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

中國守軍連夜搶築工事，沒有人睡覺。早上謝晉元用從楊惠敏處得到的上海商會的電話號碼與上海商會聯繫。
四行倉庫的位置及建築結構對守軍相當有利。四行倉庫臨近上海公共租界，日軍不敢用海軍炮火攻擊。他們怕炮彈落入公共租界內，因為日本此時尚不願意同歐美開戰。日軍也不敢像在上海其他地方那樣使用芥子毒氣，因為這將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早上7時，一架日軍轟炸機在倉庫上方盤旋，但因為害怕誤中公共租界並未投彈。在遭到守軍防空火力攻擊後日軍轟炸機離去。
上午8時，營長楊瑞符召集全營官長及班長講話鼓舞士氣。10時謝晉元與楊瑞符共同視察工事並觀察日軍動向。當他們在樓頂上時謝晉元發現一隊日軍沿蘇州河北路移動，據楊瑞符回憶大約在一千米外。謝晉元拿起一支槍向其射擊，當場擊斃日軍憲兵一名。
下午3時開始下雨，四行倉庫周圍的火逐漸熄滅。日軍在西側發動另一次主攻，他們佔領交通銀行大樓，並在四行倉庫北面部署加農炮進行攻擊。加農炮對四行倉庫厚重的牆壁無法造成致命傷害，而在交通銀行大樓內的日軍又很容易被佔領制高點的中國守軍壓制住。兩小時後日軍放棄進攻，但得以切斷四行倉庫供電及供水。
當日由第一連陶杏春連長、營部軍官湯聘梓和機槍連楊排長帶領的一小隊中國士兵加入了戰鬥。
這期間上海商會得到中國守軍仍在閘北消息後相當激動，消息很快通過電台傳遍全城。人們在雨中聚集在蘇州河南岸，為守軍助威。上海市民向守軍捐獻十多卡車給養。卡車於夜間抵達四行倉庫附近，守軍用沙袋築牆到卡車旁，將給養拖至倉庫。搬運給養用了四個小時，在此期間三名守軍陣亡。守軍收到了食物、水果、衣物、器具和市民的慰問信。一隊記者也來到了四行倉庫，但由於謝晉元與楊瑞符因事繁忙，由機槍連雷連長代為接見。
謝晉元通過上海商會，向美軍要求送十名重傷員離開戰場。美軍同意了此項要求，因此傷員趁夜幕掩護被抬離戰場。
同晚上海商會決定向守軍送一面中華民國國旗。中國整編部隊當時沒有攜帶國旗和軍旗，當楊惠敏將國旗送入四行倉庫時由最高指揮官謝晉元親自接旗。當楊惠敏問及守軍的作戰計劃時，守軍回答誓死保衛四行倉庫。楊惠敏十分感動並向謝晉元索取所有守軍的名冊，並將其通告全國。但為了迷惑日軍同時又不使楊惠敏失望，謝晉元讓人根據原五二四團的名冊偽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單。另據楊瑞符回憶，之前送出就醫的傷員也被告知，若外界問起倉庫中有多少守軍時要回答有800人。這就是「八百壯士」的由來。

楊慧敏與中華民國國旗。

10月29日：
10月29日早上，上海市民發現四行倉庫樓頂升起一面中華民國國旗。由於楊惠敏只帶來了國旗但倉庫內沒有旗杆，因此守軍用竹子和草繩臨時製作了旗杆。守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參加了升旗儀式。而蘇州河對岸聚集的群眾據說超過三萬人，他們歡呼「中華民國萬歲！」（一說「中華民族萬歲！」）。日軍開始對中華民國國旗發動空襲。由於防空炮火密集，同時顧忌誤傷公共租界，日軍飛機沒能摧毀中國國旗就撤退了。經過兩天戰鬥，四行倉庫外防禦工事和倉庫本身都遭到破壞。
中午，日軍發動迄今最大規模攻擊。加農炮和輕裝坦克從各個方向發動進攻，迫使中國守軍第三連從倉庫外工事中撤回倉庫內。四行倉庫西側本來沒什麼窗戶（這可以從上面的照片看出），而日軍的炮擊卻給守軍打開了許多射擊孔。一隊日軍試圖通過梯子爬入倉庫二樓，謝晉元當時恰好在二樓窗戶前。他一手奪過第一個上來的日本兵的槍，另一隻手將其推下，之後向第二名日軍射擊，最後推倒了梯子。一名在戰鬥中負傷的士兵將自己綁上手榴彈跳下倉庫，利用自殺攻擊炸死約二十名日軍。戰鬥直到天黑，此時日軍以裝甲車和加農炮掩護進攻。最終日軍再次失敗後，開始用挖掘機向四行倉庫挖地道。河對岸市民用大字報通知守軍日軍的行動。 一人甚至在發現日軍準備再一次發動進攻後，打電話通知四行倉庫守軍。

