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爽爽的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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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馬來西亞華人的祖輩已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超過一個世紀，儘管他們手持馬來西亞護照，國籍一欄清清楚楚地寫着馬來西亞，但在一些本地政治論述中，他們依然被視為不忠誠的「外來者」、「寄居者」。這不禁讓人好奇：在遙遠的南洋，這些與我們同文同種的華裔同胞，他們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他們是中國人，還是馬來西亞人？答案遠比一個簡單的標籤要複雜得多。我們從馬華文學
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1：我們終將歸去
故事的起點要從英國殖民時代說起。當時大批國人下南洋，來到馬來半島謀生。英國殖民者為了便於統治，實行了族群分治政策。讓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不同族群生活在相對隔絕的社群里，從事不同的行業。這種人為的隔離為日後的族群矛盾埋下了伏筆。
對於第一代華人移民而言，故土是心中永遠的牽掛。他們自視為僑民，暫居南洋，終有一日要「落葉歸根」。這種濃厚的僑民意識，深刻地烙印在當時的馬華文學中。翻開1919年檳城的報紙社論，你會看到這樣的文字：
「我們雖則僑居在這南洋地方，但我們的根本，究竟還在中國……」
據統計，1919年至1924年間，《檳城新報》的社論中，關於中國的篇數有954篇，遠超關於新馬本地的370篇。當時的馬華文學，無論是題材還是情感都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海外支流，是華僑文學。作家們筆下描繪的是在南洋的刻苦生活，以及對遙遠中國的思念與愛國情懷。
《檳城新報》報頭
然而到了1920年代末，文學界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聲音。有人呼籲：「我們應當醒悟了，華僑以南洋為家鄉」。1940年代末，一場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大辯論更是標誌性的事件。
《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新加坡 南洋大學創作社 1960年
作家們疾呼馬華文藝不能是翻版的中國文藝，也不能是僑民文藝，它應該是馬來亞文藝
的主要成分。這顆本土意識的種子雖然微弱，卻預示着一場深刻變革的開始，華人開始在原鄉與新家之間搖擺。
2：我們不是候鳥
1957年，馬來亞（馬來西亞前身）獨立建國。新國家的誕生並未立即消弭族群間的隔閡。相反，關於這個新國家應該以誰的文化為核心的問題爆發了激烈的爭奪。從馬來主政者的角度看，馬來族是這片土地的原住民，理應享有特殊地位。而華人儘管在經濟上貢獻巨大，卻被視為非原住民，其忠誠度備受質疑。語言、教育、文化政策上的種種衝突，讓族群關係日益緊張。
1969年5月13日，一場因選舉引發的嚴重族群衝突——「五一三事件」爆發，成為馬來西亞歷史上最沉痛的一道傷疤。這起事件讓華人社會充滿了恐懼與不安，許多人選擇移民，回鄉的渴望和文化上的鄉愁一度飆升到頂點。事件之後，政府推出了以扶持馬來族群為目的的新經濟政策，和以馬來文化、伊教為核心的國家文化政策。
面對被邊緣化的壓力，華人群體如何自處？文學再次成為他們表達心聲的出口。一種回應是打造「原鄉神話」。 許多作家，特別是遠赴台灣發展的作家如李永平、溫瑞安等，在他們的作品中構建了一個古典、純粹、充滿文化想像的中國。比如李永平的《吉陵春秋》，通篇是中國小鎮的風味，彷彿作者從未離開過那片土地。這並非簡單的懷舊，而是一種在現實中受挫後，於精神世界裡進行的文化抵抗和自我鞏固。
《吉陵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但另一種更深刻的轉變也在悄然發生。1974年馬來西亞與中國正式建交。華人被迫正視自己的身份，他們是生活在馬來西亞的公民。「落地生根
