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以私人身分發表的反戰內容，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筆者認為是有用的。因為以往右翼媒體會刻意地把這種聲音掩蓋掉，但隨着石破茂以及越來越多日本名校畢業生、青年開始呼籲更多戰後反思，這本身已是一種肉眼可見的改變。
儘管中國媒體基本上沒有提及，但《朝日新聞》與《東京新聞》等主流媒體都有轉載一份民間戰後聲明《呼喚和平之聲》。那是一個名為「Wake Up Japan」（WUJ）的民間倡議團體發布的。許多成員我都認識，其中不乏東京大學的學生，更有不少具有媒體背景。
對於石破茂的聲明，目前在中國留學的日本獨立記者孔德湧撰文評價：「如何界定並直面上一次世界大戰，始終是戰後日本面臨的一個難題。」他追溯了日本政府如何嘗試以首相名義發布官方聲明來履行歷史責任，指出自1995年（戰爭結束50周年）以來，此類聲明在獲得內閣批准後，每十年發布一次。但在2025年即戰後80周年，情況有所不同。
「在保守派認為日本的歷史責任已告終結的呼聲下，時任首相石破茂未發布官方聲明。如果這份訊息能在每年八月——當全國沉浸於戰爭歷史紀念與反思之時——發布，其分量和影響力或許會更大。戰後80週年之際，任何書面官方聲明的缺失，給日本的歷史敘事與反思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孔德湧認為，「Wake Up Japan」的挺身而出，承擔了政府不願承擔的責任，旨在廣泛吸納公民參與，並超越日本國內公共話語以及文化、國界的分歧。
「Wake Up Japan」自2024年6月開始，歷時一年收集民眾關於戰時歷史心聲的成果。隨後將聲明和請願書提交至內閣府，敦促政府發布官方戰後聲明。WUJ作為一家日本非營利組織，相信「社會問題不應被視為個人責任」以及「每個人都有改變社會的力量」，致力於在移民難民問題、公平貿易、可持續性與和平等領域提升社會意識。除了促進反省以外，它亦有「東亞和平大使項目」，由四個核心成員組織舉辦有關地區的戰爭記憶和民族情緒的研討會，促進相互理解與對話，使人們不再視此區域為「地理相近，心理相遠」。
除了WUJ以外，中日學生會議、京論壇等中日青年友好會議，同樣發揮了作用。發起WUJ的長川美里本身是東大的畢業生。她曾參與的「亞洲校園」（Campus Asia）項目致力於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交流，近期也融入了東盟要素，也會讓優秀的學生獲得有關的海外學習和文化交流經驗，覆蓋北京大學、東京大學、國立首爾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
長川美里指出，在首爾的「分享之家」（Nanum-ui jib）——一個照顧幸存的「慰安婦」的機構中，從事義工服務的韓國學生甚至都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戰後聲明。這反映：「即使是參與戰爭記憶相關活動的人以及優秀大學裡的傑出學生都不知道這些聲明，日本政府的話可能實際上並沒有傳達到人們那裏。」原因何在？她沒有說得很透徹。而我認為主要還是因為右翼壓制了相關聲音所致。
破局的方法自然是讓大家知道，在中日韓都有越來越多人關注戰後反思。於是WUJ自2024年6月開始收集民眾的心聲。在「戰後80周年市民談話」中，主辦者主張「在戰後80年的這一年，我們不再以以往的方式，劃分這些聚集在此的渴望和平的聲音。我們選擇了聚集這些聲音，但我們不會再附加更多的觀點與解讀」。他們的初衷是「希望每個人都能看到此前未曾進入我們視角的事物」，即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展現不同的觀點。截至2025年7月底，已有來自14個國家和地區的114名個人和團體用日語、英語和中文發送了他們對戰爭歷史的看法及對和平的祝願。最初，WUJ計劃通過總結這些聲音來起草聲明。但面對數量龐大、內容多樣的回饋，他們選擇了原汁原味地呈現所有說法。
筆者在「01論壇」看到《馮煒光｜駁謝偉俊的「香港不宜搞紅色旅遊」》以及《黃冠麟｜駁馮煒光「駁謝偉俊謬論」：香港豈能只搞紅色旅遊？》的「筆戰」，特別感慨。因為相比起以前，這類「何謂之對香港好」的公開辯論少了許多。如果我不是「親建制」，我能從辯論中進一步了解到香港的紅色旅遊價值，例如周恩來在香港養病以及越共成立的背景；如果我是「親建制」，我至少也會理解到「哦！原來謝議員在旅遊方面還有一定的專業背景，新加坡太過去殖也為此付出過代價」。儘管筆者認為「不讀書、不懂歷史、沒有格局、視野狹隘、胡言亂語」以及「戀殖」等說法有點太過火，有人身攻擊的嫌疑，然而真正的兼容並包、五光十色就在於，只要是有論據的觀點，都應該被涵蓋、被尊重。
希望這樣的努力能夠被更多人看見，也希望未來香港社會能有更多關於香港應該怎麼做得更好的公開討論，無論是政府、立法會還是智庫或者其他民間組織，都應該發揮自己的力量。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