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完人洪承疇：
薩拉查其人其政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尉官運動，結束了統治葡萄牙四十年的薩拉查政權。在葡國空前慶祝石竹花革命勝利十四周年之際談論薩拉查，似乎有點不合時宜。不過，要較為全面地理解「四·二五」革命的意義，不能不對葡萄牙近代史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動蕩不安的第一共和國 二十世紀初葉，沉浮起伏，掙扎鬥爭了近一個世紀，尤其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後得到深化的共和思想，在保守、落後的葡萄牙趨向成熟並深入人心。一九一○年十月五日，共和黨勢力首次壓倒君主立憲等傳統勢力，建立了葡萄牙第一個共和國，結束了七個多世紀的君主立憲制度。
然而，第一共和國的命運卻坷坎不定。共和國憲法規定，政府建立在議會和總統的信任的基礎上。共和黨奪取政權後，內部即發生分歧。其他政黨也伺機而起，爭權奪利。儘管鐵腕人物阿豐索·戈斯達一九一三年執政後，暫時控制政局，平衡了財政預算，但是，教會的勢力依然十分強大而頑固，而人民篤信宗教且思想保守，戈斯達的改革施政計劃難以執行。特別是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葡國因為非洲殖民地而捲入戰爭，遭到人民極力反對，而參戰士兵也士氣低落。且當時物價飛漲，政府失去僅存的聲譽和支持。各政黨沒有章程，缺乏意識形態的指導，只曉得互相傾軋。繼阿豐索·戈斯達落台後，政府生生滅滅，如走馬花燈。僅僅十六年時間，共和國政治舞台上就經過了八位總統和五十個政府，有的政府壽命僅得一天。
一九一七年底，士多紐·百斯少校發起軍事政變，並於次年當選為共和國主席，成立歐洲第一個法西斯政權，暫時穩住了政局。但是，戰後的局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變得更加惡劣。僅一九二○年，就有八個政府登台倒台，政黨鬥爭越來越激烈，政治謀殺層出不窮。國家的經濟財政和社會形勢日益惡化，人民逐漸對共和國失去希望，相信「只有獨裁可以拯救我們。」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高美士·達·戈斯達得到北部和中部軍隊的支持，順應潮流，發動軍事政變，並輕而易舉取得勝利。不久，第一共和國壽終正寢，由此開始了七年的軍事獨裁。
薩拉查初出茅蘆
所謂軍人獨裁，乃指國家從地方到中央的權力，全部掌握在軍人，尤其是中、下層軍官手中。形成一個地地道道的「軍人蘇維埃」。軍人，出於天職，只會打仗，並不懂治理國家，這樣，便引出薩拉查的故事。
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在上貝拉省介於科英布拉和維塞烏兩市之間的維米埃羅村。像北、中部其他貧窮人家的孩子一樣，幼年赴維塞烏一所教會學校就讀。十八歲，在科英布拉大學修完法律課程，二十五歲時完成博士論文，一直被認為是品學兼優的學生。 薩拉查二十一歲始執教鞭。他的學生無不承認這位年輕的教授思路清晰、概念明確，非但對經濟、財政問題處理有方，而且對自己應用的原理深有把握。這些學生中，不少進入軍界，後成為軍事獨裁政權的一員。當時政權的強人——戰爭部長意欲改變政府形象，在一批軍官的大力支持下，遂遣人往科英布拉請薩拉查出掌財政部。
有十多年教授財政經驗的薩拉查，同時是葡萄牙天主教中心負責人。或許出於一種強烈的宗教意識和義務感，他早就想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只是等候良機。戰爭部長派人與他密談時，他提出要實際掌握整個政府的施政方針。儘管名義上相當於總理的內閣部長會議主席可由戰爭部長擔任，但只有給他施政的權力和自由，才能把葡萄牙從危機中拯救過來。
