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吃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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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學的國度
長谷川好道（はせがわ よしみち，1850年10月1日－1924年1月27日），長州藩支藩岩國藩武士長谷川藤次郎之子，劍豪，日本陸軍元帥，陸軍大將。歷任韓國駐紮軍司令官、日軍參謀本部參謀總長、朝鮮總督。官位至從一位、大勛位、功一級、伯爵。
尼採的哲學誕生希特勒的二戰德國， 馬克思的哲學誕生蘇聯
王陽明的哲學誕生了明治日本
陽明學是日本武士道根基，也是日本企業經營哲學根基，大和魂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日本東京大學小島毅教授的說法，陽明學是支撐日本帝國的意識形態。
日本四大軍神，陽明學信徒就有三個，分別是乃木希典，東鄉平八郎，廣瀨武夫。日軍大量軍官信奉陽明學，這是歷史事實。
蔣介石和閻錫山都是在日本軍校接受了陽明學教育，閻錫山還是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接受熏陶，二人都信仰陽明學。
日本人桑木嚴翼等著，1918年在中國翻譯出版的《記憶力增進法：名家實驗》一書中提到： 「今人皆知陽明之學振興日本，故日本軍人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之語。」
大川周明 德富蘇峰 中野正剛 西田稅（226主謀）等人也確實是日本著名的陽明學信徒
所以陽明學不僅是明治維新的主力，也是昭和維新的主力。
近代日軍和陽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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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等教育：修身課本加入"陽明語錄"插圖，如"破山中賊"配日軍攻克旅順照片
- 中等教育：設立"皇道心學"課程，用《傳習錄》注釋《作戰要務令》
高等教育：東京帝大設立"陽明戰史學"講座，培養731部隊"醫學良知"
日軍甚至創造"陽明神道」，本來日本儒學就是講究 神儒一體
- 靖國參拜：將陣亡者稱為"致良知烈士"，用陽明"事上磨練"美化自殺衝鋒
- 軍隊禪修：改編"龍場悟道"為"戰地頓悟"，要求士兵在殺戮中"證得皇道"
- 兵器開光：用陽明手跡"此心光明"銘刻於零式戰鬥機
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自稱"陽明武者"，用"知行合一"論證奇襲合理性
- 神風特攻隊的"必死覺悟"被宣傳為"致良知之極致" -
南京大屠殺期間，《東京日日新聞》以"格物致知"為題報導"百人斬競賽"
- "萬物一體"的殖民化：以"八紘一宇"重新包裝，論證侵略戰爭是"解放亞洲"的道德義務，1938年《國家總動員法》即以此為思想基礎。
- "知行合一"的軍事化：將原本指向道德實踐的"行"窄化為軍事行動，強調"劍即理"（刀は理なり），為《軍人敕諭》中"盡忠節"提供哲學背書。
- "致良知"的國家化：將個體良知置換為天皇意志，提出"皇道良知論"，使《教育敕語》的"克忠克孝"成為最高道德律令。
1882年1月4日，明治天皇向日軍頒授《軍人敕諭》最後強調-以上五條為軍人不可須臾忽者也。必須誠心實行。蓋此五條。卽為吾輩軍人之精神。而誠心又為此五條之精神。苟不誠心。雖嘉言善行。亦為欺人之虛偽。心誠乃可成其事耳。
「心誠無不誠」這句話強調了誠意的力量，認為只要心懷誠意，就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為啥日軍這麼強調「誠」 東鄉平八郎座右銘-天佑至誠
在日本國會議員中最有人氣的座右銘是「至誠」，出自儒家經典《孟子》，意為「竭盡誠意」。
多去看看《傳習錄》是怎麼反覆給弟子們強調心之誠
心學尊「誠」字 ，理學尊「敬」字
在心學中，心=誠=良知=天理
新選組的誠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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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蘇峰與陽明學
德富蘇峰 (1863-1957)，名豬一郎，肥後國葦北郡人，其父是陽明學者橫井小楠得意弟子。是日本近代陽明學先驅，被稱為「革命的急先鋒」。曾參與過石崎東國在大阪所創的《陽明學》雜誌的工作。1893年出版的《吉田松陰》，可謂近代日本陽明學的代表者。是繼福澤諭吉之後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在其去世後接過其手中接力棒，鼓吹極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義，他經歷幕末、明治、大正、昭和時期，活了近一世紀，於1887 年前後登上論壇直到1957 年病逝筆耕70 余載，且始終處於輿論界的核心地位，其地位幾乎與皇室、首相、軍部等同。同時他也是日本右翼思想家的典型，故而戰後被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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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陽明學厲害之處就在於它既能支撐軍國主義，又能支撐二戰後的民主化日本，最重要的是二戰後變成日企經營哲學（江戶的石門心學也是來自日本陽明學，對今天日本企業文化起到決定性作用的石門心學，二宮尊德，澀澤榮一，安岡正篤都和陽明有關），管理學大師德魯克都讚美日企為人類現代企業管理學作出重大貢獻。