10月30日~11月1日：
10月30日早上7時，日軍大部分時間用加農炮再次進攻，只有少數步兵參加。日軍試圖摧毀四行倉庫，由於建築堅固，沙袋和修理材料充足，守軍得以時刻修復。據楊瑞符回憶，加農炮炮火相當密集，平均每秒都有炮彈落下。傍晚時，日軍用數盞探照燈照亮四行倉庫，以便炮擊。戰鬥持續一天，守軍摧毀日軍數輛裝甲車。
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外籍人士不願戰鬥地點接近他們。面對日本壓力，他們同意勸說中國軍隊停止作戰。10月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國民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以「人道主義原因」停止戰鬥。對於蔣中正來說戰鬥已經勝利，絕大部分中國軍隊已經撤離，並重新部署到新位置，戰鬥已經引起西方世界注意。所以他下令部隊在10月31日撤離四行倉庫。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受命與英軍將軍斯馬萊特會面，會議決定第五二四團撤至公共租界，與在上海西部戰鬥的第八十八師匯合。日軍指揮官松井石根表示同意並保證允許中國守軍撤退，但事後很快反悔。謝晉元希望能繼續留守四行倉庫，直到戰鬥至最後一人。最終，張柏亭勸說其同意撤退。
午夜，11月1日，謝晉元帶領376人分小隊，分批通過新垃圾橋撤入公共租界。約十人在撤退中被日軍機槍打傷。到凌晨2時，所有守軍均完成撤退。

楊養正獲得的忠貞獎章執照

後續：

部隊撤退後隨即宣布與第八十八師匯合，但馬上被租界內的英軍攔截沒收武器並限制自由。這是因為日軍威脅：如果讓他們離開就要入侵租界。他們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義大利防區的膠州路進行隔離。
蔣介石提升了所有參加保衛戰的軍人的軍銜（各晉一級），並授予謝晉元與楊瑞符青天白日勳章。
在他們被軟禁期間，上海市民經常探訪他們並進行文娛表演。軍官為士兵開設了多種課程如，外語、數學，基督教神學。《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者陳望道也經常到營地探望。士兵繼續每日進行軍事訓練並保持高昂的鬥志。他們抵住外界的壓力堅持升國旗、唱國歌。
1938年8月11日，被困於上海膠州公園隔壁孤軍營的四行孤軍為紀念八一三抗戰一周年懸掛中華民國國旗，與公共租界白俄商團發生衝突，衝突中愛國官兵被商團擊斃2人，傷94人。團長謝晉元等16人被扣押，次日四行孤軍絕食抗議暴行。同日將上海各界捐助的281元轉捐作保衛武漢之用。是月13日，蔣介石電令中華民國行政院與公共租界交涉此事，後公共租界工部局被迫同意恢復8月11日之前狀態，嚴懲肇事者，撫恤被難士兵，四行孤軍可自由懸掛國旗，不受干涉。
淞滬會戰中方雖然失敗，並損失國民革命軍近三分之一精銳部隊，但它鼓舞中國軍民的士氣，並向外界傳達中國積極抗戰決心。媒體用「八百壯士」來稱呼這414名守軍，同時《八百壯士歌》被創作出來以激勵軍民抵抗日本侵略。但蔣中正期盼的外國援助卻毫無進展，歐洲各國除了對日本提出譴責外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只有德國和蘇聯在二戰歐洲部分爆發前援助過中國，而德國迫於日本壓力於1938年結束了對華援助。
守軍在「孤軍營」中被羈押三年多。後來日本方面聲稱允許釋放這些士兵，但條件是解除武裝並以難民的身份離開上海。謝晉元拒絕了這些條件，並於其後多次拒絕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1938年-1940年）及汪精衛政權（1940年-1945年）的勸降。
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像往常一樣指揮孤軍官兵做早操。謝晉元一個人站在操場門口檢查士兵遲到的情況，已被汪精衛政權收買的二連下士郝鼎誠、四連下士張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張國順4人從大禮堂方向走來。代團長謝晉元走上去問他們為什麼遲到。郝鼎誠突然拿出身藏的匕首刺向謝晉元面門，隨後在其頭胸等部位猛戳，其餘3人也一擁而上，向其左太陽穴及咽喉等致命處狂刺，謝晉元當場倒地。共有超過10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而三天內湧進孤軍軍營瞻仰其遺體的共達二十五萬人次。謝晉元死後被追贈少將軍銜。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日軍佔領上海公共租界，並俘獲這些士兵。他們分別被遣送至杭州、南京孝陵衛及光華門做苦役，還有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拘押。部分被送至孝陵衛及光華門的士兵於1942年11月逃脫，其中一部分在重慶重新歸隊，另一部分就近參加游擊隊。另外三十六名官兵被押至紐幾內亞作苦工。