軍人們並不那麼爽快地交出權力。但是，尉官蘇維埃政府除開維持不安的社會秩序，對日益惡化的財經殘局束手無策，而國外的援助又被切斷。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卡爾蒙納將軍當選為總統，任命了新的政府。經過一番談判，終於說服薩拉查接受邀請出任財政部長。薩拉查上任次日，方滿三十八歲
整頓經濟平衡預算
就職演講詞中，薩拉查說：「我深知自己需要甚麼，深知欲往何處。」這句膾炙人口的話語，體現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接管財政的頭一年，他充滿信心，因為他不僅堅信科學，還深信上帝並沒有拋棄葡國。他如此自信，一開始便顯露出獨斷專橫的一面。尤其是初期採用家庭主婦那樣簡單的辦法，大刀闊斧縮減財政支出，停頓了很多進行著的項目，招致左中右各派的批評和指責。似乎眾人都懷疑，「制訂一個預算案容易，實施起來就另一回事了。」然而，一年後，他成功了，財政預算奇蹟般達到了平衡。一九二九年底，國家財政首次出現順差，債務減少，財政收入趨向正常，企業家信心恢復，資本迴流。這時，人民也慢慢發現，政府中有那麼一位能人
由於他在整頓國家財政經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薩拉查在政府的威望日益增高，被公認為內閣中唯一一個有頭腦的部長，也是政府中的實權人物。其他部長，為了得到這位財神爺首肯撥款，有足夠的資金進行本部的工作，都將自己的施政大計與薩拉查商討。殖民地部長因為跟他在某些方面未能達成一致，薩拉查毫不猶豫地在一九三○年接管了該部。後來《殖民地法》的產生，便源於此時。同年，正當他權力膨脹之時，政府發生危機。幾乎是他——作為部長，選擇了自己信得過的多明戈斯·德·奧利維拉將軍作為自己的上司——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儘管因為時機不成熟，他未當上政府首腦，但是，他實現了一九二七年的夢想：真正掌握政府的實權。
掌管政府開始新政
一九三○年中，薩拉查鞏固自己在政府的地位後，便著手通盤考慮內政：葡萄牙要結束過渡性的軍事獨裁，實行法治。
薩拉查的法治，乃建立一個強權政治。即是使政府擺脫國會的束縛，只對總統負責而無需得到國會的信任，以保證政府和政策的穩定性。同時，利用人民對政黨鬥爭的反感心理，解散各政黨，搞一個「民族聯盟」，試圖將所有希望參政的力量聯合起來，以爭取象徵式選舉的票數。 一九三二年五月，政府草擬的新憲法草案問世。不久，多明戈斯·德·奧利維拉將軍看大勢所趨，欲讓出部長會議主席之職。儘管軍方阻力重重，甚至發生叛亂，但薩拉查最後贏得多數軍人支持，於同年七月五日就任新職。一九三三年三月，全民為憲法草案投票。結果是贊成票五十八萬，棄權票四十二萬。政府預見到公民對新憲法興趣不大。事先頒發法令，將棄權票當成贊成票。新憲法便由「大多數票」通過，正式生效，從此結束軍事獨裁，開始長達四十二年的新政。
新政經濟建設有所建樹
新政施行頭二十年，政府重點整頓了中央和地方行政，同時大力發展公共工程。財政和稅收改革以及技術部門建制的完善，為公共工程創造了必要的投資條件。對外方面，薩拉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靈活機動地運用了葡國外交資源，嚴格保持中立，使葡國人民免受戰禍。
如果說新政前期的公共工程主要集中在完善道路網路和水壩建設等方面，那麼，後期完成的工程則更為廣泛和大型：杜羅河橋(一九六三年)、特茹河橋(一九六六年)、國立圖書館(一九六八年)、里斯本司法法院大廈(一九七○年)，還蓋了一大批小學校。 除開公共工程，新政後期加速了工業化進程，這一進程在馬爾歇羅·卡埃坦諾一九六八年接管政府後變得更為明顯。西奈斯港口和工業中心，便是卡埃坦諾的建樹，希望透過西奈斯工程，促進南部工業的全面發展。例如化學、冶金等工業，就是這一時期發展成長的。 然而，工業的發展並沒有第一產業發展的伴隨，特別是農業生產，幾乎停滯不前。從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一年，農業產值只從一千六百萬康托增長到一千八百萬康托，而工業產值卻從一千九百萬康托增長到六千四百萬康托。即使如此，國民產值年均增長率也達到百分之七點五。