日本很多企業家就是陽明學信徒 大倉財閥創始人大倉喜八郎還自稱一生只讀一本書《傳習錄》，這都是日本公開資料
美國左派右派輪流上台，日本戰前戰後都是右翼在統治，從這裡就能看出日本的保守性。
一個極端唯心且崇尚實踐的尚武民族，天生對唯物主義和空想文人無感。
按照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張崑將教授的研究，在明治維新後，武士倫理（陽明學）變質為新武士道論，並透過警察、軍官和財閥這三大系統，普及為日本全體國民的精神。在此背景之下，陽明學一步步成為推動國家主義甚至大和魂的精神修養學說，尤其在軍界、政界、學界引領風騷，進一步與「尚武精神」的武士道論相融合。
1906年出版的警世小說《傷心人語》（振聵書社）之《東京支那學生之現象記》收有《王陽明生於日本之笑談》一文：
日本維新諸豪，如吉田松陰、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等，無不得力於王陽明之學。近世日俄戰爭對馬海島一役，東鄉平八郎以相等之軍艦力，四十餘時間，殲俄艦全軍，使之只輪不返。觀其料敵之精密，執事之靜逸，從容布置，不為物動，故能奏此黃白相戰之第一功。然聞其語人，謂平生得力在陽明知行合一之旨，是以處危難而不驚。自此，日人之視陽明愈益加重。故近日彼中人士，每與吾國人言則必談及王陽明之學。有某省師範生，平日於陽明尚未寓目，即陽明出處亦覺茫然不解，某日與日人談，日人謂陽明先生之學吾國人皆以此為宗，支那學生更宜研究等語。某師範生用筆談答曰：「貴國能生一個陽明，所以能打破俄國。若敝國也能生一個陽明先生，那就好了。」
給你另一個視角，陽明學與明治維新，聖人影響的是民族整個意識形態和歷史走向，因為影響一個民族最深的東西就是哲學和宗教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2/23/c_1125379657.htm
日本前駐華大使阿南惟茂說，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很多維新派人士學過陽明思想，並深受影響。可以說，陽明思想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成為日本近代的指導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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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問題，請一切以自民黨為準！！！！
馬上登上日本貨幣的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與陽明學
澀澤榮一長期資助日本陽明學會，還在日本組織《王陽明全集》閱讀會
日幣上的澀澤榮一
前些年，我常以實業家的身份，與具有學者之見地的三島中洲翁討論問題，結果提出了《論語》加算盤的觀點。這種說法是否得當尚可討論，然其深意之所在是強調事實必須與理論相一致。也就是說，行則必知，知則必行。我認為，這類思考方式其實是與陽明學主義相一致的。我所說的仁義道德應與經濟相一致的觀點，若能有幸與陽明學的趣意融合在一起，那麼即使說我的研究很淺薄也算不了什麼。（《陽明學》第143號，大正十年五月刊，收入《澀澤榮一傳記資料》第41卷）
澀澤榮一 - 余所尊崇的已故的三島中洲先生的主張，與余之想法可謂同工異曲。何以見得?因為先生也強調《論語》與經濟的合一。
要之，中洲先生也好，余也好，都主張把學問與事業結合在一起，皆欲到達知行合一的極地。余咀嚼《論語》時實際上立足的是知行合一的思想，直到八十四歲的今日，仍以此為公私內外的準則而尊奉之，並致力於富國強國以平天下的事業。其他的同胞實業家也應該好好讀讀《論語》。希望民間能輩出信奉知行合一的實業家，進而湧現出一些品位較高的先覺者。《澀澤榮一傳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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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和陽明學
不是說武士道是大和民族的靈魂嗎？
世界名著《武士道》作者為你解惑，武士道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麼？
有名的《武士道》作者新渡戶稻造（1862-1933），就是1908年（明治41年）成立的民間團體「陽明學會」的正式會員。在該會於1909年舉辦的第一講演會中，有1200餘名聽眾出席；他在講演中提到，「我想進一步向社會推廣陽明學，將這種給予人們以行動的力量、給予人們勇氣的方法向更廣泛的社會推廣，這也是我對該會的意見。」因此，至少在明治時代武士道的擁護者心中，「中國過去的文化作為武士道的精神支柱發揮著作用。」（轉自 友邦還是敵國 一書）