「八百壯士」無限悲痛，一致決議鑄造謝團長紀念像章。八百壯士孤軍抗戰的事蹟傳開後，全國慰勞總會向他們敬贈了忠黨衛國紀念章。1944年，「八百壯士」部分倖存者逃出日軍控制範圍，陸續到達重慶，國民政府又特意制發了忠貞獎章表彰這些愛國勇士。另外還有四行孤軍工務社證章。
抗戰勝利後，從全國各地回到上海之倖存者有一百多人，在新幾內亞作苦工之36名官兵由澳洲政府派軍艦送回上海。約100名該營戰士回到上海在四行倉庫搭棚為謝晉元守靈。國共內戰爆發後，他們大多不願再戰而復員。之後他們當中一些包括女童子軍楊惠敏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那些留在中國大陸的士兵，因為是國軍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不公正待遇。
2009年3月7日，中華民國國防部成立專案小組，自巴布亞紐幾內亞迎回海外陣亡將士英靈總牌位，並由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主持春祀。其中包含中華民國陸軍67師200團吳坤上尉、新30師孔憲章上士、曹友生上士，以及當地從事抗日活動被捕民眾梁有年、陳緯南，共計256位英靈正式入祀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根據當地新挖掘到的中國廣東民眾死亡紀念碑記載，共有636員死亡，其它受難者尚無下落。
居住在台灣的八百壯士當事者，名為厲鼎新，當年為傳令班中士班長。
2010年12月16日下午五時，「八百壯士」中最後一名倖存士兵楊養正因肺部嚴重感染及心臟衰竭，在重慶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附屬新橋醫院逝世。享年九十六歲。
另據報導，又找到一位八百壯士倖存者楊根奎，但其身份尚存疑。

影響：
謝晉元遺體被埋葬在其孤軍營宿舍門前小花園內。1947年上海市政府將上海北火車站到四行倉庫的滿洲路改名為晉元路，將與孤軍營一牆之隔的膠州公園改名為晉元公園，並將附近一所中學改名為晉元中學。

雖然謝晉元從未參加過國民政府剿共的軍事行動，但他的墓地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徹底破壞。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3年4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虹橋萬國公墓重建其墓，「表彰他『參加抗日，為國捐軀』的光輝業績」。1986年，謝晉元的家鄉廣東蕉嶺為其樹立紀念碑，將其母校改名為「晉元中學」。
四行倉庫經過改建後現仍存在，部分空間被改為紀念館用來紀念四行倉庫保衛戰。展覽廳開放時間是每周五的下午1：30-4：00。其餘大部分仍被用作倉庫，歸屬上海百聯集團，甚至在三樓還有一家保齡球館。
四行倉庫保衛戰期間，許幸之、吳印咸等人曾深入戰場一線，拍攝了八一三事變前後的大量新聞資料片，其中他們還將攝像機架在高層建築上，搶拍到四行倉庫保衛戰的現場畫面。1938年春，許幸之、吳印咸攜該批資料赴香港剪輯，製成新聞紀錄片《中國萬歲》。
1938年，八百壯士的事蹟被拍成同名黑白電影，1976年又於台灣拍攝了同名彩色電影。
2005年，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中國電信發行了一套主題電話卡，其中一張為四行倉庫。

中國電信於2005年發行的紀念該此戰鬥的電話卡

回到淞滬會戰部分。

日軍登陸金山衛：

11月3日，日軍數次越過蘇州河。

11月4日，日軍第13師團接替重藤支隊、永津支隊的長江守備任務。
11月5日以後，日軍第10軍在杭州灣北岸之全公亭、金山衛兩地登陸，日軍兩路猛犯松江。是日拂曉，日軍第10軍第6、第18師團及國崎支隊，在全公亭、金絲娘橋、金山衛、漕涇一線登陸，分南北兩路進攻松江橋、閔行及呂巷、太平橋。右翼軍命令所部對北路日軍阻擊，雙方鏖戰至11月6日晚，中國軍隊撤到南橋、葉榭附近。日軍向黃浦江突進。晚間，國軍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主張將軍隊撤到吳福線。軍令部長徐永昌：「我軍若撤至吳福陣地，敵必在上海協定線堅固不進，以緩和各國之干涉。日前上海各國領事調解浦東南市作中立區，我以為許之至佳。而反對者有之，持重觀望者有之。在今日說，直是不費之惠。蔣中正則擬固守南市，是又出於純軍事或外交範圍外矣。」
11月6日下午，南路日軍攻佔呂巷、廣陳後，於晚間攻佔金山。
11月7日，為統一指揮上海派遣軍及第10軍，日本大本營編成中支那方面軍，由松井石根大將兼任方面軍司令，並下達臨參命600號（統制線）：「將華中方面軍的作戰地區為蘇州、嘉興之線以東。」
11月8日，太原、任縣失守。國軍於晚間下令淞滬戰線向平嘉、吳福線移轉。由於九國公約會議正在召開，蔣中正則電令前線希望再守3日。按日方統計傷亡已達4萬餘人。
11月9日，青浦、松江經日機轟炸，幾成焦土而淪陷。中央軍朱紹良部開始向青浦、白鶴港轉移，左翼陳誠部同時西撤，右翼翼軍張發奎部撤至蘇嘉線附近。日軍第3師團向龍華推進，第9師團向高家灣追擊。蔣中正下令撤退，但部隊秩序已經混亂，國軍兵分兩路（北路沿京滬鐵路，南路沿蘇州河）向南京及杭州撤走，因日軍戰鬥機不停朝沿路退兵機槍掃射，國府軍此階段傷亡尤為慘重。
中國軍隊奮勇迎擊，寸土必爭，日軍因正面進攻挫敗，乃於11月初以重兵自杭州灣北岸登陸，中國軍隊後路受威脅，乃於11月11日全線撤退，重作佈置。南市孤軍苦戰3日，於11月11日撤退，浦東亦為日本佔領。