冷麵無情的獨裁者
恰如其他外省鄉下人，薩拉查十分看重權力。上任初期，他感到逼切需要恢複名聲喪盡的政府的威望；另一方面，又擔心自己一個文弱書生，資歷不足而得不到足夠的尊重，加上天生的羞怯性格，他跟人接觸總是保持一定距離，言語冷淡，堅信自己的決定和判斷。或許正是這些特點，能夠在任初厲行節省公幣，達到預算平衡，並逐漸建立起一套行政道德和紀律。
薩拉查在實行新政之前，就暴露出專斷的一面，其表現如替換殖民地部長。獨裁專制的形成，則是在制訂新仙法那個時期及仙法生效之後。新憲法通過後，大大加強了政府的權力，幾乎把總統和國會架空。政府擁有施政的絕對自由，國會幾乎沒法過問。國會一年辦公兩個月，成為現政的幌子。政府獨裁的措施，可以概括為如下幾條：
一、取消政黨制度，建立民族聯盟，實行一黨專政。民族聯盟並無真正決策權力，只對政府某些重大政策提出參考意見和建議。民族聯盟是個非黨非政的機構，不似德國和義大利的納粹和法西斯政權，黨政界限明確。
二、成立青年團，向年輕一代灌輸專政思想，培養新政的信徒和接班人。青年團紀律嚴明，為宣傳新政起到極大作用。
三、建立新聞檢查制度，實行新聞封鎖，連電影、電視、學校課本都受到全面檢查，要人民「自得其樂」。被視為民族象徵的賈梅士也不能倖免。《葡國魂》中《愛情島》一節，因為有愛情描寫，被認為意識不良而從中學課本刪除掉。那段時期，葡國人只有三個「F」作為娛樂：法西斯、足球和「法度」。法西斯的代表是薩拉查，到處充斥著他的語錄；足球和「法度」即葡國悲歌的兩大偶像是尤塞比奧和阿瑪麗婭·羅德里格斯，他們被看作民族英雄，是愛國的榜樣。
四、以保護國家安全為名成立政治警察。幾十年來，葡國人一聽政治警察的名字，無不毛骨悚然。薩拉查緊緊抓住葡國人性情溫和，安分守己，要求不高，不喜動亂等心理特點，從不進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或血腥鎮壓，對廣大群眾通過宣傳做說服工作，只控制住小部分可能對政權造成危害的人。殺人不見血的政治警察，便是執行者，通常深夜敲門。因此，時至今日，史學界對薩拉查政權是否法西斯政權這個問題仍存爭議。薩拉查自己曾這樣解釋： 「我們的專政，在集權、向某些民主原則宣戰、民族主義的顯著特點、對社會秩序的關注等方面，明顯地接近法西斯主義。但是，在革新的進程中，則與之背道而行。法西斯專政趨向一種異教的凱撒式帝國獨裁，趨向一個不知法制和倫理秩序界限的新政權，走向末日而不碰到迷惑和障礙。」
他還指出，墨索里尼是個百分之百的投機主義者，忽左忽右，飄晃不定，而這一切直接與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有密切關係。
薩拉查的獨裁，完全建立在個人的威信和集權之上。他不濫用暴力，而是像神父一樣從精神上愚昧群眾，灌輸盲目的愛國主義思想。鎮壓反對派時，也偏愛神不知鬼不覺的秘密行動。作為政府首腦，他長期兼任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牢牢控制政權。權力鬥爭之際，他總是冷麵無情的勝利者。連跟隨他幾十年並成為其繼任人的馬爾歇羅·卡埃坦諾也這麼承認。一九五八年總統選舉一段故事，很有代表性地說明了他此一性格。
當時屆滿的總統克拉威羅·羅伯斯將軍，一直以為自己與薩拉查相處不錯，而後者也有意無意地暗示他可能被民族聯盟提名再次當選。但是，薩拉查聽到羅伯斯將軍抱怨他年老又體弱，應該讓位給年輕人後，乃懷恨在心。但他深藏不露，直到選舉前夕才逼羅伯斯不參選。羅伯斯感到自己被出賣，十分不滿。他完全可以使用憲法賦於他的權力解除薩拉查的職務，且擁有軍方支持，但他偏偏沒有這麼做，忍聲吞氣被薩拉查逼走，而夫人也憤恨而病故。
