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acific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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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一篇林任君寫的文章，寫的非常好。侵立刪。
林任君：國慶感懷：旁觀者清，無過則勉
發布：2025-08-30 08:10 | 評論 來源：聯合早報中文網
感謝特朗普總統在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等方面的奇葩表演，讓美國這座近年來本已燈火闌珊的「民主燈塔」光芒盡失，西方媒體找到了新的攻擊對象，而且也實在沒有底氣再對它們眼中「不民主」的亞洲社會頤指氣使、說三道四了。
我們的耳根清靜了很多，西方媒體近來對新加坡民主和人權的批評難得一見，過去向它們看齊的亞洲「自由」媒體也變了調。
在新加坡歡慶60歲生日的前夕，泰國著名英文報章《曼谷郵報》8月8日刊登了一篇題為《新加坡迎來建國60周年，成果卓著》（Singapore turns 60 with much to show）的文章，對我們的成就大加讚揚。
文章說：「沒有一個國家能像新加坡一樣迎來如此獨特的60周年慶典。在周邊政治王朝林立、各種形式的專制和有缺陷的民主並存的環境中，這個擁有600萬人口的島國卻因其強人統治而幸運地脫穎而出。2015年，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去世時，留下了一個偉大的國家。本周末，新加坡人可以回顧過去，並理所當然地慶祝這一里程碑，展示其取得的眾多成就。
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的成功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1965年，當新加坡被驅逐出馬來西亞時，這個以華裔為主、當時自治的島國面臨著嚴峻的條件和黯淡的前景。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及其在李光耀領導下的領導層，不得不從零開始，將這個面積不及曼谷一半的貧窮小島建設成一個繁榮的國家。」
讚頌新加坡的文章並不少見，但有趣的是，此文出自一位知名的新加坡批評者、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學院教授提蒂南（Thitinan Pongsudhirak）。他在讚揚了幾段之後立刻聲明：「以免讀者認為這是一篇阿諛奉承的文章，我多年來一直是新加坡的批評者。」
他曾批評新加坡什麼呢？據他說，在30多年前，他就對新加坡鼓吹「亞洲價值觀」的姿態感到不是味道，質問新加坡人憑什麼自封為亞洲價值觀的代言人。他當時認為，新加坡將東亞非凡的經濟表現，主要歸功於「亞洲人對權威的順從和尊重、集體主義高於個人主義、家庭孝道和社會和諧、紀律、努力工作等」價值觀，是「一種自私的合理化，因為新加坡是一個一黨獨大的國家」。
他對新加坡的不滿在2006年1月達到頂峰。當時，泰國首相達信將他的電信集團臣那越集團（Shin Corp）以19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他認為在「圍繞達信腐敗和利益衝突的政治危機不斷升級」之際進行這項交易是可恥的，在《曼谷郵報》發表一篇題為《淡馬錫是否涉嫌醜聞？》的文章，隨後又發表《新加坡的罪責》，進一步聲討。
然而，在最近這篇文章中，他的態度有了180度的轉變：「過去20年改變了我的看法。新加坡一路向上，而泰國卻一路向下。新加坡不僅可以自豪地擁有世界級的經濟、一個法治的精英社會、牛津劍橋質量的大學，還可以自豪地擁有新一代的領導人，現在由黃循財領導，他是一個圈外人，不是來自李氏家族，而是李光耀建立的體系的產物……新加坡領導人的政治家水平和聲望、他們的知識掌握以及原則上和實質上的表達和參與能力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新加坡繼續為人民服務，並為他們提供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的未來。儘管新加坡人傾向於抱怨這抱怨那，但他們內心深處知道，他們有一個好的國家。」
如此這般的美言，已經不是一般的讚譽了，出自一位曾經嚴厲批評新加坡的外國學者，尤其難能可貴，也許是因為從他那個「一路向下」的國家望過來，我們的「一路向上」益發耀眼奪目吧！
現在回頭看，當時批判亞洲價值觀的其實大有人在，提蒂南絕不是孤立的例子。他們認為，所謂「亞洲價值觀」不過是「專制」或「不民主」的一種借口。
其實當年李光耀參考了幾位儒家學者的意見，將亞洲四小龍的一些共同價值觀總結歸納，目的是建構一個理論框架，解釋它們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並提出一個可供參照的治理模式。
不幸的是，「亞洲價值觀」被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污名化了。他也大力鼓吹亞洲價值觀，但卻不像李光耀那樣以一種理性和系統化的方式提出，而是以他一貫的情緒性和對抗性方式，高聲吶喊，將之當作一種政治口號，自我標榜為反西方急先鋒，尤其是在1997／98年間馬來西亞因為一連串的政策和投資失誤而陷入嚴重金融危機、導致他的政權動搖時，更是喊得聲嘶力竭，還祭出了「反對經濟殖民主義」的大旗。
「亞洲價值觀」因此背上了負面標籤，被視為維護專制政治的借口，新加坡過後也不怎麼提它了。
其實我們並沒有放棄這些價值觀，而是改以「社會契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等更中性的名稱表述。黃循財總理在今年的國慶群眾大會上強調「我們」應該優先於「我」，就是對「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價值觀的重申。