11月12日夜，上海市區全部陷落，淞滬會戰結束。

會戰之後：
11月13日，國民政府發表自上海撤退之聲明：
「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
日軍第16師團在太倉附近白茆口登陸。國軍於月中由太倉、崑山、瀏河撤退，將全線調整，東起福山，經常熟，越蘇州、吳江、平望，西接嘉興，東南迄乍浦至獨山。日軍向支塘鎮前進。國軍第十五、第二十一集團軍一部進入常福陣地。
11月15日，蔣中正召集會議，希望國軍努力抵抗掩護遷都。
11月19日，國軍下令棄守吳福線。徐永昌：「九時悉嘉興被敵佔領，我軍退至距城數里之線。又南潯亦為敵佔領。常州顧墨三（祝同）電話，蘇州為敵佔領，已退無錫、江陰之線。因偕往蔣先生處，決定不必再論守城，祗求江陰至長安之線能多守幾日。據何敬之（應欽）云：僅軍政部之要品須一百列車方能運走。」
11月20日，蘇州失守。南京告急，國民政府即移駐四川省之重慶，建為陪都，主要軍政機關則在漢口辦公。
11月23日，日軍至無錫。
11月26日，國軍下令棄守錫澄線，上海戰役結束。蔣中正在日記中留下：「竟不分步驟，全線盡撤，絕無規律，痛心盍極！」
11月27日至12月7日，江陰要塞因彈盡援絕失陷。。
宋美齡在戰爭期間親赴上海戰場慰問官兵，遭日軍炸傷出國醫治。

戰後統計：
8月13日戰事爆發，廠礦遷移委員會成立，工廠內遷至1940年大體結束。內遷企業中67％是重工業，至1940年經政府部間協助內遷之技工約12,164人，其中機器業5,968人。
依日方統計：淞滬戰場陣亡9,115名，負傷31,257名，合計40,672名。何應欽個人統計：國軍死傷約187,200名。這次戰役，日軍傷亡6萬多人，被中國軍隊擊毀、擊傷飛機200多架，艦船20餘艘。計淞滬之戰前後3個月，日軍死傷逾10萬人，中國軍隊浴血苦戰，尤以八百孤軍之困守四行倉庫，震驚國際，凜烈萬古。