然而，薩拉查政權猶如其人，垂垂老矣。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印度兵占果阿，時值國際呼籲非殖民地化，葡外交節節失利。一九六二年一月，南部軍事政變，反對新政。三、四月，學潮四起。緊接著，非洲各殖民地相繼展開游擊戰，國內學潮到六十年代末更是彼起此落，層出不窮，令政府應接不暇。七十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直接波及葡國，殖民戰爭有增無減，人民怨聲連天，內外受困的專制政府，日趨瓦解。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尉官運動，輕而易擧地取得勝利，為新政——也可稱為第二共和國高歌了送魂曲。第三共和國，像第一共和，在動亂中誕生。幸好，這次動亂只是意識形態的鬥爭，其果實乃皿煮沛蝤政權
上 法 院
第一次上法庭。作為安份守己者，自然不會被告，也不可能去告人。做法官或律師，暫時還不夠格。原因是朋友的朋友，收到法院一張傳票，要求他某日到某法院「報到」。由於語言不通，請我陪他走一趟。
事情可追溯到一年前。一天，這位朋友正在擺賣，幾個稅務警察走了過來。二十多個走私手錶被查出，要沒收。若似往常一樣，依他們的暗示，乾脆將手錶送給他們，倒也平安無事了。無奈這位朋友那天心情不佳，佯作不知，漠視「老爺」們的暗示。太上皇頭上動土，豈能容忍？於是，將他帶到稅務局，寫了狀子，要告他。他以為是沒收手錶的收據，反正手錶都沒有了，就草草簽了字。
一年之後，粗心的秘書不知怎麼翻起這個被各方遺忘掉的案子。法官壓根對此案無興趣，旁邊美麗的金髮書記員也無法令他睜開惺忪的雙眼。驗明被告身份，問了我的姓名、地址，以共和國名義任命了翻譯，要我宣誓忠實地翻譯他們的對話。
完成這套縟節，法官開始詢問事情的來龍去脈，要被告忠實地回答。剛譯罷，法官又補充：為節省時間，我知道的可以直接回答。這反而令我為難了：到底誰是被告？
實事求是將原委向法官申明之後，法官傳原告。原告依法官要求，發誓供詞全是真話。接著，開始講述事情經過：那一天，他正在某街上擺賣……尚未入正題，法官打斷原告，問「他」是誰？原告將我和朋友打量了半天，然後指向我。我忍不住和書記員一起笑了起來，一本正經的法官竟也笑顏逐開，糾正道：他是翻譯，被告坐在旁邊！
在法官示意下，泄了氣的原告灰溜溜地離開了。法官問朋友還有什麼補充。朋友覺察到他不耐煩的神態，識趣地說沒有什麼可補充的。法官轉身問靜坐一旁的那位先生：「律師，你有什麼要補充？」律師？法官似乎看出我狐疑的眼神，解釋說，那是被告的律師。此時，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法庭還為被告代請律師！律師好像意識應「有所作為」，乃強調一點：被告擺賣時，處於失業狀況。
十天後，我們去聽宣判：「被告所為，證據確鑿，已構成犯罪行為，本庭判決結果是：監禁一個月，相當於罰款六萬八千二百士姑度。鑒於被告在葡時間短，言語不通，不懂有關法例，加上認罪態度良好，判決緩期兩年執行，但需在十天內繳交律師費、翻譯費和辦案費共七千六百士姑度。
朋友對「監禁一個月，相當於罰款六萬八千二百士姑度」一句不甚明，我也有點模糊。我有點不好意思地向法官請教。法官倒是很坦率：交罰款就可以了，不用去坐牢。
我發現，那天律師座位上換了另外一個人。出庭走出法庭時，粗心變細心的秘書跟了出來：翻譯費我們按地址寄給你。此時方記得細節問題，太多謝了！幸好這兒不是巴西，否則，一千士姑度，本可買一公斤牛肉，一年後收到支票時，只能買一公斤荷蘭薯了。還是朋友實在：
「等他們的翻譯費？我才不會那麼傻聽他們話。我一分錢也不會繳交。這種事太多了，他們根本顧不過來。咱們還是去喝茶吧」。
法官的判決真冤枉他了。誰能說他不熟悉葡國呢？！
全國大罷工那天
三月廿八日星期一，是名副其實的星期天的繼續。葡萄牙人沒有往常周一的繁忙，在法律的保護下，繼續做周末的美夢。這天是全國性總罷工，特殊的日子。
早上八、九點鐘了，街上還是冷清清的，火車站沒有往日來去匆匆川流不息的人潮，汽車站斬不斷、理還亂的長龍也消失了。沒有火車，沒有巴士，沒有電車，沒有渡船。飛機大大減少了班次，被政府民事徵用了的里斯本地下鐵，九點多才懶洋洋不得已地打開出入口的大閘。
郵局關緊了大門。那些本想利用今日大假去排隊的居民，嘆了口氣，上咖啡室聊天去了。幸好，咖啡店多為家庭式，工人不是老闆，也是老闆的親朋，與勞工法無關。要不，所有咖啡店、餐館都關門了，居民真不知如何度過這一天。
儘管沒有往日那麼齊全和準時，總算有報紙買。一些報紙因為本身印刷廠關門，只好求助於其他印刷廠。發行部門也受罷工影響，報紙遲遲才到讀者手中，好在沒什麼訂報紙的，否則，得過一天才能讀到。
