？向“第四生产要素”和“第五生产要素”要增长。
按照2020年4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所提，“第四生产要素”和“第五生产要素”分别是“技术”和“数据”。把“技术”用于生产，会极大地增加对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进行配置、组合、使用的能力，从而带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从蒸汽时代的蒸汽机，到电气时代的内燃机，再到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上，都是科技革命。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人类经济的三次飞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

直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被正式当做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提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曾指出说：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换道超车”的机会。
近些年来，“劳动力”“土地”“资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上都遇到了瓶颈。那怎么办？就是用“技术革命性突破”：“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第四、第五生产要素，和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从而“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从而提高生产率，形成“先进生产力”。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6%，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比2021年下降5个百分点；而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速达到10.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9.9%，占制造业投资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速11.4%，占服务业投资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就是一个转型的变化结果。
围绕着“新质生产力”，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了十多个产业领域。比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低空经济、量子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新能源、新基建、新制造、新材料，这些都是“新”，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是提高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方向。

一言以蔽之，中国政府致力于“转型”，“新质生产力”就是追求生产力的转型。恐怕，中国政府是最执著、最主动寻求改革的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在深刻覆杂变幻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的。“新质生产力”是为了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国政府看来，做好结构转型这篇大文章，就是抓住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只有结构调整、转型，不断优化发展模式，才能有效释放发展潜力，明显提升发展效能，也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争取未来发展自己的主动权和竞争力。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情况表明，结构转型升级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这方面搞得好，发展就能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