無論如何，提蒂南這位鄰國旁觀者的這篇「祝壽」文章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的機會，讓我們知道自己做對了什麼，哪些事情、哪類堅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另一位「旁觀者」對新加坡的觀察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英國《金融時報》副總編輯加內什（Janan Ganesh）今年4月21日在該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豐裕無法實現的目標》（What abundance can』t achieve）的評論，文章的副題《經濟增長本身值得追求——但它無法醫治民粹主義》點出了全文的要義。
文章這麼開始：「半個世紀前，新加坡濱海灣並不是如今的熱門地段。並非因為當時缺少可以俯瞰F1賽道的住宅大樓，而是因為那片土地本身還只是海水——尚未從海峽中填海造地。這一填海計劃，以及樟宜這個鋪著地毯、遍布綠植的度假村式機場，幫助這個島國從我還在襁褓時待過的250萬人口擴展至如今的600萬。」
他舉出新加坡打造濱海灣的例子，是要和舊金山這個「反面案例」對比——當繁文縟節、官僚惰性、司法審查以及「不要建在我家附近」（Nimbyism）的情緒阻礙了建設項目，就會導致人口流失與無家可歸，從而引發選民反感。
他認為這是民粹主義在作祟。他指出，不論是快速增長還是停滯不前的西方社會，民粹主義都在抬頭。從美國到東德，從愛爾蘭到法國和澳洲，他未能發現物質繁榮與政治穩定之間存在明確的聯繫。而民粹主義之所以會興起，是因為西方國家長期忽略了人民對「秩序」的渴望。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民主國家不太可能像新加坡那樣順利推進濱海灣那樣的項目。對於一個（商店）不用將普通洗漱用品鎖在玻璃櫃里的社會，這不是一個異想天開的夢。」
他解釋說，經濟豐裕與選民滿意度之間毫無關聯，甚至可能反而會助長民粹主義，一方面提高了公眾期望，另一方面也可能引發倦怠感。他批評精英階層過於依賴增長導向的解決方案，卻忽視了選民不滿的政治與社會層面，尤其是人們對「秩序」的渴望——不論是國家邊界的秩序，還是能在城市中平安行走的秩序，當前的公共秩序遠未滿足民眾期待。他認為現代自由主義常常忽略這些問題，從而讓民粹主義有機可乘。
加內什強調，僅有豐裕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不僅能建設、也能保護，甚至敢於懲戒的自由主義。
他以新加坡濱海灣的案例，突出了「秩序」在促進發展和抵禦民粹主義的關鍵作用，認為值得西方借鑒，這讓我想起中國領袖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對新加坡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能維持社會秩序的讚賞。我們對秩序的強調和堅持，顯然是正確的。
加內什的這篇文章很耐咀嚼，文中提到經濟豐裕未必會提高選民滿意度，反而可能助長民粹主義，雖然是針對西方，但也值得我們警惕。
龍應台對新加坡好感溢於言表
第三位在國慶期間關注我們的「旁觀者」是台灣著名作家、曾在馬英九政府擔任過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她算是熟人了。
龍應台最為國人所熟悉的一件事，是於1994年在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這麼數落我們：「給我再高的經濟增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和尊嚴。」《聯合早報》轉載這篇文章後，引起了強烈的反應，接到不少讀者的投函，對她口誅筆伐。
一些國人對這件事至今還耿耿於懷，殊不知她近年來對新加坡的態度已有很大的轉變。
我在本欄2023年7月29日的《國慶感懷：我們在「憂患」什麼？》一文中就提到她對新加坡的正面評價：「正如到訪新加坡多次的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在不久前一次餐敘中說的，新加坡人似乎充滿憂患意識，總是在擔心國家的未來、在為長遠的將來做打算，像廢水的回收以及水供的長期規劃、海平面上升的防患於未然等，都是明顯例子。……這個城市國家，由憂患意識出發，卻以加速的科技創新來做準備，最近了解到新加坡如何設想一個災難性的未來——水資源嚴重不足、糧食發生全球危機等等，然後以尖端的科技研發來面對那樣的未來。」
今年6月，她到新加坡參加「城市閱讀節」，接受了《早報》不同平台的訪問，對新加坡的好感更是溢於言表。
概括她的談話要點：在全球右轉、社會割裂、排他情緒上升的當下，新加坡在多族群相處上展現出謹慎與努力，「真的不容易」；從糧食、社會到生態，新加坡的憂患意識和治理能力值得肯定；今天她看到的是一個「變得柔軟了」的新加坡，看到一個多元種族和諧相處，也可以和自然共生的城市，「看得出這個國家的用心」。
她還提及新加坡的都市規劃也切實注意到生態平衡問題，比如武吉知馬生態連道跨越武吉知馬快速公路，連接被分割的兩個自然保護區，讓兩座森林的動物、昆蟲和鳥類穿梭自如，生態連道上種植3000多棵本土樹木和灌木，擴大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和基因庫。她對此給予高度肯定，認為「這就是一種多物種正義的踐行」。
龍應台和提蒂南一樣，都是在相隔約30年後對新加坡的態度有了根本的轉變，從嚴厲批評變成高度讚賞，毫不吝嗇，但充滿誠意。
他們和加內什從不同的角度審視新加坡，從政治領導人的素質到社會秩序，從族群和諧及生態平衡到防患未然的長期規劃，但都殊途同歸，直指政治穩定和良好治理良性循環的核心。
旁觀者清，這些生日賀禮我們不妨大方收下。有過則改，無過則勉，共勉之！
作者是《聯合早報》前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