日幣上的新渡戶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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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敕語和陽明學
明治天皇侍講元田永孚（1818-1891）承繼幕末陽明學者橫井小楠（1809-1869）的統續，直接參与撰寫可以視為明治國家的「空氣壓縮機」的《教育敕語》（1890年10月發布）；因此，儒學成為明治日本的精神基礎。
元田永孚是大久保利通推薦的，大久保父子，大久保兒子牧野伸顯伯爵（陽明學者安崗正篤弟子），牧野女婿吉田茂首相（陽明學者安崗正篤弟子）都是尊陽明學的，你猜元田永孚是信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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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陽明學對近代日本國民道德教育的影響
—以《教育敕語》頒布前後為例―
近代日本國民道徳教育養成における
陽明學の役割
―『教育勅語』発布の前後を例にして―
摘錄如下：
1890年2月至3月，內務大臣山縣有朋先就日本「德育問題」先後召開兩場討論會，而後在綜合各地官建議的基礎上又將該議題上奏至內閣。同年5月，芳川顯正被山縣委以文部大臣一職並接手《敕語》起草相關事宜。此後不久，中村正直被任命為主要起草人，芳川負責修改，山縣、井上毅、元田永孚承擔審核工作[10]。最後，在歷經中村正直、島田重禮以及三島中洲的校訂潤色，井上與元田二人的數次修改後，與《軍人敕諭》、《大日本帝國憲法》並稱為日本國體三大支柱之一的《敕語》正式面世。換而言之，井上毅、元田永孚、中村正直等人是《敕語》制定過程中的核心成員。那麼，在這三者之中，是否有人此前接觸過陽明學？
首先，作為最初起草者的中村正直是當時典型「異文化共存者」②，自身兼具基督教徒與儒者兩種身份，主要理論為「敬天愛人說」。在宗教方面，他認為佛教或基督教主要「通過『心』治癒人，是眾生消滅罪惡的一種道具。③」，「西方基督教教義中的信、望、愛源自於人的勤勉與忍耐。」。此外，其自身十分重視「自學」與「實行」兩者的相互結合，主張「人民自身要綜合發揮學習之力與正直之行的作用」[11]。因此，他始終是宗教與道德方面的忠實踐行者。簡而言之，在中村正直這裡，「心」之信仰、「知行合一」之作用不可忽視，此二者亦是陽明學的重要觀點。再者，在其完成的《敕語》初稿中，「心」被論述為天、神明之本體或寄宿之所，如「天心（天理、天道）為謀福之道」「人之心可視為天地之神明」「心有神明則清淨純正」④。這與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所言的「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與《答歐陽崇一》中的「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存在異曲同工之處。誠然，這無法直接證明中村本人深受陽明學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初稿當中蘊含著某些疑似陽明學的思想成分。 與之不同，元田永孚、井上毅則負責後期修改工作。其中，元田在學術立場上常被歸入到儒學派。作為天皇侍補集團一員，他曾代天皇筆伐伊藤博文等人推行的《大學旨意》，指出它「忽視仁義忠孝而競效洋風」[12]，並推崇儒家道德之學。早在參與《敕語》撰寫工作前，他便意識到彼時社會重「知識教育」而忽視「德育」，故其在1987年上奏的《教育議附議》中提議：「興『尚廉恥，重禮讓與篤倫理』之教」，並「以『四書五經』為主，積極吸取西學中與『品行性理』相關之理論以及其他有益於建設本國倫理之說」[13]。並且，他肯定了灌輸式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認為「仁義忠孝人皆有之，若幼少時未使其自覺並予以培養，至外在物事入耳，先入觀已成之時，便無可奈何矣.....」⑤同時，井上也將這一理念貫徹到《敕語》的修改工作當中。如在其第六部草案中便有以下論述：
「智ハ萬物ノ理ヲ究メテ善ニ明カニ義ニ精シク進ンテ息マサルニアリ仁ハ國家萬民ヲ保愛シテ公誠私無ク力行倦マサルニアリ勇ハ仰テ天ニ愧チス俯シテ人ニ怍チス剛果決斷為撓マザルニアリ此三ツヲ以テ人ノ大徳トシ人性ノ固有ニシテ我國ノ善風美俗ヲ為ス所以ナリ。」[14]
「智，即究萬物之理，明善達義，前進不息；仁，即保國愛萬民，公誠無私，力行不怠；勇，即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剛斷果決，敢為不屈；此三者為大德，人性之固有......」（筆者譯）