電視台部份工人聲稱要罷工，但電視竟如常播放。醫院急診和火葬場倒有最低服務，只是屠宰場的牛羊豬死得太慘，沒人及時收屍。銀行大多緊鎖門戶，靠自動提款機滿足顧客。著急的是那些中了彩的玩友，不知到底可以拿到多少獎金。因為六合彩和足球彩票的發行者慈善會的工人罷工，統計工作推到次日。
罷工集中於大、中城市，重點在國營公司，尤其是交通、通訊、銀行及保險部門。大多私人機構運作如常。政府徵用私人公司的汽車保證乘客最低流動，私人機構僱員可乘坐豪華旅遊巴返工，的士佬似乎也對此興趣不大，趁機多拉幾個客。按摩中心更在報紙「嚴正聲明」：二十八日照常開業。 總統蘇亞雷斯在風景秀麗的星星山上坐山觀虎鬥。部長會議發言人說，內閣總部二百五十個公務員中，只有六人未上班，而國會罷工人數只有一成。總理席爾瓦更是從早到晚忙個不停，精神飽滿從北到南參觀工廠。總罷工？只不過是場政治遊戲。某些工會領袖盜維護工人權益之名，藉機提高個人聲望，滿足權欲——總理滿不在乎地說——如果有總罷工，那就是我沒看見，我相信葡萄牙人的覺悟。
不過，最忙的還是工會領導和積極分子。罷工前，散發、張貼近千萬標語宣傳品；罷工之際，又忙於統計響應參與罷工的工人的數字。在一些交通要津，掛著大招牌，某大公司工人百分之百響應罷工，某行業百分之九十關門大吉。初到葡國的外國遊客，到銀行吃閉門羹後出來乍一看招牌，以為那些數字是最新匯率，當銀行也學習總統府開門辦公，搬到街上營業呢！ 下午，街上行人漸多，私家車穿梭往返。一次罷工，一場民間舞蹈的總匯演？四百萬康托(二千八百萬美元)的代價似乎大了些。政府與工會角力？勝者難王，敗者不寇。且看勞工法修改案的命運了
無課可上與罷課
學生無課可上與罷課並存的現象，大概只能在葡萄牙發生。一方面，數以萬計的中、小學生因為校方開學準備工作未就緒而困在家裡翹首以待；另方面，里斯本大學卻在罷課。
一拖再拖，十一月份都過去大半了，三萬多中、小學生還在家等待開學通知。單單在大里斯本區，就有二十五家學校由於教學設備不足而大門緊閉。據稱，這些學校共缺少一萬五千套桌椅。家長和老師指責教育部忽視教育，教育部答覆「正在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的同時，把責任推向某一傢具公司。按合同，該公司應在八月底全部交貨。公司解釋道，生產線不足。
面對現狀，對漫長的假期感到厭倦的某一中學的學生忍無可忍，扛著椅子和廚房乃至洗手間的板櫈，到學校門前示威，要求主管部門關注教學設施短缺的情況，要求儘快開學。而校方無可奈何地發表公告說，儘管他們不是責任承擔者，但為給學生招致的不方便而深表歉意。
幾乎與此同時，里斯本大學文學院學生會在耐性耗盡之後，決定進行為期兩天的罷課。學生會簡報社論指出，葡萄牙作為歐洲共同體的成員，教育卻遠遠落後於歐洲其他國家，制訂教育政策的負責人似乎忘記了教育乃一個民族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基礎。此外，還要求增加教育經費，以聘請足夠的教師。單單文學院，七千學生中就有近千人由於缺乏師資而無課可上。
罷課之前，學生會質詢過院理事會。文學院把責任推向校方，而校方馬上將球踢到教育部。教育部一如既往，保持沉默。當然，力量強大的學生會卻不會因此而罷休。罷課期間，集會辯論並收集簽名；罷課結束時，還要舉行記者招待會，利用傳播媒介發動公眾輿論。
幸好，罷課沒有連累外國學生。然而，學生會積極分子還是敲了我們留學生課室的門，問我們是否知道罷課此事。他說，罷課不波及外國人，但歡迎外國學生參加他們的集會和簽名運動，並耐心解釋罷課意義所在。任課教師雖未言語，但明顯可以看出，她因為課被打斷而滿臉不高興。 無課可上和罷課，都是出於同一原因；扛著桌椅要求上課與遊說罷課，亦是為著相同的目的。責任歸誰，永遠說不清楚。然而，受害者總是明確實在的
摩登總統與無上裝
八月初，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在南部阿爾加維度假。這原本是例行公事，平白無奇，卻因為他在海灘上與無上裝荷蘭女模特兒握手交談而轟動全球，世界不少大報都刊登了傳真照片，港澳報紙亦不例外。而葡萄牙國內新聞界更藉機大做文章，聲稱「我們擁有摩登總統」云云。如此區區小事，搞得滿城風雨，決非孤立、偶然，而是有其歷史背景和原因的。
