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毛澤東，有一個疑問似乎總是時刻圍繞著我們，即他為什麼鮮少走出國門，無論是青年時期的出國留學，還是建國之後的出國訪問，抑或在其他領導人中較普遍的出國休養（養病），毛澤東似乎總是最不「積極」參與的那一個，這究竟是為何，有沒有什麼特殊原因？
首先，在新中國15位開國元勛名單上，即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陳雲、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劉伯承和羅榮桓等15人，毛澤東是屈指可數的幾個鮮少（僅兩次）走出國門的領導人之一。（僅劉伯承和羅榮桓出國次數少於他，僅為一次。）
據粗略統計，在這15人中，建國前未曾出國的人其實並不在少數，但這些人大多都在建國後常常出國訪問或休養，而唯獨毛澤東即使在建國後，也極少走出國門。他平生僅有的兩次出國，分別是在1949年末～1950年初和1957年11月，當時去的國家都是蘇聯。

第一次出國，他是為了給剛剛誕生的新中國爭取來自蘇聯的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
第二次出國，則是為了親自參加莫斯科會議，此前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放出了一顆「深水炸彈」，即舉世關注的強烈譴責史達林的秘密報告，對共產主義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毛澤東當時親自出訪蘇聯也是更加透徹掌握國家形勢的變化。

除此之外，毛澤東再無其他任何身居異國的經歷。

▲第一批勤工儉學生赴法前在上海的合影（後排右1為毛澤東）。

其次，在上世紀20年代，赴法勤工儉學其實是中國士子普遍嚮往的夢想，而毛澤東在多方條件完備的條件下，依然沒有踏上出國之路。
在赴法浪潮最熱烈的1919～1920年期間，前後共有20批多達1600餘人奔赴法國，這其中有許多後來都成長為了黨的重要領袖，比如周恩來、陳毅、鄧小平、李富春、聶榮臻、蔡和森、向警予等等，而身處這場風暴中心的毛澤東，不是沒有機會出國，甚至可以說，他其實擁有某種程度上的優先權。1918年～1920年，他身為組織者，多次領導了湖南學生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幫助同學們籌集資金，親自到上海送他們上船，所以如果他當時願意的話，赴法留學是極有可能實現的。
這裡想要討論的問題是，毛澤東當時為什麼沒有跟隨歷史的洪流，奔赴法國（或其他國家）留學以探索救國之路，而從始至終都堅定不移留在國內從事革命鬥爭？
在此之前，其實有很多人已經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們同樣百思不得其解，毛澤東當時究竟是怎麼想的，或者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總的來說，關於這個問題，主要形成了以下幾種說法：其一、「經濟拮据說」；其二、「語言不過關說」；其三、「更想去俄國留學說」；其四、其他個人原因。
這裡想要說明的是，無論是事實依據還是理想假設上，前三種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

▲1919年11月26日，新民學會在長沙合影，後排左起第四為毛澤東。

其一，說毛澤東是因為經濟拮据而無法留學，顯然是有些不符合實情的。當時他的家庭雖然不算很富裕，但其實在韶山沖是家境較好的，毛澤東的父親毛貽昌頗有經商頭腦，早年在毛澤東剛出生的時候，家裡已經有水田15畝，年收產稻穀60多擔，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後，等到1918年的時候，毛家已經算是韶山當地標準的富裕人家了。
雖然在1918年和1919年，隨著毛澤東的雙親相繼因病去世，毛家遭受了致命打擊，但毛貽昌留下的田地房產依然是足夠應付一次出國留學的。事實上，後來是毛澤東親自勸說弟弟們，先是變賣家產，後將錢財分給了窮苦人家，帶著毛澤民、毛澤覃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
另外，即使毛澤東個人無法承擔留學經費，他當時的恩師楊昌濟，特別是由楊昌濟介紹而結識的愛國民主章士釗，是絕對有能力資助其出國留學的，而這兩個人對毛澤東都頗為欣賞和器重。事實上，當時毛澤東組織的幾批赴法留學生，最後都是受章士釗的資助才成功赴法。
1920年毛澤東帶著楊昌濟寫的推薦信，在上海找到了章士釗，之後章士釗幫他籌集了多達2萬元的留學經費，毛澤東拿到這筆錢後，將大部分給了赴法的湖南留學生，最後還剩餘了一小部分，都用在了後來的湖南反革命鬥爭上。
所以，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上來說，毛澤東是不大可能因為經濟拮据而被迫放棄出國留學的。

其次，說毛澤東是因為語言不過關而無法留學，也是非常有失偏頗的。事實上，毛澤東的普通話雖然帶著濃濃的湖南方言特色，但是他從始至終並不怯於表達，甚至可以說具備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
1918年和1920年先後兩次來到北京，他成功與李大釗、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章士釗、熊希齡等社會名流結識，主動與他們探討時政和學術問題，並受到了廣泛的讚賞。
1919年前後，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圖書管理員的時候，會主動去跟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交流，毫不怯於自己的身份和口語劣勢（湖南口音普通話），雖然最後並未成功。
「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紅星照耀中國》，埃德加·斯諾

