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聚焦就業問題，中國再迎最難就業年

中國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即「兩會」）週二（3月4日）在北京拉開帷幕。促進就業相關提案在預熱階段即吸引大量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李東生和另外幾位一起就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險參保一事提出或可下調靈活就業人員社保統籌基金繳費費率，減輕繳費負擔，或建立靈活就業人員社保繳納動態調整機制，或取消靈活就業人員部分險種的社保參保限制。

該提案一經媒體報道即快速獲得大量社會關注，引起諸多好評。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還是要對每一個公民的最低生活兜底，沒有參加社保的人也應該有最低的社會保障，」李東生如此表示。

「靈活就業人員」是中國近兩年的新造熱詞，用於代指沒有固定、穩定工作，靠包括但不限於自媒體、做外賣員等職業生活的新職業選擇。由於工作不穩定，大部分新興職業並不提供社會保險服務。

近日，美團和京東兩家企業宣布給旗下數百萬註冊騎手購買社保。儘管出發點站位極高，但落在誰將為社保這份錢買單的實際問題上，社會輿論起了爭議，美團股價亦應聲下跌。

以外賣騎手為例，新華網報道稱僅美團一家外送企業裡，外賣騎手的數量已經從2019年的399萬人增至2023年的745萬人。根據2023年公布的《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報告，中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有8400萬人，這個群體包括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等。

受到中美貿易戰和疫情影響，中國經濟形勢連年低迷，直接影響到就業問題。針對中年群體的裁員問題、青年畢業生的找工難問題是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

「兩會」結束後不久就是畢業季，根據中國教育部預測，2025年春夏之交，將有1222萬名高校生畢業，進入社會。此前，中國已經在2024年迎來1179萬高校畢業生，這已經被公認為「史上最難就業季」。

和去年相比還要迎來更多畢業生的2025年就業情況只會更加困難。

2023年，中國畢業生就業率為55.7%，2023年末，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表示，由於統計調查工作的「健全優化」，8月後將不再公布青年失業數據。2024年，中國民間一份招聘平台開出的報告指出，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僅為55.5%。

四位和BBC對話的應屆畢業生以及一位往屆畢業生均表示找工作「壓力巨大」，並多次強調他們已經按照市場情況下調自己的薪資待遇期望。

「但實際上大部分情況下，我並不確定這個崗位是否是真實的，我需要從這一步開始計算自己『上岸』的概率，」上海交通大學生物技術專業應屆畢業生小戴這樣說。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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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崗位缺失

根據上海財政局信息，2022年上半年，中國共有46萬家公司倒閉，共有310萬左右的個體工商戶註銷。與此同時，截至2024年9月4日，中國處於失信狀態的被執行人數量為841萬人，但這個數據在2020年初僅為570萬，四年間增加近68%。

這個系列數據背後的意思是，曾經作為社會經濟活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小微企業的離場，直接使得大量就業崗位消失。前總理李克強在任時曾系統敘述，過去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拉動100萬人就業，產業整合後，目前是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能拉動130萬、甚至150萬人就業。

但對於目前的中國經濟增速來說，保就業的經濟壓力依然是巨大的。

與此同時，關於「孔乙己的長衫」的討論在中國互聯網上興起。

這個始於中國文人魯迅小說的詞在今時今日被專門用於嘲諷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不肯從事體力行業這件事，側面鼓勵高校畢業生靈活就業，比如從事外賣員或者生豬水產養殖等。

在過去兩年裡，中國名牌大學生做餐飲服務員、擺地攤、送外賣的新聞層出不窮，「全職兒女」這樣用以掩蓋高失業率的新名詞也成為中國社會的流行詞，待業在家的青年人被粉飾為「全職陪伴父母」，用以降低社會矛盾。

此外，包括中國傳媒大學在內的部分中國高校開始通過鼓吹「靈活就業」來讓數據亮眼。

「以前大家找工作依賴校招或者春秋招，我畢業的時候沒有工作，輔導員要我開一個抖音帳號，然後在我的畢業去向上寫了『靈活就業』，看，一個帳號我就成了有工作的人，沒工資也沒關係，」一位2023年畢業生這樣告訴BBC，出於安全問題考慮，她要求匿名。畢業兩年裡，她換了兩份工作，但都不令她滿意，如今她依然是待業狀態。