直至今年夏天，葡萄牙依然是禁止在海濱浴場實行裸泳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令那些主張裸體主義的人士大為不滿。為此，他們便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指責政府，並要求修改一九四一年五月頒布、至今仍然有效的三一二四七號法令。該法令規定政府負責維護公共道德以及制訂防止習俗墮落的措施，細節還指明男女泳裝須符合官方標準，男性須著帶有褲腿的短褲和內衣，而女性除要穿上述衣物外，還要外加一條褲，以免走光。
幾十年來，社會已經得到預想不到的發展，人的思想亦發生了質的飛躍，但是，此法令卻絲紋未動，一如既往地束縛著遊客的自由，亦間接阻礙了旅遊業的發展。值得可喜的是，葡萄牙人的實際行動反映出其日趨開放的思想。 度假勝地埃斯多里的港務官員說，兩、三年前，他們尚時常收到投訴，尤其是那些思想保守的女士，抗議無上裝海浴者將乳房公諸於眾，傷害了女性尊嚴和人格，亦給她們的兒子帶來不良影響。那時，官員們只好向當事人解釋，告訴當事人有哪一位先生、哪一位女士提出抗議，勸她穿上比基尼的另一半。但是，習慣於此道的外國遊客卻若無其事，常令他們無可奈何
時至今日，葡萄牙人逐漸接受了無上裝女郎在海灘遊行示眾的既成事實，而且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半裸泳乃至全裸泳的挑戰，迫使保守勢力江河日下，沉默不語，甚至連道學家們也習以為常，見慣不怪了。倒是那些港務官員左右為難，明知法令與社會進化背道而馳，自己亦不贊同，卻又要執行。閉一隻眼開一隻眼吧，無上裝就隨它去了，一絲不掛還是要干涉的。
對那些自然主義者、尤其是女性裸體主義者來說，人們普遍認為無上裝不僅是裸體合法化過程的突破性進展，更意味著性別歧視的末日即將來臨。男人因為沒有高聳的乳峰可以自然地除去上衣，而女性美麗的胸部卻被社會劃為禁區，要用衣物遮掩得密密實實。這是欠公平的。
女性乳房是哺乳工具，而人們卻錯誤地把它們當作性器官看待。眾所周知，非洲的女人經常是袒胸的，而在葡國內陸地區，女人在大庭廣眾下哺乳的現象到處可見。為什麼偏偏沙灘里出現的無上裝引起人們的爭議呢？有人說，無上裝帶有色情味道，男人看見乳波臀浪而想入非非，但亦有人說，若隱若現的包裝比裸露更能挑起男人的情慾；有人更提出高見，謂男女差別縮小，會令男人失去興趣而造成性無能，而持反對意見的女性，則因「資本」不夠雄厚，害怕貨比貨，從而產生強烈的嫉妒心理。其實，道理是很簡單的：習慣使人們麻木不仁，然而，一旦習慣有所改變，我們就變得有點神經質了。 無上裝和裸泳者隊伍的日益壯大，將迫使政府修改法令。據說，正在休假的葡萄牙議會希望綠黨或其他黨儘快向政府提交法案，以便復會後拿到議會辯論通過
葡國華僑要學中文
里斯本一位年青華僑說，他要去義大利學中文。義大利有教授漢語學校，西班牙也有，更別提發達的法國了。只是地處歐洲邊緣的葡萄牙，因為沒有正式的華僑組織，中文學校自然只是奢談的話題。幾乎所有的中文學校，都是強大的華人團體為了不讓後代忘記中華傳統文化而開辦維持的。
移民初期，華僑多忙於生計，難以將子孫教育提到議事日程。更有不少華僑，把剛出生的孩子寄養於外國人家庭，只在周末抱回尚未完全安定的家。孩子接受的啟蒙教育，毫無疑問，是清一色西式的。三、四歲了，除開爸、媽等各種語言發音均相似的詞彙，不會講半句漢語。而華僑本身，當地語言說得比孩子的中文好不了多少，開始感到潛在的危機：溝通的困難。