此處與王陽明主張有相似之處，陽明學與朱子學最顯著的不同之處便在於其主張「心即理」，而「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於是「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15]。如孟子所提的「良知、良能為人常有」一般肯定了道德良知的先天性。此外，陽明學重「致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的「事上磨練」風格也與草案中所提「力行不怠」、「敢為不屈」相契合。再結合元田儒學派代表該立場來看，不難推斷出該觀點主張或有可能受陽明學影響。 井上毅與元田永孚儘管都曾在熊本藩開設的地方院校學習過儒學，但由於彼此間立場理念相左，二人多有交鋒。從井上求學經歷看，他曾在「必由學堂」學習古文辭學、水戶學，15歲時又在「木下塾」接受個性化的教學並逐漸形成現實性、實踐性色彩的個人儒學思想，20歲那年又入「時習觀菁莪齋」學習現代知識，後與早期深諳王學的橫井小楠相識並就「西方宗教傳入本土的潛在威脅」展開探討。在此期間，他對外來宗教所形成的謹慎態度，促使其在《敕語》草案不斷強調「護國」「國體」「皇道」「皇運」[16]的重要性。 事實上，井上是一名主張「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民族主義者。當接觸中村所擬初稿時，他參考君主立憲制的理念指出：「（敕語）需有別於政事上之命令，應將其視為君主面向社會的著作公告」[17]。儘管他所崇尚的以民意為核心的西方思想道德與傳統朱子學所確立的等級關係相悖，但本質上均為了維護天皇制，這與其早期學習水戶學的經歷存在一定關係。在他看來，「日本與西方諸國在領土、風俗人情、言語禮法、教育方式以及立國根本等方面均存在差異」[18]，因此需稍加區別。該觀點又與中江藤樹的「時處位」以及熊澤蕃山的「人情事變」論頗有相似之處，而二者均是受到王陽明學說的啟發。前文已提到，井上毅曾在地方藩校習得儒學知識，而近代日本儒學教育更具雜糅性，流派劃分不似江戶時代般明確，三島中洲於1877年設立的二松學舍便是採用古今儒學各派之說作為教材。值得一提，三島中洲曾任東宮侍講一職，為皇子時期的大正天皇講授陽明學[19]。其次，幼年的教育使他養成重「實用」而不拘泥於權威教典的行事作風。這一點可見之於井上在第五部《敕語》草案中摻入了「愛己」「修業」「謀生利家」等要素。
「......勤倹ヲ主トシ自ラ愛シテ他ニ及ホシ子弟各々其業習ヒ知能ヲ啓発シ以テ其ノ器ヲ成シ小ニシテハ生計ヲ治メ身家ヲ利シ大ニシテ公益ヲ広メ世用ヲ助ケ......」[20]
「.....勤勉為主。愛己及人。年少者各修其業，啟其知，以成其器。於小，謀生利家；於大，益公濟世.....」（筆者譯）
從某種意義上講，該表述既凸顯個人利益或「人慾」的重要性，又強調個人行為與集體互利共生，而興「實業實學」是達成這一平衡的手段。眾所周知，經由中江藤樹等學者吸取陽明學後發展起來的「經權觀」，在幕末吉田松蔭等維新志士推波助瀾下，形成一股「實學」思潮，並席捲了整個日本社會。因此，井上重「實用」的作派與其說是一種個性，倒不如說是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的顯著特徵之一。 由上可知，近代陽明學更多作為儒學一部分而被社會所接納。正如學者小島毅（2006）所言，日本陽明學並無「開宗立派」意識[21]，也無朱子學般系統嚴密的話語體系[22]，它更多是作為一種精神理念為後人所傳承，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其注重實踐的個性所致。以中村正直、元田永孚以及井上毅為例，不難發現此三人學術素養集百家之長，而他們的話語表達與決策理念與陽明學之理念多有交集。這也從側面反映出近代前期陽明學作為日本文化土壤的養分，對日本教育理念的奠定產生間接的、非顯著的影響。
二、《教育敕語》與陽明學
在《敕語》前期方案擬定中，摻雜著較多的陽明學元素，如中村正直的「心宿神明」，元田永孚「智仁勇人之固有」，井上毅「謀生濟世」。加之，參與者中的三島中洲亦有過為大正天皇講授陽明學的經歷。這些都在無形中透露出當時日本陽明學的生存狀況。那麼，最終呈露於社會大眾眼前的《敕語》是否也保留或增添某些陽明學成分？其內部又是何種構造？
（一）「良知」與「忠孝」
「忠孝」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所在，與武士之「報恩」存在密切的聯繫。隨著倒幕派「王政復古」的勝利，「忠孝」最終所指向的對象由「各自主君」轉向「天皇」。與此相同，明治政府所出台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軍人敕諭》以及《教育敕語》均是服務於以「天皇」為中心的「忠孝」體系。對此，本尼迪克特（1946）在《菊與刀》中闡述道：「（在日本）『恩』這個字用於表示各種虧欠感中最為重者——『皇恩』時，有無限忠誠之意......近代日本用盡一切可能的辦法，將「恩」這一情懷集於天皇一人。」[23]而在《敕語》中，「忠孝」亦被置於所有道德條目之首。如下：
我カ臣民、克ク忠ニ。克ク孝ニ、億兆心ヲ一ニシテ、世々厥ノ美ヲ済セルハ、此レ我カ國體ノ精華ニシテ、教育ノ淵源亦実ニ此ニ存ス。爾臣民、父母ニ孝ニ、兄弟ニ友ニ、夫婦相和シ、朋友相信ジ、恭敬己レヲ持シ、博愛衆ニ及ホシ、學ヲ修メ、業ヲ習ヒ（略）[24]
我臣民，克忠克孝。萬民一心。世濟其美。此乃我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亦存於此。爾臣民，孝敬父母，兄弟友愛，夫婦相和，友朋互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略）（筆者譯）
依照其思路來看，「克忠克孝」是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將它擴充之後便是「孝敬父母、兄弟友愛」等德行。井上哲次郎曾解釋道：「忠孝一本主義乃是日本以成國家永遠繁榮之所在。」[25]那麼，在這背後是否是受某種理論邏輯指導呢？關於該點，高瀨武次郎運用王學良知觀所作出的闡釋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在1918年出版的《陽明主義の修養》該書中，他論述道：