此外，毛澤東還經常寫作文章，並在北大旁聽期間主動參與學校的許多討論會，發表自己的見解，他的語言組織能力和思想深度是受到了李大釗的充分認可的。
除了普通話，毛澤東其實對外語是頗有興趣，且具備一定的外語學習基礎。從17歲開始，毛澤東初次接觸了英語後，在幾年學習經歷中，無論是湘鄉的東山高等小學堂，還是後來的省第一師範學校，毛澤東一直堅持英語學習，所以客觀來說，他對於外國語言是具有濃厚的興趣和良好的認知的。
換句話說，毛澤東當時如果真願意出國留學，相信是不會讓語言成為了他的「攔路虎」，眾所周知，毛澤東擁有十分強大的自學能力，和樂於為學習而吃苦的品質。
1912年秋冬，時年19歲的毛澤東主動從湖南全省第一中學退學，後來，在1913年春考入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之前，他獨自一人在長沙的省立圖書館，度過了他「學習歷史上最有價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當時毛澤東在長沙並沒有固定居所，一直是被迫寄居在城裡的湘鄉會館，那裡距離省立圖書館大約有三四里地。當時為了多看點書，他每天總是第一個進館，最後一次出館，只有在中午才會外出買點燒餅或米糕充飢，日復一日，雨雪無阻，一直堅持了半年時間。
據當時圖書館的李姓管理員後來回憶，「那時候，圖書館每天早上一開門，迎接的第一個讀者就是毛澤東，他每天天麻亮就動身，到圖書館已等候多時了；每天下午關門，要『歡送』毛澤東，因為他走得最晚，不提醒他，他還不走......」後來，毛澤東在回憶這段經歷時也曾說：「我貪婪地讀，拚命地讀，就像牛闖進了人家的菜園，嘗到了菜的味道，就拚命地吃一樣。」
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自己擬定了一個以攻讀社科書籍為主的自修計劃，還制定了別具一格的學習藍圖，最終通過高效率的學習，閱讀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書籍，學識上、思想上都得到巨大提升。結束這半年的自修生活後，毛澤東就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成功考入了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後併入省立第一師範）。
所以，從毛澤東的自學能力和肯吃苦的事實上看，如果他真願意去法國留學，語言應該不會成為其中的阻礙。

再次，說毛澤東是因為想去俄國而放棄了去法國留學的說法，從事實看是有一定的依據的，不過，當然這也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早在1918年到北京的時候，毛澤東當時的世界觀還比較局限，對西方的思想政治理論了解並不多，後來是在李大釗的引導下，才逐漸對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產生興趣，並認可其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
所以，從1918到1919，毛澤東思想經歷了一個從歐洲轉向俄國的變化過程，到1919年底，毛澤東已經基本喪失了對赴法留學的興趣，對俄國留學產生了一定的興趣。
1920年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寫道，「我覺得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我想兩三年後，我們要組一個游俄隊。」後來，其還曾在《致陶毅信》中說：「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
同毛澤東一樣，陶毅和彭璜也都是湖南湘潭人。陶毅時有「長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稱，新民學會時期，毛澤東曾與其交往甚密。彭璜早年曾與毛澤東共同創立湖南黨組織。

之後，毛澤東確實曾計劃去俄國學習馬克思主義，不過後來因為黨內事務繁重，1921年國內政治形勢風起雲湧，最終並未成行。
總的來說，無論是事實依據上，還是理論假設上，上述三個外在客觀原因，其實並不能成為毛澤東沒有赴法留學的阻礙。

最後，要說毛澤東當時之所以沒有跟隨大流出國留學，最根本原因其實還是在其價值觀和性格上。簡單說， 他當時也許根本就不想去國外，換句話說，要想尋找救國之路，他更認可通過在國內學習和實踐的方式去探索，而不是「盲目」地出國留學。
多年後，1936年毛澤東在接受斯諾採訪時，解釋自己不去法國的原因，是「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事實上，當時無論是出國留學的周恩來一類人，還是留在國內的毛澤東一類人，他們的初衷都是一致的，就是尋找救國的「藥方」，即毛澤東後來所述的：「吃飯睡覺都是想的如何把中國搞好。」而毛澤東之所以更願意留在國內探索，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一、在毛澤東看來，世界文明可以分為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而東方文明則以中國文明為主。對於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有著超乎一般人的濃厚求知慾。在他看來，如果不了解本國歷史和文化，貿然出國的結果不會好，最終歸來可能仍舊是「糊塗」。
二、在毛澤東看來，想要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並不一定拘泥於地理位置，親身經歷雖好，但書本同樣可以提供大量的知識。

早在省立圖書館的半年自修生活里，毛澤東對國外的文學、思想名著，歐美國家發展史等書籍，都已經是如數家珍了，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等等。後來1919年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毛澤東又在李大釗的幫助下，「近水樓台先得月」，大量閱讀了北大圖書館裡的許多西方書籍。
應該說，1920年前後，毛澤東通過讀書，對西方思想政治理論已經有良好的認知，書本上的知識對他來說已經是浩如煙海，他十分認可和擅長這種學習方式。
所以在1920年3月，毛澤東在給好友周世釗的信中，極力抨擊了某些人罔顧本國文化知識，盲目出國追求西方戲論的作法，是錯誤的、愚蠢的，即「我覺得求學實在沒『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看來只是一種迷。中國出國洋的，總不下幾萬甚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太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