「我得把孩子抱回來了。否則，再過幾年，連父母他們都不認了。」一位華僑這樣說，儘管他的環境還不甚安定。但是，滿口洋話的孩子留戀養母且不說，共同生活多年的養母更是對孩子情深似海，戀戀不捨。 「你可以不付寄養費，讓安娜在我這裡多住些日子。」養母懇求著說。這位五十多歲的養母與丈夫和一個女兒住在一起。女兒已婚多年，但尚未有孩子。安娜出生後，從醫生證明、出生紙、入籍手續，全由她一手操辦。甚至連名字，有一半都是她起的，只在後面冠以生父的中國姓氏。據這位華僑朋友說，她視小安娜比親生孫女還要親，咳嗽一聲，便要連夜帶去醫院診病。儘管每月只收二萬士姑度的寄養費，小安娜卻是要什麼有什麼。這位華僑笑著說，回憶起遇見過的包租婆，根本想像不到會碰到這樣的好人。 不單新移民，有的與葡人通婚的老華僑，也感到與從小接受西洋教育的兒女感情溝通困難。他們希望自己的後代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以期與自己更接近。尤為重要的，不數典忘祖。但如何？送到中國大陸或中國台灣去，自然是個辦法，卻非每人都有此經濟條件。辦一所中文學校，一是缺乏資訊，更關鍵的乃無人出面牽頭組織。也有人說，華僑人數有限，難以維持一間學校(往往是一個班)，但此理由論據不足。 在葡國，有美國文化中心、英國書院、德語學院、西班牙語學院，享譽世界的法語聯盟更是遍布各地。這些機構，全是各國創辦的，由國內提供師資和教學材料、設備。細小的葡國，派駐世界各地的講師室也有一百多個，旨在傳播其語言文化和輔導僑民教育。目前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在幾內亞等非洲前殖民地的語言爭奪戰，頗讓人深思：世界最古老的中華文明，是否更應滲透到地球的每一角落？散居世界各地的炎黃子孫，尤應受益於中華文化並幫助她的傳播
阻街女郎
在里斯本生活過的人，都不難碰到穿梭於街頭巷尾的「流鶯」。她們帶著孩童般的微笑，本來應該坐在學校的課桌旁，如今卻塗脂抹粉，穿著高跟鞋、緊身褲，四處招攬顧客。
儘管經濟不甚景氣，失業人數增加，她們的顧客仍舊出手大方，世界最古老的職業依然「蓬勃發展」。這種現象，引起許多社會人士憂心忡忡。步法國、巴西之後塵，葡萄牙在里斯本創立一個協會，稱作「收容中心」。這個類似戒毒所的收容中心的建立完全是受宗教啟示的產物，由慈善機構維持。自一九六七年起，收容中心組織了一系列的活動，試圖向這些女人提供機會以擺脫現狀，放棄出賣肉體的生活。
中心不單為她們放棄賣肉生涯提供物質援助，還儘力醫治其心靈的創傷。她們集中在一個工場，製作工藝品或電器零件，領取一份薪金。儘管工資微不足道，但她們僅需象徵性繳交房租和伙食費，之所以不稱作「補助」，是因為掙工資的目的是「讓她們和其他人一樣學會管理自己，讓她們意識到金錢來之不易」。收容中心將她們安排在不同地方居住，使她們養成準時離開家門，趕乘公共汽車，按時上街購物的良好習慣。
靠肉體謀生的女孩子，普遍缺乏專業技能，很難找到新的職業，為此，收容中心開辦了一所職業學校，由教育部派遣教師傳授專業知識和技術。此外，還組織專家調查研究造成妓女生活的前因後果，分析社會環境對她們的影響。 有人說，妓女之所以不肯放棄賣肉生涯，是因為收入遠高於其他任何職業，即是說，社會無法向她們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這個說法很難站得住腳跟，卻又不無道理。妓女生活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世界裡，卻並不富裕。她們要付房租水電，雇保姆看孩子，還要時不時買幾件鮮艷的衣服，甚至養一個「吃軟飯」的——她們也是人，需要感情的慰藉。
即便如此，從事賣淫業的人數日趨增長。市場需求刺激供應的增長，但是，與其他行業相反，價格並不受「市場調節規律」的制約，不但不降，還不斷上升。賣淫已經可悲地履行著一種社會功能——為某些不能解決性問題或夫妻關係不融洽的男人分愁解憂，亦為那些尚未成熟且擔心受騙的顧客提供服務。妓女還會挖空心思變換花樣吸引顧客。而投入此行的女孩的境況卻是大致相同的：缺乏家庭溫暖和父母的愛護、不幸的婚姻、家庭經濟負擔等。當然，虛榮心強，追求享受的事例，也決非無獨有偶。但是，無論那一類人，其命運的歸宿都是悲慘的
自由大道小心行
薩拉查獨裁統治時期社會風氣良好，社會秩序井然，至今仍令很多老人懷念感嘆。儘管有識之士認為那僅是表面形勢，人民耳不聞目不見，皆因新聞受到檢查封鎖，實際上遠非如此。但民主制度實施後，大中城市大街小巷「鶯歌燕舞」，倒是大家都不希望的，且成為眾矢之的，市民紛紛譴責警方和市政當局無能。