「吾人固有之良知，對君則為『忠』，對親則為『孝』，對朋友則為『信』，其他諸般之道德皆無非起自良知。所謂國民道德之事，亦豈離良知而別存有哉！然我日本之國民道德為何？曰；忠孝一致是也。詳言之，即是君民同祖的忠孝一本主義，即族父統治的忠孝一本主義是也，以此忠孝一本之道德為根干，遵奉實踐《教育敕語》聖旨之外，別無所謂國民道德......」[26]（張崑將譯）
換而言之，他肯定了道德之先天性，認為「忠孝」與「信」等道德相同，都是由「良知」衍生而出，即「良知」居於諸道德之上位，是本源，「忠孝信」等是其具象化。諸道德中又有輕重之分，在日本本土「忠孝一致」是道德之根干。
三、繼承《敕語》理念之陽明學復興運動
《敕語》是為解決明治前期過度西化所帶來的社會道德系統混亂問題而制定的一項官方教育指令。以此為契機，儒學再次受到日本社會的重視。不久之後，日本本土又興起國民道德建設浪潮，而陽明學復興運動則位於這股浪潮的中心。
1893年，國粹主義者三宅雪領出版了著作《王陽明》，這是日本首部正式的有關王陽明的人物評述類作品。在該部作品中，他將王陽明視為全人類共同之師，認為只有日本人真正領略其思想精髓[33]。此前，他還曾在《哲學涓滴》（1889）中稱讚為日本屈指可數的「哲學」。
同年（1893），在平民主義者德富蘇峰出版的《吉田松陰》中，他將吉田松陰刻畫成一位有著革命精神的陽明學者。
以甲午中日戰爭為分水嶺，1898年鐵華書院刊發的雜誌《陽明學》掀起陽明學研究的高潮。井上哲次郎儒學三部曲中的《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1900）、高瀨武次郎的《日本之陽明學》（1898）與《王陽明詳傳》（1904）、鳥有生的《精神修養與陽明學》（1902）等均是該時期的代表性陽明學研究成果[34]。
1908年（明治41年），以東敬治為首的「明善學社」重新改組為「陽明學會」，以修養民眾心性糾正世風味目的開始了陽明學普及活動。
大隈重信（明治維新元老，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內閣總理大臣(首相)、井上哲次郎（官方學者，明治國家體制發言人）、新渡戶稻造(武士道作者）等知名學者也曾參與其中。
與之相呼應的，二宮尊德以及中江藤樹分別以「至誠報德」、「孝親愛人」的陽明學者形象入選本土修身教材。學者劉金才（2016，備註：劉金才，1951年生，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國日本史學會思想文化專業委員會會長、中華日本哲學會顧問、國際中江藤樹思想學會會長）總結了明治陽明學幾大特點：「良心的皈依、行動主義、純粹的內心以及獻身主義」[35]。即陽明學中「明明德」、「知行合一」、「至誠」、「萬物一體之仁」，這無不符合《敕語》中所推崇的「修己奉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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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宮尊德是日本江戶時代後期著名的農政家和思想家（陽明學者）。二宮尊德雖然早已離世，但是他的名字及其提出的「報德思想」,，卻一直活躍在日本的「歷史舞台」 。在德川封建社會, 二宮尊德被譽為村藩財政改革和農村復興的成功指導者和實踐家；在日本近代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 他被樹為「 勤勉、節儉、孝行、忠義」 的國民道德典範。
不管是在寺廟、神社，還是公園、學校內，日本的雕像數量之多讓人驚嘆，而在這其中，被稱為「全日本最多雕像」的就是「二宮金次郎」像 。
二宮尊德的事迹及報德思想在其去世後也由他的高徒富田高慶著成《報德記》( 和裝 8 冊) , 於 1880 年( 明治十三年) 獻給明治天皇, 被褒獎為「 經世之要」 和「 濟世安民之道」 , 頒布「 海內守令」 推廣, 並追授以「 從四位」爵位。
以此為發端, 明治國定修身教科書於 1894 年( 明治二十七年) 正式編入其事迹, 繼之日本全國各地的小學、幼兒園紛紛樹立「背柴讀書」 的金次郎銅像, 使二宮尊德成為二戰結束前日本家喻戶曉的「 道德偶像」 。
日幣上的二宮尊德
明治國定修身教科書中《文部省唱歌》歌詞中寫道：砍柴又搓繩，草鞋做不停。父母好幫手，幼弟照料勤。兄弟友愛深，雙親盡孝心。二宮金次郎，世人好典型。
金次郎的得意門生福住正兄（1824-1892）將報德思想概括為「道德經濟一元論」。因為金次郎認為，如果人們都能從克己、節制、利他主義出發來從事經濟活動，那國家和社會必將走向安定和繁榮。
馬克斯·韋伯（1864-1920）曾說，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為近代資本主義的誕生做了充分準備。如此說來，金次郎可謂在思想層面為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金次郎的報德思想被眾多日本近代著名實業家們所繼承。除了澀澤榮一（1840-1931），還包括日本近代銀行家安田善次郎（1838-1921）、纖維機械發明家同時也是豐田汽車創始人的豐田佐吉（1867-1930）、松下集團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1894-1989）、京瓷和KDDI的創始人稻盛和夫(1932-2022 )等。=======================================================================