對戰局的影響：
淞滬會戰挫敗日軍中央突破、速戰速勝之戰略意圖，迫使日軍在華北戰場上轉攻為守，在青島地區暫停軍事行動，打亂日本軍國主義者侵華之全盤計劃，使他們未能3個月滅亡中國。它是中國局部抗戰轉向全面抗戰之歷史轉折點，在國際反法西斯鬥爭中佔有極重要地位。
淞滬之戰，日軍共投入2個軍9個師團約30萬人，比整個華北戰場日軍全部兵力多出2個師團。經過3個月奮戰，中國軍隊斃傷日軍5萬多人，粉碎日軍「速戰速決」、「三個月滅亡中國」之夢想，有助於鼓舞全國人民抗戰鬥志。
原先蔣中正打算速戰速決，並將日軍注意力從華北轉移到華中，為了達到這目的他將手中受過德國顧問訓練最精良部隊全數送上前線。不過由於速戰速決目標失敗，導致更多兵力加碼投入戰場與具有軍艦支援且補給源源不絕的日軍進行絞肉戰，總計國民政府在這場戰爭除了中央軍外，先後各派系部隊共78個師、7個獨立旅、3個暫編旅、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砲兵7團、財政部稅警總團、憲兵1個團、上海市保安總團、上海市警察總隊、江蘇省保安團4個團，3隊海軍艦隊，兵力總數60萬人以上。其中精銳部隊在戰鬥中損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使蔣中正實力大為削弱。
此外，《李宗仁回憶錄》中指出：「當時我軍參戰約五十餘師，戰鬥兵員在六十萬左右，約全國兵力的百分之六十。當時淞滬戰場離蘇嘉鐵路第一道國防線尚有百餘華里。投入戰場人數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場，四面平曠，無險可守，日軍陸海空三軍的火力可盡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砲火之猛，猛到我砲兵白日無法發砲，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只是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來的歷史上，鮮有前例。……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蔣中正知道國軍只有極小機會獲勝，上海將會失去。
馮玉祥說：「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3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個小時死了三分之二，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
除了軍隊的耗損以外，淞滬會戰後期毫無章法的總撤退使整個戰線完全潰散，並讓日軍得以長趨直入，間接導致了南京保衛戰提早開戰。
以軍事面來說，國民政府不但戰敗以外還讓其軍事實力大幅受創，使得多年建軍付諸流水；但在政治面上卻是成功的，淞滬會戰將中日衝突成功的檯面化宣傳到國際媒體。也讓世界清楚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的立場：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將其一塊一塊地征服侵吞，也證明了中國絕不會向日本投降，而戰爭導致的國外資產損失與日軍的戰爭暴行有效的降低國外輿論對於日本的好感，也間接影響日後英美對中國戰場的支持。中國軍隊之犧牲精神和戰鬥能力，贏得各國軍事觀察家高度評價。
最後，日軍原先希望藉由有限度衝突取得在華利益的作法，在淞滬一戰後開始無法收拾。淞滬會戰的時間長達三個月，最終也只能在傷亡慘重下勉強奪得勝利，而國民政府在此戰以後毫無對日本妥協的態度使日軍無法回收戰爭成本，在一無所得下日軍必須增兵以在這場戰爭獲得利益，這種惡性循環最終使日本國力逐步拖入崩潰邊緣，並引發更大規模戰爭。
雖然淞滬會戰中國在戰術上失敗，但戰略上成功將日軍移往中國東南，使日軍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之地形，使日軍無法佔領全中國。上海守軍之抵抗掩護黨政機關學校和工商企業轉移往內地，為抗戰保留元氣。

對中國政治的長期影響：
蔣中正在淞滬會戰幾乎投入所有的精銳部隊，最後除了慘重傷亡之外戰爭還輸的一敗塗地，但日本當時尚未做好侵略中國的準備，因此無法有效的趁勝擴張，否則淞滬的戰敗後果將不堪設想。在這之後，中央政府的兵力與各地軍閥的差距縮小，這時中國共產黨、各地軍閥都各據一方，擁兵自重。日後長江中下游的各省的喪失，使得國府吃緊的財政更加雪上加霜，不得不與各地軍閥爭奪稅賦資源，造成抗戰中的內戰。淞滬會戰後大量的游勇散兵，國民政府無力加以收編，因此成為各地土匪游擊隊造成後方百姓的困擾，或者被中國共產黨加以吸收，使得八路軍與新四軍的實力急速強化，到1940年7月7日時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五十萬人。蔣中正知道「攘外必先安內」，但還是沒法改變歷史。但由於中央軍的慘重犧牲，奠定了蔣中正作為中國抗戰軍事統帥的地位和形象。也讓抗戰時各地軍閥大多聽令重慶政府的命令，如果沒有淞滬抗戰，各地軍閥依舊無法統一指揮，蔣中正也無法處決臨陣脫逃、失守山東的韓復渠。

對上海城市發展的影響：
持續3個月空前慘烈的淞滬會戰極大的改變了上海城市發展的空間格局。上海的蘇州河以北地區，包括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區和東區，以及閘北華界，由於控制了黃浦江下游岸線，和陸上門戶火車站，曾經是20世紀初上海城市發展最迅速的地區。
淞滬會戰期間，閘北和虹口成為中日兩軍對峙的前線，閘北幾乎100％毀於戰火，虹口和楊樹浦的損失達到70％，此外南市區和吳淞的損失也相當嚴重。無數的建築物葬身火海，上百萬當地居民被迫避難到蘇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區。
此後，上海城市的精華完全集中於蘇州河以南面積有限的租界地區，蘇州河以北地區嚴重衰落，對上海後來的城市發展造成了長期性影響。戰爭廢墟上後來曾經形成大片難民聚居的貧民窟，曾是上海很長時期內極其注目的城市景觀。（由於缺少保護價值，現在大部分已經改造成高層樓群）