」逐漸取代了「落葉歸根」。著名作家方北方（原名方作斌）的創作軌跡就是最佳見證。他早期的「風雲三部曲」以中國抗戰和內戰為背景。而到了1980年代，他的新作《樹大根深》、《頭家門下》等，則將目光完全投向了馬來西亞的土地。他自己坦言：「想起自己在這裡已生活了五十多年，由僑民化為公民，對這裡的鄉土已產生了感情。」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方北方介紹頁
當有心之人再次拋出「華人是移民」的論調時，詩人方昂在詩歌《給HCK》中發出了強烈的質問：
「究竟我們愛不愛這塊土地 / 還是我們去問問他們 / 如果土地不承認她的兒女，如何傾注心中的愛？」
而砂拉越詩人田思那首廣為流傳的《我們不是候鳥》，更是喊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心聲：
「我們不是候鳥 / 我們是大地的兒女 / 誰生養我們 / 誰就是我們的母親 / 我們不是候鳥 / 我們永不離開 / 最最親愛的土地」
從僑民到公民，從歸去到紮根，這是一個充滿痛苦卻無比堅定的過程。華人的身份認同，開始真正植根於腳下的這片熱土。
3：我是誰？
進入1990年代，隨着馬來西亞經濟的騰飛和時任首相馬哈迪提出旨在團結各族的「馬來西亞國族」（Bangsa Malaysia）的宏願，族群關係進入了相對緩和的時期。
此時馬來西亞華人，特別是新生代，開始了一場更深層次的自我審視。他們不再滿足於紮根，而是要追問：「我是誰？我的中國性（Chineseness）從何而來？我與中國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這場深刻的內省，在文學界掀起了一場名為「斷奶論
」的大辯論。 以黃錦樹、林建國等旅台作家為代表的一方認為，馬華文學必須切斷與中國文學的「奶水」關係，擺脫支流地位，才能真正獨立，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而另一方則認為，這種文化上的血脈聯繫無法也不必切斷。這場辯論的背後，是華人群體對自身文化身份的集體焦慮與探索。
新一代作家開始解構自己的中國情結。他們發現，自己對中國的情感，大多來自祖輩的口耳相傳、來自書本的閱讀，以及自我的浪漫想像，而非真實的生命體驗。作家鍾怡雯寫道，他們對中國的感情，是通過長城、黃河這些文化符號召喚出來的鄉愁。黃錦樹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中國性的體現，如舞龍舞獅、過傳統節慶，其實是一種在公共領域受挫後，轉而在私領域進行的表演性文化實踐。最能體現這種複雜身份的，莫過於那些有過再離散經歷的作家。
新聞：20萬人次逛廟會 檳城人過年好熱鬧 來源：馬來西亞 光明日報 日期：2025年2月1日
作家林幸謙，在馬來西亞、港台多地生活後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我回中國人組成的社會，彷彿前世曾經來過，卻又極其生疏，赫然發現自己竟是一個身在故國的他者……我所信仰的中國屬性，原來僅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當這些作家身處異鄉，味蕾的記憶最是誠實。他們心心念念的不是燒餅油條，而是馬來西亞街頭那剛炸好的、帶着濃郁香料味的咖喱角，是那碗香氣撲鼻的咖喱雞飯。
更有趣的是，連過去被華人社會普遍排斥、甚至妖魔化的伊教的文化符號也悄然融入了他們的鄉愁。作家辛金順寫道，當他身在異鄉，記憶中：
」那常在黃昏里穿過重重雲氣和雨霧的清真寺的祈禱聲，幽幽渺渺地突然在記憶中明亮了起來。」
他們既認同自己的中華文化之根，又深愛着馬來西亞這片生長於斯的土地。他們的身份，不再是中國人或馬來西亞人的單項選擇。而是一種既是，也是。
回看馬來西亞華人的百年身份求索，其實為我們理解「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生動的現實案例。他們的故事證明，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構應是超越國籍，以中華文化為紐帶的文明共同體。我們應在尊重他們作為住在國公民身份與情感的基礎上，以平等包容的文化交流為橋樑，並將他們融合當地特色的在地化身份，視為中華文明在全球化時代開枝散葉的寶貴財富與豐富延伸。這才是新時代中華民族最宏大、也最自信的敘事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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