明治天皇帝師-元田永孚 是陽明學者橫井小楠弟子，他是由大久保利通推薦擔任帝師，大久保父子都是尊陽明學，因為陽明學是薩摩藩學，參與《教育敕語》制定
大正天皇帝師-三島毅 是陽明學者山田方谷弟子，參與《教育敕語》制定，貴州陽明祠，還有他題寫的碑文
備註：光緒三十年（1904年），日本清宮宗親偕日本駐中國武官高山、金子等到貴州陽明祠訪問，並請大正天皇老師三島毅賦詩並書碑。
昭和天皇老師-乃木希典自認陽明風山鹿流派弟子，乃木自認他們山鹿素行，大石藏內助這一脈和薩摩藩一樣都是繼承陽明學道統（參見司馬遼太郎 《殉死》一書，學習院大學還有乃木珍藏王陽明畫像，上面有乃木題詞）
昭和天皇老師---東鄉平八郎 陽明學信徒
昭和天皇學識顧問-陽明學者安崗正篤（參與終戰詔書，制定平成年號，在日本譽為歷代首相人生之師，日本財政界精神支柱，在自民黨內部有「保守主流護身符」之稱，正式拜入他門下的日本首相有：廣田弘毅 吉田茂 岸信介 佐藤榮作 池田勇人 大平正芳 福田糾夫 中曾根康弘 二戰前日本軍隊就很盛行陽明學，人稱陸軍的大川周明 海軍的安崗正篤，山本五十六就是他弟子）
令和天皇老師-陽明學者宇野哲人 ，曾為德仁天皇進講《論語》近六年，也和安岡正篤一起監修陽明學大系
據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吉田和男（塑造日本人心性的陽明學）一書所述，二戰後，日本提到陽明學，第一反應就是右翼和軍人，它被認為是右翼勢力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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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日本企業家和陽明學
松下是安岡正篤的學生，師友會成員，當年松下搞松下政經塾的時候，松下便禮聘了老師安岡正篤為顧問，他以「尊緣生果」為題，啟發學生接受東方文化特色的講演，在該所集結海內外名流授課內容輯印成冊時列為首篇，可見松下對其尊崇之一斑。所以松下思想中有陽明學是再正常不過的了,甚至說松下老先生是陽明學信徒，這也是沒問題的。松下政經塾一直給學生教陽明學，這是公開資料。
至於稻盛和夫是安岡正篤未曾謀面的弟子
摘自 稻盛和夫 《成功的真諦》 從走上社會至今，我受到許多人方方面面的影響。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當屬安岡正篤先生。 安岡先生的書我讀過不少。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正是因為受到了安岡先生的熏陶，所以我對他非常感激。 他對人類學研究得非常透徹，極富人格魅力，具有偉大的人性和高尚的品德，胸襟開闊。我一直盼望著能有機會親臨雅教，可是尚未如願，安岡先生就與世長辭了。 我出生於鹿兒島，大學畢業之前一直生活在鹿兒島。23歲那年來到京都，在公司工作了4年，從事陶瓷研究工作。27歲那年，我在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下創辦了京瓷公司，開始獨立經營。 我在農村長大，並非畢業於名牌大學。我所經營的京瓷公司目前按照合併銷售額計算，規模已達7 000億日元。1984年創辦的第二電電至今已迎來第13個年頭，銷售額高達1萬億日元。 這完全是由於我在走上社會後的40多年間，忠實地遵循安岡先生的教誨不懈努力的結果。 我在多年的經營中反覆思考這樣的問題：人生是什麼？人是什麼？在安岡先生的書中，答案寫得簡單明了。 ===================================================================
安岡正篤在三菱集團、三井集團、住友集團、近鐵集團、東京電力集團，進而在這些企業的下請系列中擁有幾乎絕對的影響力。安岡正篤這樣的指導基本上是通過全國師友會進行的，這也是他帝王學的核心思想——會名「師友」，取自幕末的倒幕運動領袖吉田松陰《士規七則》中的一句：「成德達材者，多得師恩友益。」
日本企業家這種精神才是事上磨練的真陽明學。
安岡正篤將陽明學作為「帝王學」，教育人如何成為治理民眾的「大人」，對日本政商官軍精英傳授心法，本來儒學就是3000年以來東亞統治者的教科書。
新井正明（住友生命保險名譽會長）是關西師友協會的會長，作為陽明學在日本實業界的踐行者而廣為人知。他談到自己的經歷時，說道：戰後他從中國東北回到公司里工作，比從戰爭時期就進入公司的同事們更晚，而且由於在戰爭中負傷失去右腳，在公司里只能做些無聊的工作，因此他自己也很不滿意。當時，他讀了安岡正篤的著作，將自己的工作看作「實學」，激勵自己在工作中踐行「事上磨鍊」。當時每天都和「心中之賊」戰鬥並振奮精神。也就是說，「去人慾」「從天理」最終都是與自己戰鬥。新井正明說他認識到自己的工作是與整體的工作息息相關的，心態由此得以轉變。
政治家林大幹（原環境廳長官）也提到，政治家不應只重視選民，而要有注重國家、民族的心。林大幹說，王陽明的「天地萬物之仁」告訴自己，政治就是人心。他認為，「善」是絕對的善，不是從小的慾望中產生的善惡判斷，「明德」是探明無形之德，重要的是能夠把我們感受之外的「德」把握至何種程度。
小松社長坂根正弘與知行合一
坂根正弘，株式會社小松製作所取締役會長，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副會長。