陣亡將軍：
朱耀華中將。字強生，湖南長沙人，國軍第78軍第18師師長。1937年10月24日拂曉，日軍在150架轟炸機，10餘輛坦克掩護下，集中兵力猛攻18師駐守的大場鎮，18師官兵苦戰3日，萬餘官兵犧牲，大場鎮失守，舉槍自盡殉國。（但另據資料，稱因衛兵阻攔朱耀華自殺未果，但亦受傷致殘，後曾任第八戰區軍法執行部執行監。20世紀50年代初在中共鎮反運動中被殺。）
吳克仁中將。字靜山，黑龍江寧安人，滿族，保定軍官學校5期砲科畢業，國軍第67軍軍長。所轄107 、108師是淞滬抗戰中最後趕到戰場的原東北軍主力，1937年11月8日拂曉，日寇柳川第10軍主力渡過黃埔江。9日，吳將軍在掩護上海守軍撤退時，在白鶴港遭到日軍便衣隊襲擊，壯烈犧牲。
路景榮少將。江蘇武進人，1902年生，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98師583團團長，師部少將參謀長。1937年9月10號在上海月浦與日軍激戰中犧牲，時年35歲。
李友梅少將。字竹三，廣東五華人，1908年生，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1軍第1師第4團團長。1937年9月18日，在淞滬會戰顧家宅之役中犧牲，時年29歲。
楊傑少將。字子英，河北容城人，1895年生，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1軍第1師第1旅副旅長。1937年10月11日，在淞滬會戰顧家宅之役中犧牲，時年41歲。
龐漢禎少將。字胤宗，廣西靖西縣人，壯族，1899年生，廣西陸軍講武堂及中央軍校南寧分校高級班畢業，國軍第7軍第21集團軍第170師第510旅旅長。1937年10月23日下午3時，在陳家行指揮戰鬥中，被日軍火砲擊中犧牲，時年 38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秦霖少將。字松濤，廣西桂林人，1900年生，廣西陸軍講武堂畢業，國軍第7軍第171師第511旅旅長。1937年10月23日，秦霖將軍在日機轟炸中不幸中彈犧牲，時年37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黃梅興少將。字敬中，廣東梅縣客家人，1897年生，黃埔一期畢業，國軍第9集團軍第88師第264旅少將旅長。8 月14日下午3時許，黃梅興將軍親臨前線指揮，在愛國女校附近被日軍迫擊砲彈擊中，壯烈殉國，時年40歲。一同殉國的還有旅部參謀主任鄧洸中校及通訊排官兵30餘人。黃梅興將軍是淞滬抗戰國軍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後追授陸軍中將。
宮惠民少將。字劍豪，廣東曲江人，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4軍第90師第270旅旅長。1937年10月28日在嘉定清水顯犧牲，時年31歲。
劉啟文少將。河南南陽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國軍第67軍第108師第322旅旅長。1937年11月8日在石湖盪與日軍激戰中犧牲。
蔡炳炎少將。字潔宜，安徽合肥人，黃埔一期畢業，國軍第18軍第67師第201旅少將旅長。淞滬抗戰中有「血肉磨坊」之稱的羅店爭奪戰中，8月27日晨，蔡炳炎將軍親率402團兩個營攻擊羅店日軍，不幸中彈陣亡，時年35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吳桐崗少將。遼寧人，國軍第67軍參謀長，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松江與日軍激戰中犧牲。
鄧玉琢少將。遼寧東港人，國軍第67軍第107師參謀長。1937年11月9日在上海松江與敵激戰中犧牲。
朱之榮少將。遼寧人，國軍第67軍第107師第321旅旅長。1937年11月10日在上海松江與日軍激戰中犧牲。
李伯蛟少將。湖南邵陽人，早年投軍，國軍第28軍第63師第187旅旅長。1937年11月在上海金山衛阻擊日軍登陸部隊，激戰中犧牲。
吳繼光少將。江蘇盱眙人，1903年生，黃埔二期畢業，1937年11月11日在白鶴港與日軍激戰中犧牲，時年34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各類評論、檢討：
1938年11月28日，蔣中正：
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將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方面佈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以致整個計畫受到了打擊；國家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是我統帥應負最大的責任，實在對不起國家！