與此同時，騰訊、網易等「大廠」負擔起更大的緩解就業壓力的責任。

在騰訊本週一的一場關於實習生招聘官方直播裡，騰訊高管表示今年騰訊將開出7,000個實習崗位——在直播中，這個數字被稱為歷年新高。超過3萬名觀眾同時在線的這場直播裡，騰訊高管還表示實習生留用轉正式工的概率很大，「實習生的留用率連年走高，去年平均達到了60%以上」。

找工作壓力由此蔓延到實習壓力上，小戴說，現在打開高校「表白牆」等校內資訊平台，只會看到數不盡的找實習和求面試經驗的貼文，「剛入學的時候大家還在用這些平台找對象、約會、聊八卦，現在打開只有問績點和找工作的，太難了，根本找不到」。

招工壓力大

「我從大一就開始準備實習、考教師資格證、為就業做準備，這還不夠萬全嗎？」

小戴今年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儘管他一直強調自己是從秋季學期開始之際找工作，但為了畢業之後「絲滑入職」，他提前很久開始積攢實習工作經歷，為了讓自己在求職市場裡更有競爭力一點。

小戴在整個秋季招聘期間共投出50多份簡歷，手機螢幕使用時間統計小程序顯示他在「BOSS直聘」（中國常用招聘軟件）上花費的時間等於他所有社交媒體使用時長的總和。

秋招結束時，他收到了兩份工作邀約，但都沒有達到他的期望薪資水平：對於一個交大生物技術的本科生，市場早已把他明碼標價，他的價值是「最多一萬二一個月的醫藥銷售」。

「大學生是貶值的，研究生是不值錢的，」小戴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在電話採訪的那頭，小戴最常這樣重複一段話，並提起就在上週，一家位於深圳的公司給他開出「三千月薪」的「高薪工作」，對方的語氣讓他認為這家公司覺得小戴簽約這家公司勢在必得。

「找工作的這個過程讓我逐漸感覺到自己只是一個流水線上機器的一環，我甚至開始懷疑我自己受教育是為了什麼，為了知識，還是為了把自己賣出去一個好價錢。因為很明顯，好價錢並不容易。」

同在畢業季的中山大學新聞系研究生李同學告訴BBC，自去年秋招以來，她陸續向60多家公司投出簡歷，最終在退而求其次的情況下依然只收到兩家公司的offer（工作邀請）。

她的同班同學表示從去年秋招開始，大家就逐漸開始意識到「事情不對勁」。

「南航（南方航空公司）筆試要求我和考研面試一樣做雙機位，此外還要做測評。小紅書上有人數了，這麼繁瑣的流程都有2000多人進筆試，無人知道到底這個崗位有幾個名額，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招聘，」楊同學這樣介紹，同時補充表示這兩年簽約工作後，單方面毀約凍結招聘、取消聘用的公司不在少數。

小戴的一位學姐去年簽約入職位於上海的一家國企，工作兩個月後被告知「崗位不再開放」，同時公司威脅她如果走「勞動仲裁」，她作為應屆畢業生「勝算不大，以後也沒有公司會要一個畢業就仲裁的員工」。

這位學姐由此被迫待業半年，而她這樣的案例在小紅書上比比皆是。

「如果順利的話，南航這個考試才是第一輪，結束之後還有群面，單獨面試，還有高管面試，面試完了還有2分鐘即興演講，給我多少呢，開發崗只有稅前15（一萬五千元人民幣）。」

楊同學補充稱，在疫情前，和他同樣學歷和實習經歷背景的開發崗位程序員崗位給應屆生開出的薪資標準一般在兩萬五千元人民幣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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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上岸」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在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說，中國的畢業生裡出現了很嚴重的「贏者通吃」局面，即少量優秀畢業生拿到多個工作邀約，但其它學生可能一個都沒有，體現出中國目前結構性失業的局面。

他還指出，中國大學生就業市場面臨供需總量不匹配的總體性結構失衡問題，也有知識和能力結構錯配，後者是更嚴重和持久的問題。

李同學研究生就讀的是新聞學方向，但是畢業後60多份簡歷都投向產品經理崗位。小戴也放棄了生物相關的技術工種，因為「工資太低」，轉而走向教培行業，選擇成為一名國際學校教師。

他們都提到自己的同學裡，過半數都選擇了考不同地區的公務員系統，「考公上岸」。

這在數據上也有體現，2024年，中國報考公務員人數再創新高，首破300萬，但招錄職位僅有3.96萬個，平均約77人競爭一個崗位，其中，一些熱門工種甚至出現逾兩千人競爭一個崗位的現象。

「疫情三年，公司一家一家倒閉，我們只是小人物，幹不過時代，考公最穩定了，」小戴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