《小松模式》
根據日本《天下雜誌》第六十期的報導，牛尾電機社長牛尾治朗（1931—2023）因信仰陽明學，將其寓實踐於經營，使企業欣欣向榮，他就任牛尾電機社長後，曾大舉開發特殊放電燈泡，但事業並不順利，被退貨的不良品堆積如山，營業亮起紅燈，當時最主要的顧客理光株式會社其經營同樣陷入困境，理光採用牛尾電機的電燈作複印機的光源，牛尾對於要不要繼續和理光作生意而深感焦慮，如果再提供產品，一旦理光倒閉，則會拖垮當時財務同樣不穩的牛尾電機；但牛尾決定去除私慾，反哺理光曾在牛尾電機的前身牛尾工業最困難時，毅然採買電燈伸出援手的仁義，牛尾做最壞的心理準備：萬一公司因此倒閉，就動用父親留下的遺產，變賣後清償債務和付給員工遣散費，他心想：「一文不名也好，正好可重新開始。」牛尾雪中送炭的賭注，讓理光社長市村清（1900—1968）感動得熱淚盈眶。後來兩家企業都轉危為安，沒有倒閉，而理光同樣不負所望，其生產的複印機不僅執日本牛耳，更儼然成為辦公室自動化設備的新銳產品。
1987年，安倍晉太郎的長子寬信在5月23日迎娶牛尾電機會長牛尾治朗的長女幸子，在東京新大谷飯店舉行婚禮，牛尾治朗一直給安倍晉太郎提供政治獻金，這是一次聯盟式政治婚姻，索尼會長盛田昭夫夫婦（盛田昭夫也是安岡正篤學生，蘋果喬布斯偶像）親自做媒，前首相福田赳夫、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上台發言，三菱商事會長三村庸平、日產汽車會長石原俊一共700多位政界、富商名流參加了婚禮。
西方說日本是儒家資本主義，其實更準確應該是心學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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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重信首相與陽明學
「因為陽明先生就像是日本人一樣，所以我們似乎能夠以我們的心來揣度陽明先生的心。……知行合一之說確實單純明了，對像我這樣不大學習之人來說真是十分方便。……陽明先生重視內心，認為以我心下功夫才是真正的……與複雜的朱子相反，陽明先生的直截簡易的單純之處與日本人十分相像，這是我非常喜歡的。」(大隈重信,《陽明學》13號，明治四十二年)
「其時，陽明學就像欲謀反之人之所必學而令人生畏……內在於人的能量一旦迸發出來就似火山爆發一樣地巨大……可以說大鹽平八郎、西鄉隆盛等都是這種內在能量爆發的例子，這樣的例子不可勝數。」(大隈重信,《陽明學》13號，明治四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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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坂玄端與陽明學
久坂玄瑞(くさか げんずい，1840-1864年)，日本江戶末期激進的尊王攘夷派志士。生於藩醫之家。名通武，通稱義助，號玄瑞，別號江月齋。就學于吉田松陰門下，是吉田松陰的出類拔萃的高足，與高杉晉作同稱"松下村塾的雙璧"。娶松陰之妹為妻。1891年贈正四位。
「鍛煉心術脫離生死之姚江學(陽明學)實為捷徑，於吾輩之學問甚為適合。」(久坂玄端,《吉田松陰全集》第9卷，書簡集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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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陽明學已全亡於清國，更盛於我國。或然。此因我國民之性格自然合於陽明學，具事事物物尚實踐之道德觀念及風俗習慣。如彼支那之堂堂大學者臣事二君，誤順逆而恬然無愧，雖我馬丁走卒亦不敢為。此證之於歷代之史乘而有餘。所謂武士道，即在重節義、知廉恥上發揮特質也。」(結城蓄堂,《陽明學》2號，明治四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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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覺得日軍將領信仰陽明學很奇怪，這在東亞歷史上就已經有先例了，我國最後的兵書作者戚繼光就是好榜樣
胡宗憲與陽明學
胡宗憲的業師是江右王門學者歐陽德，胡宗憲亦曾師從王陽明先生的再傳弟子鄒守益。少年胡宗憲在讀書時，曾發出「艷羨陽明先生理學勛名，前無古，後無今，恨不得生先生之鄉，游先生之門，執鞭弭以相從也」的感嘆。
王陽明之所以成為卓越的軍事家，從《武經七書》中受益良多，並有《武經七書評》，通過「批註」和「案語」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軍事主張。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胡宗憲中進士後任紹興府餘姚縣知縣，從王陽明後裔手中獲得《武經七書評》，如獲至寶，「覺先生之教我者，不啻面命而耳提也」，並以「私淑陽明先生」自居。同時，胡宗憲遍訪王陽明的舊友門生，遍求陽明遺書。胡宗憲和王陽明生前得意弟子錢德洪、王龍溪等交往甚深。錢德洪見胡宗憲，建議他在公務之餘多讀先師的《奏疏》《公移》等。