張治中：「上海之未能一次總佔領，統帥部失機於先，叫我停止攻擊；後來大戰展開，除陸軍外，又沒有配合有力的空軍。」
第九集團軍作戰課長史說：「部隊方面，必須學會對堅固據點的攻堅戰術，但當時部隊軍官缺乏攻堅知識與經驗，又沒有威力強大的武器....初期攻擊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就不知道用重砲直接瞄準去破壞和壓制日軍火力點以及接近爆破。」
胡宗南身邊的參謀於達：『革命軍積下一個很不良的習慣，其原因可能是蔣委員長對於底下的「學生」很不放心，而事事干預他們。打仗是瞬息萬變的，等委員長看到前線電報已經過了好幾天，戰況早變了，必打敗仗的，此乃源於「毛頭小子不放心」的心理。而師長也常越級指揮下級團長，常使旅長不知兵在何處。不放心和越級指揮造成作戰能力低落。』
孫元良：「國軍雖動員了優勢兵力，但機動運輸集結力不足，結果演變成車輪戰，始終沒有足夠的預備兵團，給了日軍各個擊破的機會。」
法肯豪森：「雙方海空火力落差太大，國軍僅能用夜暗期間，日軍海空兵力無法發揮優勢時，對白晝日軍所佔據之村落進行反攻。」
陳誠：「附近各縣地方官員負責者，事先不組織民眾，事後不知動員抵抗，這也是我們作戰中極大的缺點。」「漢奸太厲害了，敵機一來總部到處都是小鏡子，一閃一閃地向敵人指示目標。夜間則發信號彈，捉不勝捉。」
顧祝同：「大場情況變化後，閘北陣地側背完全暴露，必須調整態勢。但國際聯盟11月初要在日內瓦開會，會中要接受我國控訴，將討論如何制止日軍侵略行為，所以委員長有意要留在閘北作戰……盡量爭取時間，喚取友邦同情。」
顧維鈞為九國公約會議與淞滬會戰的關連作分析：「西方人士一開始就認定，中國是個政治不團結，軍事上又渙散落後的國家，……西方認為中國的抵抗無濟於事，日本終究要佔領中國，那麼向中國提供援助又有何用，認為抗戰不可能持久……問題在於，是運用這些軍隊堅守上海，從而在國外產生心理上的效果呢，還是要後撤至一個偏僻角落進行戰鬥。這地方不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會有任何人關心，但損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是什麼地方，戰鬥為了什麼。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國最大利益，……所以我們主張政府盡可能堅守上海線。」「不幸的是，中國軍事最終惡化了。恰巧又與11月15日美國新國會孤立主義碰在一起，這此因素導致布魯塞爾會議上一些主要代表團都催促趕快結束會議，……事情很明顯，以後再也不可能有何作為了。」「雖然羅斯福看出了當時歐洲與東亞方面的危機，但美國國內民意上的姑息壓力使其無法有實質作為。」陳誠：「戰略原是達成政略的一種手段。但是戰爭既啟，就應該以戰略為主，不能因為政略牽制戰略。因為戰略保持勝利的時候，政略的環境就可以跟著好轉。反過來說，如果戰略失敗，就是當初認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著惡化。這次戰略受政略影響極大，乃是國家的不幸，並不是國家的錯誤，因為我國本身準備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關係。」淞滬會戰後期的「死守」被學者形容成「為政略殉」，非出於戰略因素，而是為了國際輿論、民心民氣而戰。蔣中正當時痛苦的表示：「藉此戰略關係而撤退，使敵不敢窮追，是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然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
第88師參謀張柏亭：「委員長訓示政略目的，是強調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為，而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中外視聽所集，要在國聯開會時，把淞滬戰場的現實景況，帶到會場去……」「孫元良8月12日率先佔領上海北站、寶山路、八字橋、江灣路一線，此獨斷決策對戰局有決定性的影響，使國軍取得閘北軸心陣地。」「淞滬戰場一開打，中國老百姓就開始協助日軍割斷電線、破壞電訊，或擾亂治安、刺探軍情。」
蔣中正：「緒戰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滅滬上敵軍。何應欽部長未將巷戰及攻擊武器發給使用，待我想到，催發戰車與平射砲，已過其時……何應欽誤事誤國，亦我想到太遲之過也。」「由大場撤退至蘇州河南岸以後，以張發奎為指揮官，使金山衛、乍浦一帶無人負責，不注重側背之重要，只注意浦東之兵力不足，調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東，乃使敵軍得乘虛而入，此為我戰略最大之失敗也。」
白崇禧：「我方裝備訓練遠不如人，全賴血肉之軀與之相抗，打破日本軍閥三個月征服中國之迷夢。上海抗戰原計劃是節節抵抗，故有設吳福線、錫澄線，後因敵人掌握制空權，行軍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實施。複以命令下達倉促，部隊準備不周，故原計劃尚未實現便開始撤退。」
滕昕雲：「國軍在圍攻時期空軍尚有表現，但隨著戰損增加，任務重心轉為首都防空，使日本在後期取得制空權。在海空劣勢下，反登陸作戰註定不會有太大成就。甚至有些部隊在未與敵人接觸前，就遭到日軍艦砲、航空轟炸而傷亡過半。」『1936年7月，國府財政顧問李茲羅士曾向蔣中正直言：「閣下期望英美支持中國抗日極為不智！」兩者所言皆正確，李茲羅士乃是當下情勢分析；蔣中正則是長遠局勢之發展。』