自由大道是里斯本主要馬路之一。在這個民主自由的國家，路經自由大道的不少遊客卻抱怨身不由己，原因是沿路「企街女郎」向他們獻媚賣俏，令他們十分難為情。本來，妓女有執業自由，但過於竭誠拉客，雖不與職業道德相違，卻是有礙於民主制度的。
里斯本的老居民稱，自由大道神女雲集，是近年的現象。她們原本多在「高區」、「總管」以及聖安娜廣場古舊城區一帶陰暗的街頭巷尾兜客。大概年輕人容易接受現代民主思想，衝破黑暗涌往燈火通明的自由大道，把舊據點留給那些人老珠黃的老妓駐守，接待源源不斷的黑皮膚的建築工人。而她們則倚仗青春貌美，將工作對象轉移到外國尋芳遊客。
除開「大街」一處的性感女郎，自由大道的盡頭——愛德華七世公園，還時常徘徊著隨時向獨守閨房的寡婦或春心猶存的老婦提供周到服務的男妓。里斯本人一說「愛德華七世公園」，聽者就應明辨其含義。
此外，同在自由大道，介乎於阻街女郎和阻街男士勢力範圍之中間，生存著一批人妖，慰藉正常化了的變態男女。因此，僅在一條街上，品味俱全，應有盡有。對很多已開發國家的遊客來說，還可以說是價廉物美。 然而，里斯本名副其實的紅燈區，則是座落在特茹河岸邊的「蘇特列碼頭」。別以為那燈紅酒綠完全是泰國、南韓和日本水手的世界，沒有出過航的不少中國僑民同樣頗受歡迎，且向來被視作上賓，不購門票便可逕直進入任何一間酒吧。而可憐的非洲人卻沒有這般禮遇。一位暫時還是以擺攤賣貨為生的華僑常客說，東方人出手大方而性格剛中帶柔，是受那些多半是兼職中學生歡迎的原因。有的常客還由於過於熱情奔放，拈花過多，招致吧女之間的互相嫉妒甚至鬥毆而捲入感情糾紛。不過，人生地不熟的尋芳客，儘管不必為這個問題擔憂，卻需提防「高買」，切記細心存放好錢包證件。否則，次日醒來兩袖清風之時，門外的警察是不甚理會的
愛情俱樂部生意興隆
葡萄牙一個細小的國家，五十萬失業大軍的重壓，連獲得大多數選民支持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也感到喘不過氣來，紈袴子弟賺錢雖勞累傷神，但周末可以舉辦豪華「派對」，輕鬆神經；貧窮人家的女兒嘛，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到愛情俱樂部去「充軍」，做按摩女郎或陪酒女郎，替人消遣時光。對社會深有分析的人，不失時機開設愛情俱樂部、花酒吧、按摩院。一時間，變相色情「架步」恰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
所謂愛情俱樂部，是幫助情人搭橋牽線的場所，不少尚帶有婚姻介紹所性質。但實質上，其功能遠非如此。加入此類俱樂部的人，多是有家室和一定社會地位的男士，不便隨街吃零食，他們向俱樂部繳交入會費和月費之後，俱樂部便通過電話聯絡，應他們要求隨時向他們派送「志願女兵」。這些應徵的女郎，與葡萄牙的消防隊至今沿用「志願消防員」稱號、但實際上是受薪的一樣，當然要收取報酬。與其說是志願兵，不如稱僱傭軍，而俱樂部僅充當媒娘角色。前些時日，一份娛樂報刊的一名女記者微服輕訪一個愛情俱樂部，出來時，已被聘為應召女郎，令她驚奇不已。手續很簡單，只需留下聯絡電話。
花酒吧和部份迪斯科裡面的陪酒女郎，倒是更為直接，無需介紹，更不必「買鍾」，客人看得合意，隨時可出街，是現成的交易。而按摩院除開提供此一方便，還多備有按摩室，就地解決。至於那些工作緊張，抽身不脫去現場挑肥揀瘦的人，盡可翻開報紙廣告欄，掛個電話，可人兒在他指定的時間送貨上門，無論他在家、寫字樓還是酒店，不用跨出門口半步。略為破費，她們甚至可以做「秀」，供親朋好友齊齊觀賞，飽享眼福。富貴子弟結婚前的「單身告別禮」，就有大辦此類「派對」的。
應召女郎多是失業或收入有限的年青婦女，包括家庭主婦出來兼職，以補家計，大、中學生也為數不少。警方對這一社會問題無可奈何，也有其苦衷。自一九六一年起，葡國就宣稱滅絕賣淫現象。葡國的刑法，只制裁那些操縱、包藏婦女操丑業的皮條客或屋主。皮條客鮮有被人「出賣」，而房子多次易手，不易查出房主的下落，原來的東主甚至可能已作古。面對現實，警察唯有袖手旁觀，有時還不得已給予「積極」合作，維持社會治安
引自
《葡萄牙印象》
作者簡介:吳志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