胡宗憲一介書生，能領兵打仗，既得力於王陽明先生的榜樣激勵，也得益於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和軍事思想。不光如此，胡宗憲的抗倭還直接受益於陽明心學傳人的鼎力相助。胡宗憲任直浙總督（總督浙江、南直隸和福建等處的兵務），王陽明先生的再傳弟子徐渭（即徐文長）、唐順之、何心隱等皆是胡宗憲極為倚重的幕僚。在杭州主持東南沿海抗倭鬥爭之時，即啟用戚繼光，任命他前來台州海門衛組織抗倭。
胡宗憲對於陽明心學的傳播也頗有功績。在總督浙江時，主持修繕杭州天真書院，出資翻刻陽明先生的《陽明先生文錄》《傳習錄》《陽明先生年譜》。
徐光啟評價王陽明和胡宗憲就是黃石和子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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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私淑陽明」
戚繼光生活的時代（嘉靖、萬曆年間），是陽明良知心學流傳於大江南北的時代。戚繼光率戚家軍抗擊來犯倭寇的浙、閩、粵沿海諸地也是陽明學廣泛傳播的區域，已形成了浙中王學、粵閩王學。
戚繼光軍事理論來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以《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等共同構成的《武經七書》；另一方面是以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為核心的儒學典籍。因而，戚繼光的武學理論蘊藏著「兵儒合一」的特性。
對於為將者的基本素養，戚繼光主張：「為將者需先將《孝經》《忠經》《論語》《孟子》《武經七書》白文，次第記誦……然後益之《春秋左傳》《資治通鑒》以廣其才；授之《大學》《中庸》大義，使知心性之源。」戚繼光也欣賞《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主張將帥應注重個人修養，善養浩然之正氣。
戚繼光不但對王陽明先生的軍功及其軍事理論《武經七書評》有深入研究，而且還開展了創造性運用。王陽明的軍事活動主要在江西、廣西的山林、內陸地區，屬陸地戰，而戚繼光卻能做到活學活用，在東南沿海進行的抗倭鬥爭（屬海戰）中取得全殲來犯倭寇的輝煌勝利。戚繼光是一位深諳王陽明「用兵制勝之道」的軍事理論家、一代抗倭儒將。
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提出「為將」二十六條：正心術、立志向、明死生、辨利害、做好人、堅操守、寬度量（七條基本原則）；尚謙德、惜官箴、勤職業、辨效法、習兵法、習武藝、正名分、愛士卒、教士卒、明恩威、嚴節制、明保障（十二條基本素質)；聲色害、貨利害、剛愎害、勝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需要克服的七種缺陷)。這二十六條與王陽明「致良知」之「教」法以及王陽明的軍事理論基本一致。
戚繼光的詩文中多次提到「良知」，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發揮。王陽明作為理學家，極力主張士大夫應「去人慾，存天理」。戚繼光則提出「明天理，滅人慾」的觀點，並對此作出自己的解讀：「天理難復而易蔽，人慾難磨而易起。復理如仰面攻城，縱慾如下坡推轂。」王陽明稱「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戚繼光則提出「去外易，去心寇難」。所以，戚繼光既是理學家，也是陽明學者。
據文獻記載，戚繼光曾在陽明弟子錢德洪門下細究良知心學，並於戎馬倥傯之際向王畿問過學。
因此，戚繼光的兒子戚祚國在編纂《戚少保年譜耆編》時，稱父親「私淑陽明，大闡良知。胸中澄徹如冰壺秋月，坐鎮雅俗有儒者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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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與陽明學
曾國藩兒子認為他爸是王陽明的學生
清代由於官方原因，王學被壓抑為潛流，公開談論者不多，支持者更少。
光緒四年（1878），曾紀澤在日記中寫道：「近世談性理者，好持朱陸異同之說以立門戶，然學士大夫能講求實際，任艱巨，著績效者，出陸王之門為多。其詆陸王者，大半硜硜自守之士，空談無補。」
曾紀澤只承認他爹曾國藩 -恪守程朱 不棄陸王
曾國藩，事功彪炳，為同治中興的再造之臣，他的兒子曾紀澤得出的這個觀察，內中緣由，讓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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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和王陽明
林彪名言-狠斗私字一閃念，就是心學修鍊手法。
林彪在日記里，把王陽明稱作先哲，他認為知行合一才是真理，是知行問題最好的解說，他當政要把先哲的思想加以新的發揮，重新發揚光大
摘自：王陽明的反革命兩手及其「心」學——揭露王陽明鎮壓廣西瑤、壯族人民起義的罪惡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