黃仁宇：「德國顧問誤判情勢，認為日軍在金山衛方面的行動應該只是屬於兩棲佯動，藉以吸引國軍注意，並非作戰重點」『苦撐待變即是持久抗戰的主軸，日軍擊破了國軍的抵抗，使國軍蒙受極大損失。蔣中正不會不清楚，他惟有採用長期持久戰略，持續消耗敵人實力，並靜待「國際情勢」的變化，別無他法。』
吳相湘：「蔣委員長誘使日軍主攻向由『自北南下』改變為『自東西上』的戰略終成功，一切可按1935年7月持久抗戰的計劃了。」
李雲漢：「就原定計劃而言，日本決不能將其兵力用在長江流域，如今卻調集10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到了長江流域，而使中國初步達到持久戰略的目的。」
蔣緯國：「此役打破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吸引日軍主力到華東，使長江下游之人員、工廠能遷往西南大後方，增加持久抗戰之能力。」
重光葵在《昭和之動亂》：「華北戰事擴大，立刻刺激了上海，米內光政海相強硬要求陸軍出兵，參謀本部則堅決反對。這事把政府夾在中間，弄得近衛首相非常難為，結果通過了最低限度的出兵折衷方案，派了三個師，叫松井帶領向上海出發，但仍陷於苦戰。第二次又派柳川以幾個師編成一個軍，從杭州灣登陸，中國軍這才開始退卻。」
汪兆銘：「戰被動、和亦被動。就戰來說，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橫著一個「戰給國際看」的念頭。中蘇締結《不侵犯條約》當時，武斷蘇聯必於三個月內出兵參戰。《九國公約》國在比京開會時，武斷會議結果必能制止中日戰爭，一切戰略因此之故，皆處被動，以致敗壞不可收拾。」
德國顧問：「自戰鬥開始日軍即掌握了無可爭辯的制空權，對戰局自會產生不利影響。重野戰榴彈砲由於訓練不足與觀測不夠精確，多數均留在後方。過早爆破上海與青浦道路間之橋樑，增加國軍後撤之混亂。」
東條英機：「太平洋戰爭前，日本對中國作戰四年以上，以日本國力對復興中強有力的中國作戰，自感國力的不足。」
10月28日，英國海通社：「上海十週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泰晤時報：「華軍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此為近代史中的第一次。」
鄭浪平：「事實上，就算國軍事先在杭州灣金山衛待命，也沒有足夠軍力阻擋日軍第十軍三個半師團登陸（日軍1師團約2萬人）。」「中國沒有完整與統一的後勤系統，更沒有後備軍人，徵兵制才在試辦階段，因此由各地強徵來的補充兵員，多是沒受過軍事訓練的。」
1938年6月，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如果將國民政府比喻成一把扇子，蔣中正實為扇軸。對於擁有民族意識之中國多數知識份子來講，蔣中正是其國家生存、民族復興的好漢，更是中國民眾的民族英雄。要打倒中國國民之偶像，與討伐張學良的滿州和其他地方軍閥是不同的。」
中國大陸的書籍以負面評價為主，一般稱為「片面抗日」、「對九國公約不切實際的幻想」、「安內攘外的誤國政策」、「出賣中國」、「不抵抗主義」、「妥協主義的下場」。台灣學者認為這是「後見之明」、「人為加工」、「與日方交涉是出賣國家的說法欠缺客觀」
潘漢年：「主要是由於抗戰已經三月有餘；而對外並未堅決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對內，始終沒有嚴厲打擊政權機構中的親日份子與主和論的官僚政客。……連日來消息所傳不外是調解、妥協、停戰，於是給熱望九國公約會議的同胞們，一個嚴重的心理上的幻滅。……其中南京少數大吏相機進言蔣委員長提議與日直接談判和平，這群漢奸的活動及著名親日份子、和一貫主和的官僚政客，依然追隨最高領袖之左右的事實，有意散佈各種謠言，致使妥協和平空氣瀰布一時。」
由於國民政府中央軍如第3、9、14、36、87、88師、稅警總團（德國人稱為鹽師）等部隊是由德國顧問所訓練，第87、88師也派有德籍顧問，因而淞滬會戰的「德式中央軍」被部份外籍人士稱為「德意志戰爭」。10下旬日軍進入閘北時，對國軍的防禦工事讚嘆不已，譽為「現代巷戰之典型陣容」。
撥補制度的問題：（可能是陳誠或法國顧問建議的）國軍傷亡過大時，直接將兵員送上前線補充，部隊不換防（整個部隊不撤下來整補）以免換防發生危險，有作戰經驗的老兵也能帶領新補士兵延續經驗，稱為「撥補制度」。代價是，許多前線軍士官已瀕臨死亡仍拒絕後送就醫，因過多新補兵員訓練不夠容易臨陣退縮，要是中下級軍官不在場監督，部眾可能怯敵輕棄陣地，導致精銳幹部與老兵嚴重傷亡，後期無力發動全面反擊。

國防線的缺陷：

國防線原是由德國顧問實地勘查所設計，但規模龐大非中國財政所能負擔，於是參謀本部李青等人參照德國規劃，擬定出折衷方案的國防線。國防線的工事掩體、交通壕多來不及完成，或找不到掩體、打不開暗鎖，部分工事構築位置、品質不符需求。
羅卓英：「吳福陣地與工事無圖參考，無人指示無鑰開門。前線撤退而在國防陣地之軍政要員，尤其兵站、交通、通信等單位卻同時失去連絡，無人負責。江南湖沼河渠交錯，在軍事上非完全障礙，有變成空隙薄弱之虞，須有水面巡防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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